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一节 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概论04（第3页）

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一样，柏拉图也并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其前半生的很大精力都投身于政治实践活动。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十分热衷于雅典城邦的政治活动，在苏格拉底被雅典人判处死刑后，他也受到牵连，之后到麦加拉、埃及、居勒尼以及南部意大利等地游历，但他的政治活动的热情并没有减损，从四十几岁到六十几岁三次到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推行他的政治理想，试图用正确的哲学挽救人性的堕落和城邦的危亡，但最终失败。晚年的柏拉图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他开办的学园中，教授哲学和著书立说，也就在这一时期，柏拉图的思想也经历了一次较大的转变。

要了解柏拉图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就要对他传世的二十七篇对话进行分期，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哲学史家们有着不同的划分方法。在这里，我们使用了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等四位先生合著的《希腊哲学史》中的综合了前人观点所做出的分期：

二、中期对话：《欧绪德谟篇》、《美涅克塞努篇》、《克拉底鲁篇》、《美诺篇》、《斐多篇》、《会饮篇》、《国家篇》、《斐德罗篇》。这一个时期被认为是柏拉图开始摆脱苏格拉底的影响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即“相论”的时期，《斐多篇》和《国家篇》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三、后期对话：《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智者篇》、《政治家篇》、《斐莱布篇》、《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法篇》。与中期相比，柏拉图的思想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205]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他的“相论”。“相”也被译作“理念”，希腊文ι′δεα（idea）和ει′δοs（eidos），含义十分丰富，主要有形式（form）、形状（shape）、种类（kind）等。从基本的意思来看，“相”秉承苏格拉底的“定义”和“概念”，主要是指一类事物的共同特性，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历史上并不完全相同。学者们发现，从古代的新柏拉图主义开始到二十世纪以前，人们大多认为idea和eidos是主观的精神性的东西，但到了二十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种客观实在，并不依赖我们的思想而存在。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可以从译名上看出，idea和eidos早期常被英译为idea，由此译成中文即“理念”，现在则一般译作form。那么该如何译成中文呢？对此，老一代哲学家和翻译家有过很多讨论。例如，陈康先生指出，不论是中文的“观念”，还是“概念”和“理念”，都过于强调了人的意识（“念”）的一面，而“理型”则又走了另一个极端，实际上在idea和eidos中，“念”和“型”的成分是兼而有之的。idea和eidos的原义是出于动词idein，即“看”，看见的当然是事物的形状，因此，中文里表示外形的“形”和“相”均可以表达这种意思，但他认为“形”太偏于几何形状，且意义呆板，不易流动，而“相”则无此弊端，故idea和eidos译为“相”最合适不过了。[206]除了陈康先生提出的“相”，还有不同的译法，但都与陈先生表达的看法大体相当。在这里，我们采纳陈先生提出的“相”作为idea和eidos的译名。

与idea和eidos如何翻译相比，对其含义进行解读并梳理其发展变化更为重要。毫无疑问，苏格拉底提出的普遍性定义是柏拉图“相论”的雏形。那么，“相”与普遍性定义有哪些不同呢？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所指出的：

这段话在明确了苏格拉底的普遍形定义是柏拉图“相论”的直接来源的同时，也指出了两者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柏拉图的“相”不但走出了苏格拉底普遍定义的狭窄的伦理范围，应用到更加广阔和普遍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且在内涵上也作了提升，更具实在性和根本性。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柏拉图的“相论”不同于早期爱奥尼亚哲学家在承认事物的运动变化的基础上寻求“质料因”和“动因”，而走的是意大利学派的路径，即认为的事物的变化只是现象，其背后抽象和不变的“数”或“存在”才是更根本的东西，即开始寻求事物的“本质因”即“形式因”，柏拉图不但深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的理论和爱利亚学派的“存在”理论的深刻影响，而且还成为其“相论”的重要来源，他指出，柏拉图的万物“分有”、“相”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万物“摹仿”、“数”是大体相当的，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可见，柏拉图的“相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苏格拉底的普遍定义，二是爱利亚学派，尤其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说”。从来源上看，柏拉图的“相”的概念更直接得益于对巴门尼德的“存在”的继承和发展。后来，亚里士多德又在巴门尼德的“存在”和柏拉图的“相”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哲学主张。从中可以看出巴门尼德的“存在说”在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十分关键性的转向作用。

与前者的情形相似，柏拉图在接受了巴门尼德的“存在”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改造，“存在”的绝大多数特征被“相”继承了下来，唯一的区别就是巴门尼德认为“存在”只有一个，是唯一的，而柏拉图的“相”则打破了这种唯一性，因为柏拉图认为每一类同名的事物都有一个“相”，所以有无数个“相”。

