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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联姻结亲（第1页）

二、联姻结亲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父亲是家庭中最有权威的指挥者。按照封建伦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换言之，大臣必须听命于君主，子女必须服从于父亲，妻子必须听命于丈夫。体现在婚姻制度上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庭成员的婚姻不能自主，必须由父母安排。因为，姻族关系既是经济利益的一种驱使，又是一种政治需要，有选择地实现婚姻关系是受家族利益所左右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1]婚姻关系对于明州史氏家族来说确实有其积极的作用。这个家族到达明州以后，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封侯受爵的待遇，出身相对比较清贫。只是以后通过科举入仕、“八行举士”等手段，从地方官做起，从与普通家庭结亲开始，慢慢地寻求到门当户对，以致升任高官。在与当地众多科举望族与名门闺秀联姻后，才攀上高枝。“正是这些以裙带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大大小小的政治集团，把持着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封建政权”[2]，明州史氏家族才得以发展。之后，又通过各种婚姻关系，互通声气、休戚与共，逐渐成为地位显赫、雄霸一方的世家豪族，即达到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地步。

从明州史氏家谱材料分析，史氏家族纳妻择婿的对象大概可分为三类：

一是与孤寒进士或普通家庭通婚。

宋朝有“婚姻不求大家显人”和“婚姻不求门阀”的习俗。早在北宋真宗朝，宰相王旦就做出了表率。进士出身的王旦，1006年自尚书左丞、参知政事加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入相。共计独相、合相12年，直至卒于相位。他曾随宋真宗亲征，主张恪守祖宗之法，后由他力荐寇准继其任。在婚姻问题上，他坚守子女婚配不求门阀的原则，被人们称作“全德元老”。

明州史氏家族在获取功名之前，靠农耕为生，身为平民只能与普通家庭的子女结亲。如史浩35岁考取进士，担任宰相时已59岁，这些都发生在结婚之后，他的婚姻也只属于普通家庭规格，他的原配贝氏，继配周氏，又配陆氏，都不是高官之后。明州史氏家族中不少人都因娶妻在前，任官在后，还没有机会与名门、望族联姻。虽然史才与史木已在朝廷任职，但这一家族与高官结亲都在史浩任宰相之后。

随后，史浩的后人也有不少联姻于普通家庭，在当时不属高门大户的。尤其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婚姻不求门阀”，女孩子最理想的择偶对象是“以时嫁为士人妻”为荣，[3]提倡“士人与俗人结婚”，[4]已成为南宋的普遍现象。当然，明州史氏家族选择的这些儿媳妇也不会是下层群众的“杂类之家”。按照“良贱不婚”、士农不婚、士商不婚以及官民不婚的原则，习惯上的界限依然是门当户对，或与之相当的。

二是与官僚世家联姻。

明州史氏家族与鄞县籍的不少官吏关系甚密，比如郑清之、楼钥和王应麟等，由此互相联姻的也不少见。

比如，史弥远是宰相之子，因此娶了经略使之女潘氏。经略使原是节度环庆、泾原路及永兴军驻泊兵马的官吏，后成了陕西、河东、广南等地的长官，可以总一路兵民之政，是个职位不小的官吏，受到皇家的恩宠。三房史弥忞的次子史望之，是史嵩之的堂兄弟，进士出身，为正六品上阶文散官，他的官阶并不高，但家族门第却很高，因此就与郑清之的女儿郑士音相婚配。郑清之，字德源。少从楼昉学，1209年（嘉定二年）入太学，1217年（嘉定十年）进士及第。1224年（嘉定十七年）参与史弥远废济国公拥立理宗之事。1225年（宝庆元年），改兼兵部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1226年（宝庆二年），权工部侍郎；1227年（宝庆三年），累迁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1233年（绍定六年），史弥远死后，郑清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慨然以天下为己胜地，召还真德秀”等人，时号“小元祐”，[5]又改左丞相。之后以进封齐国公致仕。郑清之不好立异，能与人合作共政，他与史弥远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史氏与郑氏两家结成姻亲是理所当然之事。之后，史弥正的次子史宜之先配厉氏、后与郑氏联姻。史齐卿之子史儒孙婚配郑氏。史望之之子史仪卿亦配郑氏之女。

史氏家族与楼氏家族之间的联系最早起于史简，他是史浩的曾祖父，史简曾受教于楼郁。楼郁，字子文，进士出身，以其古学的基础深厚为人所推崇，在家乡教学三十多年，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明州地区“庆历五先生”之一，是楼氏家族兴起的一个关键人物。由此下传五世就是楼钥，他是楼氏家族与史氏家族中的史浩和史弥远交情很深的人。楼钥，字大防，1137年（绍兴七年）生，是楼璩的三儿子，自幼聪明过人，1163年（隆兴元年）进士。乾道年间，以书状官随仲舅汪大猷出使金朝，记途中见闻，著成《北行日录》。光宗时，任起居郎兼中书舍人，不久又兼直学士院。后因论事得罪韩侂胄，被罢官。开禧北伐失败，韩侂胄被杀，起为翰林学士，迁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金朝要索取韩侂胄之首级，南宋朝廷议论不定，他明确表态主张将韩侂胄函首送金，从实际上支持了史弥远的工作。后同知枢密院事，进参知政事。著有《范文正年谱》和《攻媿集》。有子四人、女二人，他是楼氏家族任官最高者，楼氏家族由此达到强盛时期。期间，楼氏与汪氏、陈氏有婚姻关系，如汪思温之女分别嫁与楼璩和陈膏，各自成为亲家，因之，史浩就为汪思温写了行状，推荐陈膏的儿子陈居仁担任要职。又因楼氏与姜氏缔结姻缘，姜浩后娶怀仁皇后侄女为妻，生有六女，就把一女嫁给史弥谨。史氏家族与楼氏家族结亲的有：史岿之是史弥忠次子，进士，为正六品上阶文散官，先与楼氏之女婚配、后与王氏之女联姻。史弥正的长子史宗之也与楼氏之女婚配。

