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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概论05（第1页）

第一节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概论05

1。一——多

2。整体——部分

3。偶数——奇数

4。有限——无限

5。开端——中间——末端

6。圆——直

7。在它自身中——在其他的中

8。静止——变动

9。同——异

10。类似——不类似

11。等于——不等于（大于——小于）

12。同年龄——年老些——年轻些

13。时间：现在——过去——将来

14。存在：现在存在——过去存在——将来存在

15。变化：已经变——正在变——将来变

16。名字——逻各斯——知识——意见——感觉

17。产生——消灭

18。综合——划分

19。增长——萎缩——等量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范畴只相当于上述第一部分提到的四种类型的“相”的第一类，第二类伦理价值的“相”和第三类具体事物的“相”都没有提到，这表明，柏拉图的思想正在发生某种转变，作为前期讨论主题的伦理思想退出了中心位置，同时，他也不再讨论经验的具体事物及其性质，如水、火以及冷、热、干、湿等问题，而这些正是柏拉图以前的哲学家们重点讨论的核心所在，与前者不同的是，柏拉图的这些范畴都不是经验中的事物，而是外在于人的经验的更具普遍意义和抽象性的东西。后来，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了“范畴”这个术语，并把范畴划分为十种类型。所不同的是，柏拉图在《巴曼尼得斯篇》中提出的范畴是从逻辑推论（演绎）出来的，而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则是从经验事实中概括（归纳）出来的。在这一逻辑推论过程中，柏拉图更加注重“相”和“相”之间的互相结合和相互联系，从而打破了原来的“相”的绝对性。但同时，如果说柏拉图还没有对究竟哪些东西有“相”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也就是说还没有能够把“本体”和它的性质、数量和关系区分开来的话，亚里士多德则已经将“本体”及其属性区分开来，提出第一哲学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问，从而进一步发展了柏拉图的相论，开创了哲学本体论。

这些用以描述“存在”的范畴既可以用来认识理性对象，又可以认识感觉对象，从而成为两个不同的认识领域，即两个世界相互联系和沟通的桥梁。

柏拉图对前期“相论”的改造还体现在他对“非存在”的认识上。如果说“存在”是只有思想才能认知的不生不灭、不动和不可分的“一”的话，那么“非存在”则是只有靠感觉才能感知的有生灭的、运动着的、可分的现象，因而“非存在”只是一种异于“存在”的东西，并不是绝对的虚无，所以，在我们感知现象的时候，仍然可以使用联系动词“是”，这表明它也是一种“存在”，是一种广义的存在。这样，“非存在”就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绝对的“非存在”，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感觉，是绝对的虚无，另一种是相对的“非存在”，可以被感觉和认识，在这个意义上，仍旧就一种“存在”，只是不同于狭义的和绝对的“存在”。这样，柏拉图从爱利亚学派那里把现象拯救了出来，对前期“相论”进行了重大的修正，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存在”既是存在又是非存在的，“非存在”既是不存在的又是存在的，这样的“存在”和“非存在”既是“一”又是“多”，既是“动”又是“静”。

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讨论了什么是知识的问题，具体分析了感觉、意见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继续坚持了只有认识事物的“相”才是真正的知识；另一方面，对于感觉和意见为什么不是真正的知识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说明。对话中，泰阿泰德对于什么是知识先后提出了三种答案：（1）知识就是感性知觉；（2）知识就是真意见；（3）知识就是真意见加上逻各斯（解释或说明）。经过一一考察，三种答案最终都被推翻。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感觉和意见的深入探讨，柏拉图不再像前期那样把知识和感觉绝对对立起来，承认感觉虽然不能成为真理性的知识，但当前的感觉对于感觉者来说仍然是真的，从而使他的认识论更加切合实际。

