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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录 点评史弥远（第2页）

《二十一史忠献王传》在谈及史弥远的功过时说：“读《宋史》载公两疏：除奸息民，功在社稷。惟济邸之废，当时未免曲护，后世殊多訾议。”

点评：《二十一史》是明嘉靖年间所校刻的史书，在《十七史》之外，另加宋、辽、金、元史，是离南宋时间比较近的历史著作，具有一定的时代气息。在作者看来：史弥远既有“除奸息民”，利于社稷的功劳，又有“济邸之废”的过错，因此为后世所诋毁与议论。功过表述得非常明确、贴切。

4。赵翼的评价。

赵翼两处说到了史弥远。

其一：“桧杀岳飞、窜赵鼎等，弥远则擅废宁宗所建皇子，而别立嗣君，其无君之罪更甚于桧。”（《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六《秦桧史弥远之揽权》）

其二：“史弥远攫权久于秦桧，无君之罪更甚，及身少诟詈，死后又不立奸部，则以弥远肆毒于善类者较轻，遂无訾之者。弥远之黠，岂不更胜于桧哉。”（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

点评：赵翼从维护赵宋王朝王权这一角度出发，认为皇权是不能轻易更动的。同时，他又认为史弥远在宰相任上的时间较秦桧长久，长期独相、架空皇帝，两者所畴的罪责较秦桧就更严重。但是，他认为史弥远在身后却很少遭受怒骂、辱骂或指责，死后史书中又没有把他放入奸臣传中。这是由于史弥远的“肆毒”行为没有毫无顾忌地施展于友善的人们，对于友善人的影响、对于人民群众的伤害并不大，就使得后人无人会说他的坏话，评论他的短处。所以，他认为史弥远聪明而又狡猾，他的为人做法胜过于秦桧！赵翼说得很明白，将史弥远对比秦桧，说他是权相符合实际。但从赵翼的原意看，却有表彰史弥远为相之道不易的成分。这也正是赵翼点评历史人物方法的独到之处。

（三）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评价。

1。《鄞县通志》的评定。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出版的《鄞县通志》认为：史弥远承韩侂胄乱政之后，守法持重，礼贤爱才，又惜名器，抑幸功、饬国防、戒开边衅，可谓贤矣。而史顾少之，以其废济王一事也。当济王为皇子正弥远急切图治之时，废立何等事。弥远竟冒大不韪而豫之谋是必有不得已者也。这些“宫闱深秘，皇嗣贤否，国人固不得知之，弥远苦心不为人谅，其势然矣”。至于杀韩侂胄且与金议和，《鄞县通志》认为“宗室自南迁而后，国势益蹙。战固难能，和亦非易，然民间仇外之心日积而深。侂胄虽败，而其主战之议实是掀一时上下之沉念。弥远反之，此其所以不利于众口乎！当时议者辄以专权诋弥远。夫弥远者既负家国社稷之重矣，政权之专安所逃其责哉，虽然负重贵其有才，而弥远徒以权势负之乌乎其胜也”。（《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鄞县通志》人物类表第二下）

点评：民国时期修撰的《鄞县通志》，1951年又以《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的形式重新铅印出版，说明解放前后的观点没有改变。作者充分肯定了史弥远在任上的业绩，认为他做了大量安国利民的好事，用“可谓贤矣”一语相概括。对于历史上的一些疑点，重点是对废济王立理宗之事作出客观的解释。一是认为，原因是他在“急切图治之时”，遇到皇子的恶语劣行相逼迫，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二是认为“宫闱深秘，皇嗣贤否，国人固不得知之”，所以他有“必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至于因宋金和议一事遭非议，其根本原因是“民间仇外之心日积而深”。所以侂胄虽败，以其主战的主张就能掀起一时的沉念。而史弥远正好相反，因而不利于众口，不被人们所谅解。本书的作者还认为：当时“战固难能，和亦非易”，说明杀韩侂胄、献头都是形势所迫，被迫无奈。至于说史弥远专权，作者的解释是因为他是“负家国社稷之重”。这样的评论还是比较公正的。

2。《中华二千年史》指出：

“南宋宰相最擅权者，为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四人。盖南宋宰相兼总兵财权莫与比，一人得政，俨然首辅，其他执政，陪位画诺而已。当艰难缔造之会，非此不能有所施设，史乃尽以奸臣目之，不免门户道学之见。实则秦桧始终受金人操纵，卖国之罪难逃。韩史操弄威福，有废立之渐，无不臣之心，其所行事，亦善恶互见。不尽如宋史所诋。”（邓之诚编著《中华二千年史》）