南宋政府规定上级官吏子女禁止与部下的子女通婚，以此限制官僚享受特权，但允许同级、并级的子孙们通婚。明州史氏家族在宰相主政、高官满坐时，通过下辈人之间与这些同乡、同道、同僚的子女结亲，形成亲内加亲、亲外有亲，关系更加亲近，实是两情相悦之事。关系的贴近，相互往来增多，早年，楼钥的祖父楼异就为史才的祖母、史浩的曾祖母写过墓志，史浩之后为汪思温写行状作为回报。后楼郁与楼钥先后写了《叶太君墓志》和《叶太君续墓志》，说明“吾与史升之家，旧有世契。而其母叶氏，又吾素所敬”，表彰她的“子孙皆越等夷游太学，与乡校藉藉有誉”。作为下辈人的楼钥更因与史氏关系密切，了解内情，说出“其子孙承上世积善之庆，大率性行良端，相勉于学，以是益知史氏之兴未艾”。并且断言“吾大父之言于今，尤为明验矣”，进一步肯定楼郁所写的墓志。可见史氏与楼氏的关系亲密且巩固。

三是与赵姓或宗室联姻。

赵姓人士不少都有皇族关系，他们游离于社会内，成为一个特殊群体。尤其到了南宋，由于家族人数膨胀，不少人隐于民间，宗室之女下嫁已不罕见，尤其是那些远亲宗室，政治影响与经济来源均系不足，因此，官员子孙、富商子弟、甚至是外籍商人，都可以作为她们婚嫁的对象。联姻的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经济来源和丰厚的物质财富。况且与明州史氏家族联姻并不违背宗室“欲求儒生为主婿”的原则。[6]当然，与史家结亲的赵姓子女不少是皇族，也会有非皇族的成员。

按照明州史氏家族辈分的排序，最早与赵氏有婚姻关系的应从“弥”字辈开始。比如：史浩的四子史弥坚，进士，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兵部侍郎，为从一品文散官。他是由宋孝宗亲自为他赐婚与新安郡主赵氏婚配的，死后谥忠宣公，夫人获赠鲁国夫人。由此史家与郡主就有联系，所谓郡主应是对于皇族或太子之女的称呼，应该属于皇族、皇室人员。史弥坚的三子史宾之虽然只与王氏、叶氏相婚配，但史宾之的长子史森卿却与郡主赵氏相婚配，其次子史榘卿虽只是从八品的文散官，却继续与郡主赵氏联姻。

长房四子史源的长子史弥邵，为正五品文散官，先配赵氏、继娶颜氏。史源的三子史弥宁，官至相当正九品，配赵氏。

长房五子史涓的六个儿子中就有史弥亮、史弥厚和孙子史道之与赵氏联姻。如：史涓长子史弥亮，为正五品，配赵氏；史涓四子史弥厚，进士，官至相当于六品，先配余氏、后与赵氏联姻；史弥厚之子史道之，进士，官至从九品先配赵氏、后娶王氏。

史弥忞，进士及第。先娶翁氏、继娶赵氏。

四房史禾长子史溶，只是婚配申屠氏、张氏。但其长子史弥年虽为低级武阶官，先配吴氏、后却与赵氏联姻，之后又娶何氏。

五房史澄次子史弥炳，为正五品下阶文散官。原配丰氏、后娶赵氏。

在与皇室联姻过程中，最为突出的是史弥远的子孙辈。比如，史弥远之子史宇之，进士出身，位居尚书，他先娶洪氏，继娶高平郡主赵氏。史宇之的孙子史辰孙也与赵氏相婚配。而同样位居尚书的史宅之只娶了沈氏，他的长子史尧卿也只是婚配了陈氏。但从史宅之次子史舜卿开始连续三个与皇室结亲，如史舜卿，进士，配赵氏；史宅之三子史周卿，进士，配赵氏、范氏；史宅之四子史唐卿，进士，配郡主赵氏子昂妹。应该指出，史弥远的子孙们也不是人人都能获此殊荣的，这里存在三个重要因素：必须是宰相史弥远的子孙，必须是进士，必须是尚书的儿孙，这些都是当时门当户对的条件，缺一不可。

史氏家族一门三个宰相中，只有史嵩之一个有缘与赵氏联姻。史嵩之先娶陈氏，继娶赵氏死后封为魏国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