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212]
所谓命,就是天,就是性情,人不能参与其间,而且无能为力,不仅无能为力,甚至对它的所以然也是不可致诘的。这样的命,实际上就是某种不可抗拒的客观必然性。
《说文》口部:“命,使也,从口令。”段玉裁:“令者,发号令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故曰:‘命者,天之令也。’”[213]对臣而言,君之令,是不可抗拒的;对人而言,天之令,同样是不可抗拒的。庄子所说的命,即自然的性情,也就是天之令,当然也是不可抗拒的。
按照这个逻辑,历史的演进,是自然的性情,是自然的命,因此也是不可抗拒的。庄子是否认识到了这一层呢?请看下面这几段材料:
(黄帝答北门成问音乐)……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变化齐一,不主故常。……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世疑之,稽于圣人。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
(师金答颜渊问孔子游卫能否见用)……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求)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美)于同,而矜于治。……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龁齧挽裂,尽去而后慊,观古今之异,犹猨狙之异乎周公也……
(老聃答孔子问道)……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
(老聃答孔子问六经不用)……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214]
庄子借黄帝、师金、老子之口,表达了这样的历史思想:性情和命贯穿人类社会的全部,也贯通历史过程的始终,变化就是性情,生是命,死亦是命,兴旺是命,衰败亦是命,万物变化,无所不是性情,无所不是命。人不能破坏万物之性情,不可抗拒万物之命,只能适应万物之性情,只能顺从万物之命,符合道家原则的圣人就是“达于情而遂于命”的人。比如水行有舟,陆行有车,不能错位,古今不同就如同水陆不同,周鲁不同也犹如舟车不同。三皇五帝时代不同,不以治道相同为高,只以效果最好为尚。所以,礼义法度要“应时而变”,不能拘泥。如果把周公时代的服饰穿在猿猴身上,后者一定会撕扯净尽而后甘心,古今之不同,犹如周公与猿猴的不同一样,不同阶段的人们,只有遵循变化的法则而不存滞碍,才能顺应时势。性命是不可改变的,时势是不可阻止的,道是不可壅塞的。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
顺从历史的必然性,是不是庄子一贯的态度呢?今本《庄子》中有多处流露出这样的思想情绪。例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215];“与世偕行而不替”[216];“虚己以游世”[217];“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218];“变化无常,……以与世俗处”[219],等等。这些略带自我嘲讽和调侃的言论,既表现了对历史必然性的深刻领悟,又表达了无可奈何的顺从,还显示了某种言不由衷的老于世故,如此复杂的历史感慨,已经不同于“至德之世”的缅怀,与老子“小国寡民”的历史倒退论相去更远。它表明,道家的历史理性已经远离天命论的宗教道德观而更加贴近现实了。
不过,庄子的历史观明显地存在着一个矛盾:一方面,在“至德之世”,淳朴天真的生活是性情的自然呈现,圣人的所作所为是对性情的破坏;可是另一方面,破坏性情的历史倒退也是性情使然,圣人的所作所为也是出于性情。这不啻是说:人类的本性中原来就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用庄子的话说,就是无知、淳朴的性情和智慧、机巧的性情。按照这个逻辑,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后者克服前者、战胜前者、否定前者的过程,是人类自身矛盾推动的必然结果。庄子对历史理性的认识,之所以引起我们作如此的思考,恰恰说明,它已深入到了人性的内部,揭示了人性的内在矛盾,是难能可贵的。
(四)韩非子的纯粹历史理性的历史观
老子和庄子对“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心存幻想,这说明,他们的历史观里还没有剔净道德理性的“杂质”,到了韩非,情况则完全不同了。韩非沿着道家前辈的思路不断改造,不断前进,终于从道德和宗教的双重羁绊中挣脱出来,在古代中国历史观从天人合一到纯粹历史理性[220]的转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221]
历史是由“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当今之世”构成的,第一阶段以解决吃住问题为首要任务;第二阶段以解决水患问题为主要任务;第三阶段以消除暴政为主要任务;第四阶段自有与前三个阶段不同的问题要解决。不同的阶段有各自不同的问题,绝对不能相躐。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到,历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决定这个进程的最根本的力量,不是上天和神灵,而是人民对生存条件的基本要求[222]。而且这四个阶段没有高下之分,每个阶段都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四个阶段是相同的。
