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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4（第2页）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不仅给后代史家提供了具有真实信息的大量传说，而且还提供了为数众多的一手史料。比如《历史》后半部关于希波战争的描述，就出自众多希波战争当事人和目击者之口，至少是出自第三次希波战争的当事人或目击者之口。所以，不能简单地指责散文记事家只会取悦听众。修昔底德不是圣人，他在评判前人的工作时也会出现苛求之处，但他自己的史料批判工作无疑是代表着希腊史学的进步方向的。希腊历史学正是从修昔底德开始，超越了听众和一般读者的兴趣需要，发展成为一门以追求历史事件的真实和解释的准确为己任的学问。

第二，修昔底德在西方史学史和思想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历史认识的重要社会功能是为了现实和将来人的活动提供参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取鉴经世、鉴古知今的价值。修昔底德的这一认识至今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我们这个时代是务实尚新的时代，生活中充满了变量，人们更关注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关联的现实问题，而不是某种业已逝去的历史和涉及终极意义的遥远目标，所以专门以过去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同一些古老的学科一样，受到社会的普遍怀疑。历史学取鉴经世的作用是否仍然有效？修昔底德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解析。

他认为历史之所以具有借鉴价值，原因在于不变的人性。他在书中反复谈论到了这个问题。由于人性不变，“人性总是人性”，人固有的贪婪、权力欲、支配欲、情欲等深层的自私欲念并不会因为时代的更迭而发生本质的改变，[200]因此人不可避免地要重复以往的行为，重犯以往的错误，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或多或少有一些差异。

事实上，修昔底德已经意识到在不同时代所发生的不同事件之间存在着某些有机的联系，具备着人性的统一性，而这正是他所认为的历史具有重大实用价值的基本原因。因此人们有必要记住历史，了解历史，以史为镜，从而尽量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少犯重复性的错误。

近现代否定历史具有参照价值的论点的基本理论依据无非是历史的不可重复性，每一种历史都是独特的、单一的，因此不同的时代拥有不同的人性，不同时代的历史经验也是独特的，单一的，不可重复的，没有一般的意义。而这是有悖历史事实的。虽然人性具有特殊性，但“不同时代的人性”这一命题本身就说明特殊与一般的联系。无论是古希腊人的人性还是古罗马人、古代中国人的人性都有人性的同类项，这就是一般的联系。尽管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风俗习惯，但也存在着许多本质上和形式上相同的特点，比如都有宗教信仰、婚丧嫁娶仪式、法律道德之类的行为规范，历史上都发生过原因、演化方向、结局相似甚至本质相同的历史事件。正因为如此，前代人拨动的琴弦总是在后代人心中引起共鸣，前代人的著作文章总是能找到后代的读者，前代的重大事件和英雄或枭雄总是对现代人具有震撼作用，“人性总是人性”。

正因为人性的弱点，所以修昔底德清楚地意识到，一般人在阅读或聆听史学作品时首先关注的是趣味性，他们喜欢生动的情节而不是平铺直叙的记载，以求真求实为本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由于缺少引人入胜的文学花样，很可能不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所以他的书不是为多数人写的，而是为少数人写的，是为了那些愿意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益的人写的。

这就产生了他的第三点特质，言别人不能言之处，就是提出了历史写作的崇高抱负：不能趋势媚俗，为了一时的需要而迎合大众的“嗜好”，从而舍弃对真实的追求。换句话说，凡是极力迎合时尚的史学作品，在修昔底德看来都是不可能“垂诸久远的”，要想“垂诸久远”，就老老实实地作文章，不搞花架子。客观历史证明他对历史写作的这种认识不仅是十分高贵的，而且是非常正确的。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集中体现了古希腊史学的这种严格的史料批判精神。以他不得不追述的早期希腊的历史为例，由于史料极其稀少，他只能像其他史家一样求助于史诗和传说提供的线索。但他对这些早期文学作品始终持怀疑态度，用他的话说，“在研究过去的历史而得到我的结论时，我认为我们不能相信传说中的每个细节”。[201]所以他在追述过程中尽可能对已有的史料进行在当时条件下所允许的拷问，有时还动用了考古材料、地形学的材料来加以佐证。

