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一节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5（第2页）

事实上，如果不了解所述对象的情况的话，那就既不可能提出有关陆战和海战的真实性问题，也不可能理解所讲述的全部细节。[231]

基于这样的认识，波利比乌斯曾经长途跋涉，多次进行与所记对象相关的实地考察，成为古代史学家当中追踪真实的杰出范例。例如为了获得关于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的迦太基统率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突入北意大利的确切史料和感觉，他循着汉尼拔当年的行军路线重新走了一番。一个若没有达到极高的求真境界和具有高度学术道德的人，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的。

在《通史》使用的史料中，档案文献（条约、碑铭、神托记录等）占有很大比重，表明波利比乌斯看重这种一手史料。波利比乌斯的前辈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也重视或只要在可能的条件都乐意援引此类史料。但波利比乌斯较其前辈自觉之处在于他不仅尽可能引用它们，而且在引用时特意说明它们的确切出处，如发现地、保存地、保管人、起草或签订者，文献本身的情况，类同于现代学术论文和专著的注释。

波利比乌斯不仅在复原史实上独具只眼，而且在对原因的解释上也有出色的看法。他认为历史家的任务绝不仅仅是复原过去，更应该解释过去，探究历史事物背后的原因。他说：

依我们的看法，历史最为必需的成分是叙述事件和情状的后果，特别是它们的原因。[232]

在注意探寻原因的请提下，波利比乌斯批评前人对理由（prophasis）、原因（aitia）和开端（arche）以及理由在功能上的差别，认为：

原因和理由具有超乎一切的地位，而开端只有第三等的意义。就我而言，我把导致履行已经采纳的决定的最初几步称作一切事物的开端，而原因要先于决定和计划，我指的是设想、心情，以及与之相关的念头、打算，此外是所有使我们做出确切决定和计划的东西。[233]

这就把开端同起源、原因之类更深远、更隐蔽的东西区别开来，在理性上推进了历史认识的深度。基于求索表象之后的原因这一基本认识，《通史》从一开始就提出写作的宏大目标，即揭示本来弱小的罗马国家到底是“怎样、靠何种方法、在何种政体之下竟在不到53年时间里征服了几乎整个已知的世界，使之落入罗马人单独统治之下的”[234]。此后他多次重复同样的问题：“怎样、何时、为什么”，[235]表明他对原因的特殊关切，在西方史学史上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对原因问题这样自觉。这就使人不能不去思考他的这种认识的思想来源。希腊哲学对原因的高度重视恐怕是波利比乌斯这一认识的根据。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个别的直接的感觉经验（如火为什么热）不是智慧，只有关于普遍知识，即原因和原理的知识才是认知的目的，才能达到智慧的层面。

为了求得原因层面的真实，波利比乌斯运用了一些非常合理的方法，比如把研究对象放到普遍的联系中加以考察。他第一个把罗马的崛起同整个地中海区域的变化连在一起：

我们的历史特性以及我们时代令人惊异的特点如下：命运迫使几乎这个世界的所有事件都归于同一个方向，使它们同属于一个目的。[236]

因此在地中海区域发生的事情都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只有从广泛的联系中加以考察才能理解发生的罗马大一统的历史巨变。

再如，波利比乌斯在分析原因的时候特别注意这样几个历史要素：怎样发生的（经过）？何时发生的（时间）？为什么会发生（原因）？在解答怎样发生时，他注意敌对各方决策人的心情意向、计划方案产生的过程，领导人个人的德行、理智以及与此相关的战争责任。在解答为什么要素时，则注意逻辑推理，因因前推。如在解释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的原因时他把汉尼拔在西班牙的进攻行动看作是开端，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巴尔卡因为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失败而产生的愤怒视为重要原因，所以他才会对小汉尼拔灌输报仇雪恨的意识。而罗马人后来夺取撒丁尼亚并趁迦太基无力拒绝时提出增加赔偿的要求则是汉尼拔发动战争的次因。迦太基在西班牙的成功，增强了迦太基人东山再起的信心。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到迦太基人和汉尼拔本人。所以布匿战争的爆发乃是多次前因的必然后果。