我们可以从柏拉图对待事物运动的态度及其转变中看出他与此前的哲学家和哲学学派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关系。柏拉图在年轻时就受到了赫拉克利特和克拉底鲁的学说的影响，认为一切可以感觉到的事物总是处于流变状态，对于它们是不可能有确定的知识可言的。后来，他接触到爱利亚学派的哲学学说，更加深了这种认识。但是在运动和静止的问题上，柏拉图并没有像爱利亚学派那样绝对地否定运动，他承认运动着的具体事物也是一种存在，不过不是真实的存在，是低级的现象的存在，因此，它们只是感觉的对象，而知识的对象则是不变的。因此，在前期相论中十分强调不变的“相”高于变动的具体事物，知识高于感觉。但是，到了晚年，在他的后期相论中，这种思想开始有了一定的改变，他认识到完善的存在不应该是没有运动的和没有生命的东西，他一直对赫拉克里特的运动学说持肯定态度。下面我们就结合柏拉图最重要的中期和晚期哲学看一看其核心思想是什么，以及经历了哪些发展和变化。

在《美诺篇》中，柏拉图一改早期对话记述和评价苏格拉底思想的主题，第一次提出更有建设性的理论。虽然讨论仍然以寻求美德的定义作为开端，但他提出了美德有没有共同的“相”这一更深层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提出了他著名的“学习就是回忆”的学说。与经验论者相反，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本来就具有一切知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感觉经验只起到推动灵魂回忆的作用，并不是知识的真正来源。这样所谓学习就成为一个“回忆”的过程。这种看法割断了感觉经验与真正知识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先验论。

《斐多篇》被认为是对“相论”做出第一次系统阐述的对话。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对人的灵魂和肉体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提出了如何使相与具体事物“分离”的问题。他认为，人的肉体中无数的欲求和情绪会妨碍我们寻求真理、获取真知，灵魂只有从肉体中解放出来单独存在才能认识真正的实在。因此，诸如正义自身、美自身、善自身诸“相”非但不能通过感觉得到，而且只有排除感觉的干扰进行纯粹的思想才能获得。柏拉图再次重申了他的“回忆说”，认为对于“相”的知识我们早已有了，只是已经忘记，在感觉的启发作用下，我们可以回忆起来。这种将灵魂与肉体、感觉与理性知识相分离的看法有着十分明显的巴门尼德“存在说”的痕迹。与巴门尼德不同的是，柏拉图一方面把其唯一的“存在”分散为无数个不同的“相”，另一方面，柏拉图并没有像巴门尼德那样把思想与感觉的对象截然分开，而是认为感觉和思想还是存在某种联系。柏拉图指出，“相”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区别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可见，柏拉图的“相”基本上是巴门尼德的“存在”的翻版，只是稍有不同。

那么，“相”与具体事物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呢？为解决这个问题，柏拉图提出了“分有说”。举例来说，美的事物如何能够由于“美的相”而成为美的？柏拉图的回答是：美的事物分有了“美的相”。“分有”的希腊文是μετεχω，是一个常用的口头语，意思是“取了一点”或“沾了一点”，所以也有人译作“分沾”。既然“相”和具体事物之间是彼此分离的，那么两者的关系只能是“分有”。对于这种与具体事物相分离的“相”是一种主观思想，还是客观实在，是存在争论的，亚里士多德倾向于后者，现代的哲学家大多同意这种看法。从“分有说”可以看出，柏拉图的并没有对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做出十分明确的区分，他的“相”与其说仅仅是一种主观概念或观念，不如说是一种更高级、更真实的客观存在。具体事物是由“相”决定和派生出来的，是事物的最高目的和理想。

《国家篇》既是柏拉图阐发其政治、伦理、教育、美学乃至自然科学思想的“哲学大全”，也是其前期相论的总结性著作，在20世纪之前曾经被看作其哲学思想的顶峰之作。虽然整篇对话以“正义”贯穿，但思想却恣意抒展，提出了很多新的和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和观点。下面分述之。

首先，两个世界的说法。他把人对事物的认识分为三个层次（实际上是两个）：

其次，人的认识结构。柏拉图对两个世界又作了进一步的划分，人的认识过程可以划分为由低到高的四个阶段，由于灵魂是认识的主体，由此灵魂也存在四种状态，其清晰度、精确性和真理性也依次递减，由此形成了一个认识能力和认识对象的序列：

为了对这四个阶段进行具体说明，他做出了著名的“洞穴比喻”。大意是，设想有一个很深的洞穴，有些人从小就被绑在洞穴的底部，全身都被锁住，头部不能转动，眼睛只能看着洞壁。在他们背后，洞中燃烧着一堆火，在火和这些囚徒之间有一道矮墙，沿墙的路上走着一些人，他们举着用木头和石头做的假人，他们自己被矮墙挡着，火光将这些傀儡的影子照在洞壁上，囚徒们只能看到这些傀儡的影子，他们以为这些影子就是最真实的事物。如果有人挣脱了束缚，回过头来看见火光，就会感到炫目，所以他们就会认为他们原来看到的影子比实物更为真实。如果有人把他们拉出到洞外，看见了真正的太阳，一时间就会眼花缭乱，什么真实的东西都看不见了。可等到眼睛习惯了光亮之后，他们就能够认识到是太阳造成了四季，主宰着世间万物。这些看到太阳和真实事物的人再也不愿意回到洞内了，因为那里什么都看不见，而那些还留在洞内的人反倒认为那些出去的人把眼睛弄坏了。联系到上述的认识阶段，柏拉图解释说，洞穴囚室就好比是可见世界，其中的火光就是现实世界中太阳的能力，走到洞外看到的真实事物就是理智世界，而理智世界中最难看到也是最后看到的太阳就是“善的相”，它是真实世界的创造者和源泉。柏拉图接着指出，所谓教育，就是使灵魂本身固有的这种认识能力发挥出来，使它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变化的世界走向真实的世界，柏拉图称之为“灵魂的转向”。就具体课程来说，以下五门课程可以看作是将灵魂由可见世界上升到真实世界最终达到“善的相”的阶梯，即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和谐音学。