关于他的著作的主题伯罗奔尼撒战争，他的史料主要来自他的直接经验。他在战争早期是参与者，在战争中后期是目击者，实际上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这些直接经验本身是第一手史料，同大多数后代人写前代事的古代史书的史料性质是不一样的。他的著作所以能被后人称为信史，很大程度上基于他的著作的这一史料特征。但史家个人的直接观察毕竟存在着局限，因为他不只记载雅典本身的事件，还用相当多的篇幅叙述希腊其他国家的参战历史，即使是他的母邦雅典的历史，他也不完全是目击者和当事人，许多事件的进程和人物的活动都在他的视野之外。因此他只能依靠别人的经验，对他来说也就是间接经验。这部分史料主要是文献、当事人的回忆和口头传说。比如雅典与斯巴达的条约，斯巴达与波斯的条约，神托记录等等。修昔底德的有利条件是他的这写间接经验来自他的同代人，他本人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向目击者和当事人询问，而且还在分析和筛选这类间接经验的时候具有后代人不可能有的对事件的直感和直接的辨伪能力。正如他所说的：“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但即使这样，他仍然不放心，因为“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

由于他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采取这样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利用史料的时候预先进行过一番细心的考证和检测，所以他书中的史实差不多都能给以相对确定的时间、地点、人物，特别是涉及人、财、军备、战果等需要数字统计材料的地方，他都在可能的条件下予以交代，甚至定量到个位数，并且提供的数字真实可信。这种类似近现代史学学术规范的做法在早期西方史家中是为数极少的。

他的书内谈到重要的条约都有详细的条款，以及订立人的名称和国别。谈到战役、重大政策的制订均有细致的过程，包括地形、气候、距离、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分析。尤其突出之处是他的书中运用了大量以直接引语形式出现的演说，总量约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每一篇都是精雕细刻的产物，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思想内涵，开了在历史著作中利用长篇大论的演说的先河，将古希腊人的特点及高超的“说”的艺术充分展现了出来。

但与后世仅仅沉默地采用类似方法的史家的做法不同，修昔底德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这就是古代缺乏现场记录的手段，而且一个人也不能身临其境一切历史现场。他书中的众多演说精品显然经过作者的个人的修饰加工。对此他非常老实地做了交代：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时期发表的。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词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它们说出的话语来。[202]

在书中，修昔底德还喜欢使用两个术语：“我觉得”（dokei）和“大概是”（hoseikos），有意识地标明自己对叙述内容的介入，提醒有心的读者注意。在第七卷中描述雅典军在西西里岛的一场夜战时，他很少见地提出了个人对这一事件的疑问，他说：“但是在夜战的时候（这是这次战争中，两支大军间所发生的仅有的一次夜战），人们又怎样能够确切地知道真情呢？”[203]这种生怕误导读者的真诚态度不仅是绝大多数古代史家难以企及的，而且是一些近现代史家（如某些传记、回忆录、专史之类著作的作者）所不及的。这是古典西方史学最可贵的地方之一。

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坚持实事求是与史料批判的原则，该书在史料的可靠性方面堪称史学史上的典范。正因为如此，英国哲学家兼历史家大卫·休谟曾盛赞该书：“修昔底德作品的第一页就是一切真实的历史的开端”[204]。

②冷峻的客观主义精神

广泛地收集史料和严格地进行史料考据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是认识过程的全部。因为史料只有经过一定的拼接与组合、描述和解释之后才对读者具有真正的意义。因此解释的真实与史料的真实对史学来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优秀的历史工作者在筛选、组合经过去伪存真过程后的史料、复原历史真相的时候，总是力图摆脱各种思想情绪之类主观因素的束缚，避免历史家个人的主观介入，用自己的笔触尽量刻画出过去的真实图景。尽管现代史学已经认识到，德国史家兰克式的纯客观地再现客观历史是一个很难实现的“高贵的梦”，但使自己的历史认识，无论是史实认识还是价值认识，尽量贴近客观历史仍然是历史工作者所应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判断史学成就高低的根本标准。彪炳西方史学史的历史大家的著作都洋溢着一种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精神，《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西方史学史上实践这种精神最为彻底的少数史著之一，也是这类少量史著中的第一部。