运用同样的层层推演的原因探究法，波利比乌斯分析了罗马之所以能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的内在原因，这就是罗马优越的政治体制。在希腊和罗马史学家中，他破天荒地首次在史作中利用大量篇幅讨论政体变革的规律和政体的优劣问题。他把所有政体置于彼此消长互为因果的系统中加以解释，认为罗马政体是结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政体，保障了权力的均衡和社会的稳定。罗马制胜的根本原因之一便在这里。诸如此类的分析方法大大加深了波利比乌斯的历史解释的合理性，给人以深刻的感觉。

由于波利比乌斯通过直接或间接经验去解释历史事务的因果关系，所以他对于超自然的历史动因，如神意、命运不以为然。尽管他使用了“命运”（Tyche）一词，但在他的笔下，命运并非如希罗多德等大多数希腊史家所认为的是简单的、命定的、连神也无法抗拒的神秘力量。他笔下的命运有多种含义，其中之一有必然性的意思，是靠人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的历史结局。比如当他提出是命运使罗马膨胀为一个超级大国的结论之后，马上便追问罗马人是“怎样、靠何种方法、在何种政体下”才使命运得以变为现实的。

在其他地方，他笔下的命运扮演着判官的角色。例如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在腓力五世与安提柯三世的冲突中，在科林斯的战争中，他提到命运裁决了事件的结局。这里的命运带有偶然性，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天”的意思，但绝不是神，因为波利比乌斯多次尖锐批评以神或类似神的命运来解释社会或个人际遇的做法。他曾批评一些史家求助于神和命运解释的原因：

由于先天的局限，或由于无知，此外由于轻率，不能理解某种事件中的所有偶然性、原因以及各种关系。他们认为神灵和命运才是已经产生的打算、洞察力和预见力的造因者。[237]

在棘手的情况下，即当人由于软弱无力而不能或很难确定原因的时候……人们就可能把它归之于神或命运。例如，连降出乎意料的大暴雨，而另一方面，连续的炎热和严寒，并因此颗粒无收；同样的持续不断的瘟疫和其他类似的难以发现原因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傍依民众信仰的原因。我们力求以祈祷和牺牲请神灵大发慈悲，请神灵告诉我们为了摆脱困扰我们的灾难该做些什么。反之，在我看来，不应该让神来解释这样一些情况，即有可能寻找到为什么或由于什么原因已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由此可见，波利比乌斯所持的命运观同一般人所持的有明显差别，具有今人所说的规律的含义，也有在人们无法确知原因时起到一种遁词的作用。

在分析罗马成功扩张的原因时，波利比乌斯还专门辟出一卷讨论与罗马政体的优越性的问题，以说明他在自己著作开头提出的罗马在何种政体下取得世界主人地位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希罗多德曾首次列举了政体的三种形式，即民主制、寡头制和君主制，并通过波斯贵族的嘴巴解释了三种政体的利弊得失。[238]柏拉图后来在《理想国》中制定了人类社会政体演化的模式，即贵族制、勋阀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五种政体的因果关系体系。[239]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依循“爱老师更爱真理”的原则，在《政治学》中提出不同的政体演进模式，即君主制、民主制、寡头制的相互转换关系。[240]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则提出君主制转化为僭主制、贵族制转化为寡头制和勋阀制转化为民主制的模式。[241]与前人并存式和一对一转化的解释模式不同，波利比乌斯的政体模式是循环式的，从原始君主制、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暴民制再返回到原始君主制，然后再开始新一轮的循环。[242]这一模式虽然不符合希腊政体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实际，却基于当时所能获得的材料归纳出的一般认识。这是赫希俄德开启的历史大概括的新尝试，说明西方古典史学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具体历史事实的陈述，不断努力去探求最一般的历史解释或规律性解释，只是波利比乌斯较他人更自觉罢了。