《智者篇》是柏拉图后期哲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篇中的主讲人既不是苏格拉底，也不是巴门尼德，而是一位开明的爱利亚人，他对巴门尼德进行了批评。有学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柏拉图开始超越巴门尼德的绝对的一元论哲学，并与之保持距离。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对以前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概括，指出有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潮：一种只承认变动的具体事物是真实的，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家都可以归于这一类；另一种则认为只有不变的存在才是真实的，毕达哥拉斯、爱利亚学派以及柏拉图的前期“相论”都可以列入这一类，他称之为“相的朋友”，后者成为柏拉图批判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看来，完善的“存在”是一种没有运动、没有生命和没有灵魂的东西，这种空洞无物的抽象物注定是一个僵死的东西，这一批判确实击中了其前期“相论”的要害。在后期“相论”中，柏拉图力图对这一弱点进行修正，要证明完善的“存在”应该是有变动和有生命的。在《巴曼尼得斯篇》中，他提出“存在的一”既是静止又是变动的，但静止和运动这对矛盾如何结合在一起呢？实际上，这种结合与其说是时间和空间的运动，不如说是一种逻辑上的运动。柏拉图在《智者篇》中对这种假设推论进行了正面的说明，提出了“通种论”。

所谓“通”，就是彼此结合，所谓“种”不同于“相”，不是孤立的和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和彼此联系的，就是我们说的“范畴”。柏拉图在《巴曼尼得斯篇》中提出了十几对相反的范畴，在《智者篇》只留下三对最普遍的“种”，即“存在”和“非存在”，“动”和“静”以及“同”和“异”，柏拉图试图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巴门尼德最早提出了“存在”和“非存在”的对立问题，他说的“非存在”并不是绝对的无，而是指有生灭的现象世界，它是感觉的对象，不是理性认识的对象。柏拉图的前期“相论”基本接纳了巴门尼德的思想。但在这里，柏拉图所论证的处于最普遍的“种”的关系中的“非存在”却不再是只有感觉才能知觉的处于运动变化中的现象世界，而是一个普遍的“种”，即范畴，因而他用逻辑论证证明了“非存在”的存在，“非存在”也就不再仅仅是感觉的对象，成为了理性认识的对象。

我们看到，在认识论上，如果说柏拉图的前期“相论”还停留在对爱利亚学派的继承，即将理性知识和感性意见对立起来，没有对假的或错误的思想做出说明的话，那么，从《泰阿泰德篇》到《智者篇》，柏拉图在继承和坚持真知来自于理性认识的同时，试图对假的或错误的思想何以产生做出具体的解释，柏拉图想以此说明，假的或错误的思想所由出的“非存在”并非绝对的虚无，也不失为是一种“存在”，只是一种假的“存在”。这是柏拉图的后期思想所要澄清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不同于前期“相论”的一个重要变化。

柏拉图在“通种论”中之所以强调“种”之间的彼此结合，是为了说明思想、逻各斯和现象都是存在真假的。在《国家篇》中，柏拉图提出认识由高到低分为四个阶段，即理性、理智、感觉和想象，前两个等级属于“知识”的范畴，后两个等地属于“意见”的范畴。在这里，根据“通种论”，除了第一阶段的理性认识是唯一永远正确之外，其余三个阶段都成为有真有假的，判断是非和真假的依据就是“逻各斯”，后来亚里士多德把它发展成为逻辑学。

以此看来，智者们之所以没有得到关于“存在”的真正的知识，只有一些假的或错误的认识，并不是他们无中生有地捏造出来的，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把摹本、幻想，即把“非存在”当作了真实的“存在”，以“异”为“同”了。这样，柏拉图在爱利亚学派的绝对的真理观和智者的相对主义真理观之间找到了一个新的分界点，一方面继续坚持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反对相对主义，另一方面则认为对立的范畴是可以相互结合的，在某种意义上“非存在”也是存在的。这样，“存在”与“非存在”，“运动”和“静止”，“同”和“异”不再绝对的孤立和分开，而是相互依存和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斐莱布篇》中，苏格拉底再次成为对话的主持人，对话的内容也回到了传统的伦理问题，主题是“何为善，是快乐还是智慧？”虽然讨论的结果仍然沿袭了他原来的观点，将伦理道德归结于知识，认为精神上的理性高于肉体上的享乐，但不再像早期对话中那样，把知识和快乐完全对立起来，而是采取了一种比较复杂的折中态度，承认“善”既包含智慧也包含快乐，应该是二者的结合。从这篇对话可以看出，柏拉图后期的伦理思想也发生了某种转变。