关于历史进步的原因,韩非是这样论证的: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223]
接下来列举道:尧禹勤劳为民,禅让天下,无所获利;“今”之县令,身死之后,还要泽及子孙。这说明:“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224]又列举周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徐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等故事,说明“世异则事异”,“世异则备变”的道理。并得出结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225]
韩非用人口和财富多寡的关系来说明历史的进步和道德衰退的客观原因,的确有异于常人的地方。在这种历史观中,虽然承认历史有倒退的一面,这显然是道家的影响,但却发现了决定道德水平的物质力量。据此,人们完全可以从利害关系上解释尧舜禹禅让的动机,戳穿上古美德的假面具;也可以从利害关系上理解后世的利禄追求,以为是适应时势潮流的合理之举。在这种观点之下,道德就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概念,而是随着时代进步而改变的东西,不同的时代便会有不同的道德,上古以“道德”为道德,中古以“智谋”为道德,“当今”以“气力”为道德。从这个角度看,以往的所谓历史“衰退”,竟可以是历史的进步!从这里,不但看不到传统宗教的踪迹,也看不到道德理性的影响,就连回归自然的幻想也彻底放弃了,剩下的,只有**裸的欲望,这样一种历史观,不是纯粹历史理性又是什么呢?
此外,韩非也承认圣人在历史前进中的决定作用,这和道家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他对圣人采取了歌颂的态度,这点与道家恰恰相反。道家把文明的发生看作是历史的逆转,是人性恶劣的一面由于圣人的诱导而泛滥的结果,因而对圣人采取了严厉批判的态度;法家也曾批评某些圣人,但不是因为他们诱发了人类恶劣的性情,而是因为他们做了不合时宜的事情。两家的趋向是颇为不同的。
总之,法家的历史观有纯粹历史理性的特征,把人看作是单纯满足欲望的动物,把社会看作是欲望的鼓励和压制相统一的人类群体,把历史看作是由欲望驱动的时间中的社会活动,这种简单化的做法,无法揭示社会的内在矛盾,这是他们的理论较之道家(特别是庄子)肤浅的地方。
(五)道法两家历史观之异同与其道论的一致
以上通过文献资料的解释,对道家和法家的历史理性进行了历史的挖掘和整理。不过,这种理解是否符合两家的本意?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对道法两家的道论重新梳理一番,看看与上面的理解是否一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由道论在各家思想体系上的地位决定的。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道”这个字的本义指道路,可引申出途径、方式、方法、手段、技艺等意义,各家思想都把道作为某种现实的或理想的存在方式。道又可作言说理解,言者心之声,心者思虑之主,所以道又可做思想的代名词。道论——对道的理解,构成了对事物包括思想的现实的或理想的存在方式的认识,因而成为各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道论如何,往往决定着其他内容也应如何,对于成熟的理论来说,这种一致性是屡验不爽的。古人对此也早有所见:“道同者,其事同;道异者,其事异。”[226]根据这个理解,也可以反过来说,一个思想体系的某项内容如何,必然会在它的道论上找到一致的根据;思想体系之间的异同,也必然会表现为道论的异同。如此看来,在道论上进一步比较道法两家的异同,是判断我们对道法两家历史理性之异同的认识是否可靠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衡量各自理论深度的一个重要标准。下面先让我们引述诸家的有关资料[227],然后进行分析和比较。
反者,道之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228]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29]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230]。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231]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232]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233]
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234]
道在天地之先(所谓“万物之宗”、“象帝之先”是也),它产生万物(所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玄牝”,“天地根”等是也),并与万物相反(所谓“反者道之动”,“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与物反矣”等是也)。第一节中引述的《老子》第二十五章那段话与此相同。可见,老子的道有本原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