修昔底德是雅典人，他的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又主要以雅典作为记载对象，实际上主要是雅典的历史，因此作者的书中带有一些爱国主义色彩、甚至带有较多的爱国主义情绪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字里行间可以隐约地感到修昔底德对雅典的深沉感情。然而，如果不是书内第一人称的介绍，或读者事先获得的知识，便很难察觉作者竟是雅典公民和爱国者。对于修昔底德来说，雅典首先是他的研究对象，并不比他的死敌斯巴达在道义上占什么便宜。书中浸透着客观中立的精神，每一事件、人物的前因后果以及过程的叙述都使用非常平实、白描的语言，避免作过多的个人评判和文辞渲染，并且在陈述中必定以相等的份额照顾到敌对双方对同一事件的解释，既不曲笔讳言，也不随波逐流。

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演说辞当中。修昔底德无论是对雅典人还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都给以表达己方观点的充分篇幅，实际上将雅典公民大会的公平、公开、文明的辩论规则应用于历史写作。所以他不仅对雅典人的辩解与指控照书不误，而且雅典的敌人对雅典的控诉和对己方立场的辩护也予秉笔直书。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列举事实的时候，书中的当事人经常要对某件事物进行褒贬，这常常被人误解为修昔底德本人的看法。例如雅典民主政治家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热情讴歌民主制的演讲被当成修昔底德拥护民主的证明。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在同一部书中，修昔底德不只一次用自己的口吻谈到雅典民主的消极面，比如他认为公民大会容易受到怀有个人野心的政治蛊惑家的煽动，犯了许多错误，特别是西西里远征。他还列举过不少有关雅典因实行霸权政策所引起的灾难性后果。因此书中人物的言谈举止虽然出自修昔底德之笔，肯定存在着作者的主观介入，却并非都是修昔底德的，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事实陈述而言，修昔底德奉行了与处理演说同样的原则，即客观中立的原则，既不媚俗媚上，也不曲笔讳言，简直客观到冷峻无情的地步。然而，修昔底德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一定的价值准则，在陈述事实时可以基本做到冷酷无情，但在评述事实却不能不显露出有情的一面。但极为难能可贵的是，修昔底德在这种需要情感的地方仍能保持客观的尊严，按照古希腊人一般的道德准则判断是非善恶。他在书中采取的处理方法是自己先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充当中立的法官，始终先让战争的当事双方均等陈述，或者说是修昔底德有意以均等的原则叙述双方的言论和行动，客观地描述事件的进程，然后再根据他个人的价值准绳对已经陈述的事物做一番评判和裁决。这种论述性的判决有时是一两个段落，有时是一句插语，内里完全没有激愤和仇恨，无论是对雅典的敌人还是雅典人自身，唯一的标准就是冷峻的理性。

比如他对伯里克利的贤明廉正和领导民众的才能充满敬意，把他看作是雅典繁盛的决定性人物，是最有才干、最英明的领导人。但他对伯里克利的评判却一直推迟到伯里克利去世之后才进行。此前，他只是客观地叙述伯里克利的行为和政策，以及雅典人从对他的崇敬到厌恶他、罢免他的过程。修昔底德并没有因为个人对伯里克利的一贯好感而批评或责备雅典人眼光短浅、不知好歹，而是冷静地分析人民群众对一位杰出领袖先拥戴、后厌恶，再后又信任的原因。在他看来，无论是拥戴伯里克利还是反感伯里克利都是有道理的，是同伯里克利的政策同广大公民的利益之间是否相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取决于伯里克利的人格魅力。

