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论陈垣先生对中国历史文选课的贡献代序管窥陈老的教育思想与教学特点（第2页）

科研与教学的结合贯穿于老校长的各种教学活动中，如前述“两课”中的“讲治学方法”与“史源学实习”课的创立，皆源于他自己科研中的心得和体会。

陈老的教学“是异乎常人的……好像授业者所要知道的，他都能随时讲授出来……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会讲授的先生。”[14]达到这种教学效果的最大“秘诀”恰在于：他的教学是以其广袤而深邃的科研为基础的，因此无论在教学内容上，还是在教学方法上，他都能“异乎常人”。而这种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的思想与实践，无疑是我们的最佳典范。

其五为富于创新精神。“两课”的设立，既是课程设置的创新，又是教学内容的更新；而实习室的建立，更是教学方法上大胆的革新。这种精神在老校长70年的教育生涯中处处闪现：开设“史源学实习”课；将“大一国文”课作为“文理各系共同的必修课程”；教国文的教师“在老校长的领导下……每周聚会一次，交换学习心得”；将学生作文中的佳作在“校内开辟墙报专栏，分期张贴发表，以收观摩之效”等，他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上几乎都有创新。

更为重要的是：老校长在教学中的种种创新，都是建立在深厚的科研基础之上的，因此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两课”于八十余年后的今天在九州遍地硕果累累，就是最具说服力的铁证（详后）。这种具高度科学性的创新精神，在今天仍是极为宝贵的。

其六为注重思想教育。前述“勤于写作”与“戒浮夸风”即是生动例证。牟润孙先生回忆道：“先师教导学生……主要是使学生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用功读书。”足见今日常讲的“教书育人”，老校长也早已付诸实践了。

这点在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在距创立“两课”之时已过了八十余载，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商品经济大潮对社会各个领域都有很大冲击，学校亦不能幸免，不少学生读书期间就开始经商，有些学生做学问也是急功近利，总想少耕耘，多收获。在这种形势下，学风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要想做好学问，首先就要做好人。古人常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意固然是要治国平天下，然而研究学问也是同样道理：不能正心修身，总想投机取巧的人，是作不好学问的。因此，陈老这种既教书、又教做人的思想和做法，正是今天为人师者应大力发扬的。

三

老校长创设的“两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每年他自己为一二年级讲授这门课，并在师大、辅仁、燕京各大学都曾讲授”。聆听过“两课”的许多学者都感到受益匪浅（见前文）。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师范教育会议讨论课程设置时”，“肯定了这两门课作为历史系的必修课，改名‘历史文选’和‘历史要籍介绍’”。

由于两门课被确定为必修课，因此受到各高校历史系的普遍重视。

其中中国历史文选课仅教材一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迄今就已出版了60余种。许多未出教材的历史系也已开设此课多年。老校长当年开设的这门课，而今已在全国各地结出了硕果。

60余种教材中，自1949年10月至1962年12月的13年里，仅有12种付梓；而1980年至今，29年间就出版了38部。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出：“**”后全国拨乱反正，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有了正确认识，这门课随之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从教材内容上看，随着近年来历史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历史文选教材的选篇范围也从以经部、史部为主，扩展到经史子集四部兼收，其中史部选篇也从以正史为主而逐渐深入到史部的各门类。尽管如此，老校长当年的选篇原则之一“以名著名篇为主”，仍是所有教材的共同特点，由此亦可见陈老的选篇原则具有深刻的合理性。

此外，这种内容上的发展，恰是老校长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思想的生动体现——“**”后，史学界也敞开大门，吸收西方先进的史学思想，历史研究的领域从单一的政治史、阶级斗争史拓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正是基于这一科研上的重大发展，历史文选的选篇范围随之逐渐扩大，教学内容也随着科研的深入而不断深化。

教材选篇的编排从初期按时间顺序的单一体例发展为多种体例并存的局势。教材里的辅助内容与初期相比也大大增加，如古文化常识，工具书介绍，旧注选篇，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常识及选篇等，都分别出现于一些新教材中。这些发展正是老校长创新精神发扬光大的结果。

这门课受到重视，还表现在已召开了全国性的研讨会六次，且都得到教育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像这样专门讨论一门课教学的全国性会议尚不多见。六次会议对这门课的性质、目的、任务、地位、教材编写、教学方法、教学改革、该课与相关课程的关系，等等，几乎与之相关的所有问题，都进行了畅所欲言的讨论，讨论的成果集结为五部论文集出版。老校长重视培养学生能力与注重思想教育的思想，成为贯穿五部文集的一条红线。

陈老在我校担任校长达47年之久，师大人继承老校长的事业是义不容辞的。历史文选课在历史系一贯受到重视：“陈垣之后，柴德赓、白寿彝、何兹全、赵光贤、尹敬坊几位老先生都教过历史文选，我也教过，李秋媛、杨燕起老师都教过或正在教。”此后这门课一直由历史文献教研室的教师承担。1994年我系被评为历史学教学基地后，系领导特为我室开辟了实习室，内容为标点、注释、工具书、文字学等——陈老强调实践在教育中的作用的思想与实践，在这里得以继承和发展。同时我系还专为本课设立过关考试，不过关者则不授予学士学位。这项措施在几次全国历史文选教学改革研讨会上均受到同行们的好评。

1996年我室承担了国家教委“高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立项项目，于1999年6月出版了新教材，并提前完成项目。新教材从指导思想到选篇等都多有创新，是努力发扬老校长创新精神的结果。2001年我室获北京市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02年我们的《中国历史文选》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8年我们又对该教材进行了精心修订，并被批准成为北京市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至于历史名著评论课，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历史要籍介绍”后亦在许多院校开设，如柴德赓先生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要籍介绍”，“若干年后他出版的《史籍举要》，即在陈老讲稿的基础上增补而成。”

在陈老历史名著评论课影响下，还产生了其他专著：“（我）讲此课时……就是依据陈老讲法。长期积累的讲稿，后来压缩成为一本《史部要籍解题》，与《廿二史札记校》都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两书中实际上都渗透着援老的思想和看法。”足见这门课的影响是何其深远。

“援庵师是一位著名的超卓的史学家和教育家”，“称得起是一代宗师”，其学问博大精深，其教育思想亦深邃广袤，其教学更是异彩纷呈。本文仅就他创设“两课”一事来揭示其对“历史文选”课的巨大贡献，并进一步管窥其教育思想与教学特色，而这些教育思想与教学特色对我们今天应如何进行“历史文选”课教学改革，仍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迪意义。

笔者毕业于历史系，未受过教育学的系统传授，故文中评论难免有失当之处，诚望教育学家和研究陈老的专家，以及广大同行们不吝赐教。

[1]《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编者的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刘乃和：《历史文选课设置的回顾》，《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3]同上。

[4]刘乃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2。

[5]陈智超：《史学家陈垣传略》，载《晋阳学刊》，1980（2）。

[6]王明泽：《陈垣事迹著作编年》，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7]刘乃和：《历史文选课设置的回顾》，《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8]杨殿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9]《礼记》，《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刘乃和：《历史文选课设置的回顾》，《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1]刘乃和：《陈垣老师勤奋的一生》，载《励耘承学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12]同上。

[13]刘乃和：《陈援庵老师的教学、治学及其他》，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14]史念海：《忆先师陈援庵先生》，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