3。罗马的早期史学

第一位拉丁史家是与波利比乌斯几乎同代的罗马元老贵族马可·波尔基乌斯·加图（MarcusPorciusCato，公元前234—前149年），历史上又叫老加图，以便与共和末期另一同名元老小加图区别开来。[243]老加图对流行于罗马的外来文化、主要是希腊文化感到不满，试图明确自身文化的中心地位，因此撰写了第一部拉丁史作《起源》，追溯前辈创业的艰辛，说明罗马优良传统以及罗马国家形成与发展演变的过程，开启了拉丁史学写作的进程，目前仅存有个别残篇。《起源》总体上是一部平庸之作。从残留的片段看，该书主题并不突出，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记述同对马匹和肥猪的饲养方法混杂在一起，显示拉丁史学早期的幼稚。

经过一百年左右的演化，至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时，拉丁史学在题目的选择与叙事的技能方面都达到了成熟，并形成了罗马早期史学的特点，这就是没有希腊三大史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那样的宏大叙事题材，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历史人物个人生命的历程、成败得失的分析与评判上。这种注重个人史的特点可能同内战的惨烈、命运的变化无常有直接关联，史家希望探讨个人命运变化的原委，为正确认识现实提供可资参考、借鉴的具体范例。罗马独裁官恺撒所写的《高卢战记》以及显贵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与《朱古达战争》是这一时期罗马史学的代表作。

恺撒（Caesar，约公元前100—前44年）既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与历史家。他著有两部回忆录体的史作《高卢战记》与《内战记》，以前者影响最大。《高卢战记》的写作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恺撒原本只是罗马政治舞台上的一名小政客，在苏拉独裁终结后因应苏拉的政敌马略翻案的社会需求而崭露头角，其中同克拉苏、庞培结成反元老院的三头政治同盟，获取了高卢总督的要职。在任期间，他坐镇一方，出兵山外高卢，两入不列颠，跨越莱茵河，斩、俘高卢人与日耳曼人各一百万，为罗马开辟了大片疆土，同时也培植起一支只听恺撒不从共和国之命的个人军队，并积聚了大量财产，为进一步夺取罗马政权奠定了实力基础。在经略高卢期间，恺撒每年向元老院提交一份报告，说明自己忠于职守、为国奋斗的经过，希求打消元老院对自己的怀疑。因此《高卢战记》的初衷不是史著，传之久远乃是不期而至的客观结果。该书计8卷，以时序与前因后果为连接各卷的纽带，其中第8卷由他人代笔。

从史学角度审析，《高卢战记》的意义在于提供了有关古代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珍贵历史信息。恺撒是第一个直接经验并记载高卢、不列颠、莱茵河以东地区风貌人情的罗马人，此前关于西欧早期史几乎是一个空白，至多只有关于山南高卢人的些许描述。恺撒则对山外高卢人的部族分布以及各自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介绍，因此《高卢战记》对认知公元前1世纪的西欧历史状况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此外，该书的写法巧妙，颇具技术含量。它虽然是自我宣传的历史纪实作品，但为了应付政敌，作者在落笔时十分注意拿捏分寸，遣词用句小心谨慎，通篇没有一般回忆录的矫饰与自褒，始终采用异常平静、简朴、洗练、流畅的笔触陈述自己在高卢为国作战的经过，不露声色和情感。书中的主角是作者自己，但恺撒并不使用第一人称，而使用第三人称或直呼恺撒，仿佛作者是局外人，以显示陈述的客观公正。但在某些关键场合还是能发现作者刻意的自我表现：在会战紧急关头，罗马人行将溃败，主人公恺撒身先士卒，以个人的大无畏而扭转战局。[244]这种自我表现是在不易察觉的自然陈述中进行的，显示作者的聪明与老道。《高卢战记》是拉丁文写作的精品，至今仍是国外院校学生学习拉丁文的首选范文。