他也对雅典的敌人，领导西西里岛城邦叙拉古战胜雅典远征军的赫摩克拉底十分欣赏，并没有因为赫摩克拉底给予雅典致命打击而丑化或妖魔化雅典的敌人。他称赫摩克拉底是绝顶的聪明人，在这场战争中显示出非凡的能力和突出的勇气。对于雅典政治家亚西比得那样的妖言惑众、假公济私的人，他予以严厉谴责，把他视为引起国家毁灭的人。尽管后来亚西比德重新得到雅典公民的拥护，并为领导雅典海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道德的审判方面，他仍然对亚西比德毫不留情。他也为西西里远征军的主帅尼西阿斯的优柔寡断、贻误军机制直至葬送了全军而痛心疾首，但对尼西阿斯在战败后被叙拉固人处死又感到惋惜，认为反对出兵的他是最不应该受到如此悲惨结局的人，因为他终生致力于道德研究和实践。修昔底德对于自己祖国的极端民主政体实际上持批评态度，所以在述及由中产阶级即5000公民享有的有限民主制时他表示了认可。但他并不因此便对反对贵族制或寡头制的民主派说不，仍然平心静气地陈述事件的进程。

在更多的场合下，修昔底德的这种客观陈述和主观评述的方法是在夹叙夹议中展开的，并不是将个人的观点仅仅置于某个事件或人物的结尾，加一个“太史公曰”。他在叙述一些关键的事件或人物时，往往会停下来，插入一些具有鲜明个人特点的理性分析和概括，从而把叙述引入深刻。由于插入的恰到好处，叙述的节奏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如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在第二卷关于雅典人遭受大瘟疫的打击、社会上出现空前违法乱纪的现象的分析和概括。他在列举了大瘟疫肆虐和人们心志发生巨大变化的现象之后及时指出：

人们看见幸运变更得这样迅速，这样突然，有些富有的人忽然死亡，有些过去一文莫名的人现在继承了他们的财富，因此他们现在公开地冒险做放纵的行为，这种行为在过去常常是隐藏起来的。因此，他们决定迅速地花费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暂时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表示自己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是很成问题的。一般人都承认，光荣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只是那些暂时的快乐和一切使人能够得到这种快乐的东西。对神的敬畏和认为的法律都没有约束的力量了。至于神祇，他们认为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见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至于违犯人为的法律，没有一个人预料他能够活到受审判和处罚的时候，反而每个人都感觉到，对于他已经下了更为沉重的判决正悬在他的头上，他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乐趣，这是很自然的。[205]

再如，在叙述科西拉贵族派和平民派互相疯狂迫害和残杀时，他概括这一切的根源是“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统治欲”，以及因派别斗争爆发后所引起的“激烈的疯狂情绪”：

许多城邦的党派领袖们有似乎可以使人佩服的政纲——一方面主张民众在政治上的平等，另一方面主张安稳而健全的贵族政治。他们虽然自己冒充为公众服务，但是事实上是为着他们自己谋得利益。在他们争取优势的斗争中，没有什么事可以阻拦他们。他们自己的行动已经是可怕了的，但在报复的时候，更为可怕。他们既不受正义的限制，也不受国家利益的限制。他们唯一的标准是他们自己党派一时的任性。所以他们随时准备利用不合法的表决来处罚他们的敌人，或者利用暴力夺取政权，以满足他们一时的仇恨。结果，虽然双方都没有正义的动机，但是那些能够发表动人的言论，以证明他们一些可耻的行为是正当的人，更受到赞扬。至于抱着温和观点的公民，他们受到两个极端党派的摧残，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斗争，就是因为嫉妒他们可能逃脱灾难而生存下去了。[206]

由于修昔底德能够公平充分地陈述事实，又能以古希腊人的一般道德原则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再加上一些充满哲理的评述，这就使他的著作不仅具有翔实可信的事实陈述，而且还具有耐人寻味的价值陈述，从而使他的著作对后人认识自身提供了可信的参考材料与思想源泉。

③彻底的人本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