《蒂迈欧篇》是柏拉图唯一的一篇专门讨论自然哲学的对话，系统地论述了关于宇宙、自然和人的生成及其构造问题。自然哲学曾经是早期希腊哲学家讨论的主题，但在智者和苏格拉底引领的哲学研究的转向之后，就引退到次要的地位。在《蒂迈欧篇》以前的对话中，柏拉图很少讨论自然问题，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相论”即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问题上。柏拉图早年曾经受到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学说”的影响，但对他没有能够将这种思想贯彻到底感到失望。到了晚年，在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之后，柏拉图才“重操旧业”，试图用“努斯”（即理性）来解释整个宇宙，认为宇宙是由理性有意安排的，从而创立出一个不同于从前的自然哲学的以目的论思想为特征的庞大的自然哲学体系。柏拉图指出，宇宙是创造者按照原型，即一个有生命的“相”创造出来的，宇宙的创造者就是作为“善的相”的理性神。亚里士多德对《蒂迈欧篇》十分推崇，引用次数最多，对后来的新柏拉图学派和基督教哲学的宇宙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之，柏拉图在后期的会话中虽然没有否定前期的“相论”，认为只有肯定不变的“存在”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知识，但已经从各个方面打破了前期“相论”的框架，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完善，尤其在本体论上破除了动和静的绝对对立，认为只有能够运动、有生命的“存在”才是真正完善的。因而，柏拉图的后期思想比前期更切合实际，更符合辩证法。

3。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既是柏拉图的授业弟子，也是整个希腊哲学发展史的集大成者。他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他明确了哲学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真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智慧和真理的探求远比自认为已经获得了真理更为重要。他认识到人的认识是用语言表述的，通过对词语、概念和判断进行分析，他发现了推论的正确格式，这就是运用演绎和归纳的推理来求得真知的方法，他首创了形式逻辑，并将它运用到各门学科的具体研究中去。在主要哲学问题的研究上，他总是在对前人提出的观点的排比和评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理论分析和经验事实相结合的方法使他有别于他的老师柏拉图，成为两千多年来西方科学研究的传统方法。

亚里士多德生于希腊北部的斯塔吉亚的一个医生世家，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医学训练，这段早年的经历促使他对经验事实特别重视，也培养了他敏锐的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公元前367年，17岁的亚里士多德来到雅典，进入柏拉图的学园，追随柏拉图长达20年之久，直至公元前348年柏拉图去世。学园时期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学园中自由讨论问题的氛围使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全面吸纳柏拉图学说的精髓，另一方面也能够使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而上学》中对柏拉图相论的批评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句名言就是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师徒关系最真实的写照，但亚里士多德在哲学思想上对柏拉图的继承和发展还是成为后世哲学家不断探讨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亚氏写成于学园时期的一些著作，如《欧德谟斯篇》、《劝学篇》等，带有明显的柏拉图思想的痕迹，但大多已经佚失。

公元前348年，柏拉图去世后，亚里士多德先是应阿塔纽斯（位于小亚北部，今属土耳其）的僭主赫尔米亚之邀来到小亚细亚，三年后来到马其顿宫廷担任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达8年之久。在这长达12年的“漫游时期”，亚里士多德做了大量的动物学研究，收集了很多标本，这些成为《动物志》的主要素材。《动物志》一书的英译者汤普逊指出，亚里士多德为了修正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提出的那种仅凭抽象思辨甚至带有诗意的自然学说，力图通过自然界的实际观察，从经验事实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中得出结论，这种由抽象思辨向经验论的转化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的动物研究中促成的。

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被杀，亚历山大继位。在迅速使希腊本土的城邦臣服之后，他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东征。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创办克吕昂学院，专门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写出很多学术著作，在这里的十二三年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学术活动的鼎盛时期。他在克吕昂建立起巨大的教学场所、图书馆和博物馆，带领众多学者和弟子探讨学术问题，广泛搜集资料，从事科学研究，例如，他派出众多弟子对158个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的调研就是在这一时期做出的。在专心著述的同时，他的很多公开演讲被弟子记录下来，整理成书，后来大多成为亚里士多德传世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中的思想表明他的学术观点已经成熟。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后，亚里士多德被迫离开雅典，让他的学生塞奥弗拉斯特主持克吕昂学院的工作，自己回到他母亲的故乡优卑亚岛的卡尔西斯，第二年因病逝世，享年63岁。

在古希腊哲学家中，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数量上看可能是最多的，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佚失。应该说，在古代，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重视程度远不如柏拉图，再加上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是由后人整理编订的，后人在面对这些残篇断简的时候，留下了如此之多的注释，因而，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行分期和排序以理出其思想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存在着重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