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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5（第3页）

罗马史学在早期帝制或元首制时期（公元前27—公元192年）达到了繁荣，表现为两个特点：首先，涌现出一大批出色的史家与史作，如拉丁史家李维、塔西陀、苏埃托尼乌斯，罗马统治下的希腊史家狄奥多洛斯、狄奥尼修斯、普鲁塔克、阿庇安、阿里安等人，他们都有历久弥新的史著一直传至现代。其次，此间罗马史学的发展与繁荣表现为不平衡，200年时间，两头正常，中间低落，盖因2世纪以前，君主专制的过渡形态元首制尚不巩固，共和制根株未决绝，因此史学这种需要史家个人创造性工作的学科能否出人才出成果取决于不同元首个人的文化政策。奥古斯都时代（公元前30—公元14年）以及安东尼王朝时代，文化控制较为松弛，用身经文网紧收与放开两个时期的杰出史家塔西陀的评述就是在安东尼王朝时期，“我们享有这样一种稀有的幸福：我们在这一时期里可以按照愿望去想，按照心里想的去说”。[247]因此罗马史学积存的最后一部分后劲在该王朝时期充分释放出来，大史家与好作品频频问世。相反在克劳狄王朝（公元14—68年）及其后的弗拉维王朝（公元69—96年），元首严密控制舆论与文化，尤其在弗拉维王朝的皇帝图密善当政期间（公元81—96年），实行文化专政，处决赞扬共和制的作家，焚烧他们的著作，致使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可资一提的史作传世，只有老普林尼远离现实的《自然史》是个例外。

奥古斯都时代最卓越的史著是李维的巨作《罗马史》。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年）。李维是北意大利帕塔维乌姆市人，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正值内战正酣，政治恐怖横行，灾难连绵不断，因此他厌恶战争、动乱、独裁，崇尚和平与共和制，这成为他的史学解释的基本出发点。屋大维一统天下之后，他移居罗马开始撰写长达142卷的罗马通史《自建城以来》（又称《罗马史》），前后用去40年时间。第1卷从公元前753年传说中的罗马建城写起，止于公元前510年君主制被推翻、共和制确立。第142卷结束于李维所处的时代公元前9年的元首制早期。目前存1—10、21—45卷，另有46卷的部分残片。

他的书斋学者的特征决定了他的作品的得失之处。他有深厚的拉丁文写作修养，反映在作品中则是遣词用句的恰到好处，准确凝练，流畅自如；善于讲故事，生动地刻画历史人物甚至人物群体的心理与在场状态。由于李维对作品进行了长时间的推敲琢磨，尽管他的作品时间跨度大，人物多，线索多，史料驳杂，但却能首尾一致，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道德演变为纲，带动罗马历史演变的始终。在需要展开的地方，李维会多用一些篇幅。对于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罗马史，没有谁比李维提供了更多的史料。这提高了李维著作的价值。

他同撒路斯提乌斯一样，注意到罗马人特有的美德在罗马成长与发展进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他归纳出罗马人优良的道德传统的具体内容——自制、勤勉、简朴、勇敢、坚韧、对权威的尊重等，而维持这种美德基本力量是对某种外在因素的恐惧，例如在王政时期是对国王的恐惧，共和时期对外敌的恐惧。他在著作中因此塑造了一大批贤明伟大的贵族精英和精忠报国的平民百姓。这一切使他的著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问世之后便受到从奥古斯都到一般读者的热烈欢迎。

但李维的《罗马史》也有明显缺陷，由于李维不是他笔下事件的同代人而是编写家，他只好依赖现成的涉及罗马史的历史文学作品，以及少量的历史记录，如共和晚期编写的《大年代记》（现已失传）和当时收藏在神庙中的公职人员名录，加之他在史料性质的辨识上没有达到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的水平，无论对援引的一手史料还是二手史料都没有足够认真地进行考据辨伪或证实，常常大段大段地直接抄写，这就难免以讹传讹，出现一些年代、地理位置、史实方面的硬伤。此外，他同所有古典史家一样，不能容忍在缺乏证据因而应该保持沉默的历史空白之处，像文学家一样进行大胆的文学虚构，他的历史人物心理和在场人物群体的心态越微妙复杂，他的笔下人物的直接引语越多，他的虚构成分也就越大。比如古代没有录音机，李维又不是当事人，却能够在第28卷用大量篇幅引述法比乌斯同西庇阿的辩论词与场景状态，显然是虚构的产物。这种虚实结合的写法，可以说是所有古典史家的通病。但无论如何，《罗马史》仍然是拉丁史学的杰作。

罗马史学繁荣时期最杰出的拉丁史家是塔西陀（Tacitus，约55—120年），他的代表作是他晚年撰写的大作《历史》与《编年史》，另有篇幅不大的三个作品传世，即《演说家的对话录》、《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其中后两部属史学作品。

有些人专门崇拜藐视权威的人物，但他们应该知道，就是在暴君之下，也有伟大的人物；温顺服从如果能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话，也自可达到高贵的境地。

塔西陀反对一概而论的片面做法，认为即使是暴君的黑暗时代，仍然存在人性光辉的一面，这是一种对具体人和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是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正确分析法。