又说：“史弥远结蒙古，与北宋海上之盟何以异。韩侂胄冤死，送首北廷，金人以为忠于谋国，谬于谋身”。（同上）

点评：1953年，《中华二千年史》作者认为南宋不振的原因有三，一是相权极重；二是太学生之论政；三是道学之禁。其中首要的是“相权极重”。明确指出最擅权者有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四人。在分析秦桧时用了“卖国之罪难逃”，而指认韩侂胄与史弥远“有废立之渐”。同时不加分辨地认为史籍中“尽以奸臣目之”。这里有个误解，《宋史》所指奸臣只是秦桧、韩侂胄和贾似道三人，而不是四人，史弥远并未排列于奸臣中。也许是由于“自古人主大权，不移于奸臣，则落于近幸”之故，所以，秦桧长期独相，“盗权十有八年，桧死，权归陛下”，（《宋史·虞允文传》）他干尽坏事，成了众所周知的奸臣。史弥远虽不是皇帝的“近幸”、宠爱之臣，但他独相的时间较秦桧更长，自然也就被当成了奸臣。用这种推理的方法来评定历史人物有时是不准确的。

3。周谷城的评价。

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下册中说：“金人的要求，如此严酷，宋人为势所迫，毕竟把举兵北伐，希图收复失地以建立武功的韩侂胄杀了！以谢金人！主持此事的凶手是礼部侍郎史弥远，盖弥远原与侂胄有隙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1981年第四次印刷）

点评：本书以《宋史》为依据，称侂胄死了，次年和议即告成功。并讲清了诛杀事件的简要过程和原因，把史弥远定位在“主持”和“凶手”上，不够准确。原作写在1957年，到1981年第四次印刷时没有变。

4。吕振羽的评价。

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下册中说：“在南宋，主战派日益式微，人民对宋廷根本失望，内部的阶级矛盾却更加扩大了。”“又有朱熹等的改良运动，如正经界、立社仓等等，实质上都是继承王安石‘新党’政策的一些内容。”“于此，又有韩侂胄为首的贵族大地主的‘伪学之禁’，实际的内容便在于反对改良政策，驱逐改良派”。人民忍无可忍，反对宋小朝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次印刷）

点评：此书1941年2月28日著于重庆，1959年、1962年、1965年、1980年和1982年，都有过修订或重印。1959年在说明中表示：“中国史应该是各兄弟民族共同的历史。”1980年说：“此次重印，正是实现我多年的愿望，充当青年一代的助手，寄希望于未来。”虽经多次修订，对于这个评论一直未改，这是所有书籍中最具特色的一个评语。他从阶级矛盾入手，引出朱熹与王安石改革，从“新党”又涉及到“伪学”，把韩侂胄定性在贵族大地主。最后，又回到阶级斗争“人民忍无可忍，反对宋小朝廷”，没有提及史弥远的内容。这是符合当时写作的社会背景的。

5。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说：

1207年（宋宁宗开禧三年）“权臣韩侂胄被杀，南宋政府没收了他和他的党羽们的土地，每年从这些田地中所收租米为七十二万二千七百余斛，另外尚有现钱……”又说“权相韩侂胄因对金用兵失败而被杀，继任宰相的史弥远一贯采取对金妥协的政策”。他的任期较秦桧时间还多六七年。当时，土地兼并本已“日趋激烈”“而以史弥远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把当时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等事全不理会，把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掠夺人民的财富上面”。如用会子的对换而“造成币值跌落”，加剧阶级矛盾，引发起义。（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1版，1988年4月第6次印刷，第98-99页）

点评：本书由翦伯赞先生主编，宋代部分由邓广铭先生撰写，1983年3月为第1版，1988年4月第6次印刷时仍未修改。两位著名历史学家从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出发，重点强调阶级斗争，引发农民起义，这是正确的。尤其是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历史问题，没有把南宋晚期的这场斗争引导到路线斗争上去，这是非常可贵的。

6。《中国史稿》曾做过多次评价。

“开禧三年（1207年）四月，双方议和，使臣不断往返。至同年十一月，韩侂胄被史弥远杀死。开禧北伐换来的是一个惨败的结局，发动战争的韩侂胄被暗杀，在投降派史弥远主持下，签订嘉定和议，全部满足金人提出的条件，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师银三百万两。更荒唐的是史弥远竟然答应金人的无理要求，把韩侂胄的头割下来送给金人，换取金兵从占领地区撤出。”

又说：

“韩侂胄被杀，朝政落到权臣史弥远手中。从嘉定元年（1208年）起，至嘉定十七年（1224年），宁宗病死，再由史弥远废太子，立理宗。理宗即位后，史弥远又执政九年。总计宁宗、理宗两朝，史弥远操纵朝廷大权共达二十六年，不但超过韩侂胄，也远远超过秦桧。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病死，理宗才亲政。”

还说：

“在史弥远专政时期，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这时起，南宋和金都日趋衰败，蒙古贵族武装力量不断壮大，逐步向南进逼。”

接着说：

“南宋局势在史弥远把持下江河日下。”货币“迅速贬值，正是韩侂胄、史弥远先后掌权时期”，可见南宋已经到了破败不堪的境地。

最后说：

“金亡国的前一年，史弥远病死，理宗亲政后改元端平，以效法北宋时的元祐自命，召郑清之为相，把被史弥远贬斥的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召还朝廷，所以，时号小元祐。”

（《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五册第283-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