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ius，约公元前86—公元34年）与恺撒不同，不算罗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所以恺撒有古人为之作传，叙述其文治武功的古代史著也足以构成恺撒生涯的近乎完整的画卷。而撒路斯提乌斯是二流政治家，无自传也无他人所写的传记，其生平际遇的情况只能依靠其书中披露的零星痕迹。目前已知他出身于阿米特尔努姆的骑士家庭，一度跻身于罗马最高决策层之列，官至罗马财务官、保民官、行省总督，这与撒路斯提乌斯在风向诡异的罗马内战中站队在恺撒一边有很大关系。公元前45年他携巨额财产从北非卸任总督返回罗马，受到贪污公款的指控，所幸得到恺撒的庇护而逃脱审判。恺撒被刺身亡后他脱离政治，专心写作，除《喀提林阴谋》与《朱古达战争》两部专史外，还有一部基本失传的断代史《历史》（编年范围在公元前78—前67年）。他的前两部史作从小处着眼，深入细致地分析两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喀提林的造反阴谋与朱古达战争。但作者的难能可贵之处是并没有停止在就事论事上，而是由小见大，见微知著，力求探讨罗马共和制解体和社会转型的原因。

《喀提林阴谋》聚焦于罗马共和末期政治斗争的一个插曲，揭示罗马贵族从生气勃勃向暮气沉沉、清正廉洁向奢侈腐败的转化。书中主要人物喀提林是内战时代中晚期的一个风云人物，显贵出身，富有政治野心，因正常竞选失败而恼羞成怒，决定铤而走险，收买民众发动政变，最终遭到元老院的强力镇压而身亡。

《朱古达战争》同样着眼于从一个事件看一个时代，主题仍然是贵族的道德堕落。朱古达是罗马属国非洲努比底亚的国王，因权力之争而发动反罗马的兵变，杀死许多在其国内的罗马人，迫使罗马对其宣战。罗马军团打这样的地方战争应该稳操胜券，但却因前线将领收受朱古达的贿赂使战争久拖不决，暴露了罗马统治阶层与整个社会的腐败风气之盛。

由于作者是所述事件和人物的同代人，又是罗马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大变局的目击者与实践者，作为有识之士，他的志趣并不限于再现两次内战外战，而在于通过两个不大的事件去探讨内战频仍、贵族腐败乃至整个社会腐败的根源。他的答案是罗马乱象出于内因与外因的交互作用。就外因而言，他认为迦太基的覆亡是节点。在迦太基灭亡之前，罗马是一个和谐国家，民风素朴，公民融洽，几乎看不到贪财敛财的现象。随着迦太基的毁灭，罗马不再有可资一提的外部威胁，罗马人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当罗马统治的对手迦太基被彻底毁灭，所有的海洋和陆地都畅行无阻的时候，命运却开始变得残酷起来，把我们的全部事务弄得毫无秩序。[245]

当罗马面临逆境、灾难和期待时，享乐与富裕这类为人们所迷恋的东西被看作是一种负担与不利之物，人们无心也无暇去追逐非维持生存之外的东西。迦太基亡灭之后，人们开始心安理得地追逐这些东西，艰苦奋斗的传统遂被弃置不顾，对金钱的**日益增长，随之是对权力的角逐，对他人的欺诈。这种堕落在米特拉达第战争期间加快发展。用撒路斯提乌斯的话说：

当时大家都开始掠夺和侵吞，一个人希望房屋，另一个人期望土地；战胜者不知道适度和节制，他们对公民施以各种可恶的残忍暴行……

贵族变得滥用自己的影响，平民变得滥用自己的自由，每个人都力图为自己侵夺一切。

起初这种罪恶和丑行是缓慢地、不知不觉地发展和蔓延的，有时还受到抑制和惩罚。后来这些疾病由小到大，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罗马的整个社会面貌也因此发生了变化。[246]撒路斯提乌斯实际上把罗马社会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发生的巨大变革视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反作用于存在的运动过程，这就使他对历史的解读具有较深刻的认识意义。

4。李维与塔西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