总之，在《国家篇》中，柏拉图对肇始于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伦理学给予了全面和系统的哲学上的论证和说明，是前期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总结。

哲学史家们之所以以《巴曼尼得斯篇》作为柏拉图后期相论的开篇之作，不仅是因为其创作的年代，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第一次对其早期的相论进行了反思和批评，从而标志着柏拉图哲学思想的重要转变。

柏拉图后期的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巴曼尼得斯篇》、《泰阿泰德篇》、《智者篇》、《斐莱布篇》、《蒂迈欧篇》等对话中。

《巴曼尼得斯篇》被认为是柏拉图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同时也是最难读和最难理解的一篇，后世的哲学家对这篇对话的意见分歧也最多，正像陈康先生所言：“柏拉图的著作已几乎每篇是一个谜，或每篇至少包含一个谜了；然而《巴曼尼得斯篇》乃是一切谜中最大的一个。”[208]

首先，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对话的主角发生了一个变化，在前期对话中，苏格拉底都是无一例外的主要发言人，全篇对话都是由他引导，而在这篇对话中，巴门尼德取代了苏格拉底的位置，苏格拉底成为一位年轻人，他的意见受到了巴门尼德的批评。虽然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这些人物所说的话并不能代表其本人的观点，实际上躲在幕后的柏拉图是真正的编剧和导演，但这一主角的转换并不是偶然的，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柏拉图已经走出了早期对话中对苏格拉底思想的继承时代，开始向纵深发展，巴门尼德成为一个标志，这一点从下述的柏拉图思想的变化中可见一斑。

在《巴曼尼得斯篇》的第一个部分，柏拉图借巴门尼德之口，对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提出了批评。应该说，少年苏格拉底“相论”的提出是为了解决爱利亚学派的“存在学说”中的问题，即他们认为只有“存在”而没有“非存在”，只有“一”而没有“多”，因而没有办法解释既是“一”又是“多”的现象，苏格拉底认为，哲学不但要说明一般的存在，还要能够解释个别的现象，少年苏格拉底的任务就是要从爱利亚学派的学说中把现象“拯救”出来，于是他提出具体事物分有“相”的理论。接着，巴门尼德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进行了批判：

第一，关于“相”的分类。苏格拉底列举了“相”的四个类型，这四种类型是：（1）相反的东西的“相”，如动和静、前与后等；（2）正义、美、善等伦理方面的“相”；（3）人、水、火等具体东西的“相”；（4）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如头发、污泥的“相”。其中问题最大的是那些没有价值的丑恶的东西是否也有“相”，显然这是和前期讨论的最主要的“相”，即关于正义、真、善和美的“相”对应的，既然承认善的东西有“相”，那么如何能够否定“恶”的“相”的存在呢？因为哲学是追求本体论的学问，对所研究的对象应该一视同仁。这是柏拉图对前期“相论”提出的致命问题之一。

第三，关于对立的问题。巴门尼德认为，如果把同一类事物放在一起找出一个“相”来的话，那么如何把这些事物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就会看到第二个“相”，这样以此类推，“相”本身的性质就成了问题。对此，苏格拉底以“相”只是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不能用具体事物的对立来说明。在这里可以看出，柏拉图已经有了将思想和思想的对象区分开来的自觉意识。

第四，是关于“分离”的问题。巴门尼德论证说，如果“相”的世界和现实世界是彼此分离的，分别以神和人作为认识的主体，那么人如何能够认识“相”的世界？实际上，柏拉图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如何在“相”的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架起一座认识的桥梁，他的认识论中早期的“回忆说”向从低到高的发展说正是这一努力的具体表现，但似乎并没有把问题讲清楚，在这里他再次提出这个难题。

其实，柏拉图提出的这些对其早期“相论”的批评与其说是要否定“相论”，不如说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其中所存在的问题，然后想方设法地去修正和完善它，这体现了一个认识正在逐步深入的过程。在第二部分，柏拉图通过对范畴的分析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初步的回答。

作为一个最普遍的抽象范畴的“存在”是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最先提出来的，他的“存在”是不生不灭、不可分和不动的，是“一”而不是“多”，这样的“存在”是空洞无物和不能言说的。虽然带有很大的绝对性和形而上学性，但它还是体现出一种探询现象背后的本质的努力，因而在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而创造了“相论”，一方面，把巴门尼德提出的最抽象的范畴“存在”和“一”继续作为推论的假设前提，同时，为了解决“存在”中的矛盾性，与“存在”不同，“相”是“多”而不是“一”。在《巴门尼德篇》的第二部分，柏拉图提出了十九组相反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