《日耳曼尼亚志》则是迄今流传下来的专门描述古代日耳曼人的开篇之作。虽然作者并没有到过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但毕竟是转述同代人的传闻，其中也包括一些世纪考察的印象，因此其史料价值无与伦比，是后人认识古代日耳曼人历史、社会、风俗习惯和地理分布状况的基本依据。作者在书中指出罗马曾多次对日耳曼人用兵但收效甚微，认为日耳曼人将是罗马人的大敌，最好保持分裂状态。历史证实了塔西陀的预见，西罗马帝国正是亡在日耳曼人手里。

给塔西陀带来史学声誉主要是《历史》和《编年史》。前者作于约100—110年之间；后者作于塔西陀生命的最后几年，没有完成。两书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事件的叙述。《历史》从69年写到96年，原书大约12卷，现仅存1—4卷和部分第5卷。《编年史》从奥古斯都去世的14年写至68年，现有1—4卷、11—15卷全部，另有第5卷开始部分、第6卷大部分以及16卷的前半部分。两部书如同两尊残破的精美大理石雕像，整体虽失，美妙尤在。

与以往希腊和拉丁史学著作不同，《历史》和《编年史》的视野比较小，塔西陀把“镜头”始终对准集国家大权于一身的元首和宫廷阴谋及权力斗争，不再关注或很少关注传统记述对象公民大会、元老院、声势浩大的外战和内战。这使他有充分的篇幅精雕细刻罗马顶层统治集团一些代表人物的神态和形态，加之他善于观察与深入思考，遣词用句精练、考究、雅致、准确，在生动地叙述中不断穿插一些关于人物事件本质特征的、耐人寻味的格言警句，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活灵活现的反正面人物形象和难得一见的历史场景（如元首提比略的装模作样，尼禄之母的无耻至极，尼禄病态般的残忍恶毒，母子阴谋夺权、弑夫弑父以及反目后尼禄弑母的可怕），而且给人一嗟三叹、回味无穷的感动，读者很难不被塔西陀所感染，爱他之所爱，恨他之所恨。《历史》和《编年史》可以说是西方叙述史的杰作。

在史学价值论上塔西陀也有出色的贡献。他强调历史的社会功能，如教谕功能，惩恶扬善功能。他认为历史的生命是恒久的，因为人的记忆不灭，所以即使某个时期暴君当道也无法改变或摧毁人的记忆。他在《编年史》中记述了一位正义的元老柯尔杜斯。这位元老由于撰写了一部称颂共和派领袖卡西乌斯和布鲁图的书而受到审判。他在元老院义正词严地指出：“如果我被判有罪，那人们将会像记住卡西乌斯和布鲁图一样记住我。”[248]他没有意识到历史记载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删除而化为灰烬的，即青史成灰是也。他自己的史作也没有完整传世便是证明。

塔西陀与波利比乌斯不同，并不特意强调追寻原因的史学要求。他在需要说明事件发生原因时往往局限于人的内心世界。在他看来，一位历史人物的行善还是行恶，都源于这个人的天性，或迟或早总要暴露出来。继承奥古斯都皇位的提比略虽然在即位前没有显露妄自尊大和残忍的性格，但那只是比较隐蔽而已。登基前后的表现不同并非性格本身的变化，而是外在条件的变化。68年开始的内战则源出于当事人心态的变化，如城市卫戍部队因没有得到赏赐而心存不满，看到和平不能带来实利而产生叛乱情绪。共和后期的内战则因人们固有的对权力的渴求欲，在帝国疆界扩大后，这种欲望受到刺激和滋长，导致突破约束。[249]此外，他也愿意把原因归结于超自然的力量，如神灵和命运。他相信神是公正的法官，对人的惩罚多于救赎。

当然，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严肃的学者，也往往会对天命产生怀疑。他在叙述暴君尼禄的荒**无道时指出其间发生过多次凶兆，尼禄仍然安然无恙。因此他怀疑征兆的有效作用，[250]反映塔西陀可贵的一面——质疑精神。

5。普鲁塔克（传记著作与史评）

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26年）是希腊优秀史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者，是早期帝国时期最优秀的传记体历史家。在他之后虽有一位杰出的拉丁传记家苏埃托尼乌斯，但后者撰述的广度和深度均不能与普鲁塔克相比。普鲁塔克是中希腊彼奥提亚地区凯罗尼亚人，生在贵族之家。少年时代的普鲁塔克依循当时的求学惯例到雅典读书，后到地中海的另一个文化教育中心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游学，在哲学和历史方面似乎见长。学业完成后他在罗马的希腊总督麾下任职，曾多次去罗马出差，见过安敦尼王朝的两位贤明的元首图拉真与哈德良，并进入过罗马上流贵族的社交圈。这些经历表明他同绝大多数古希腊、罗马的史学家一样具有相当长时间的从政经验。但他的后半生显然一直居住在家乡，担任过距他的出生地不远的特尔斐阿波罗神庙的祭司，有比较长的平静时间进行省思和写作。古人估计他的作品达277篇，目前传下来100余篇，分别收在《名人传》和《道德篇》两部集子中。我们不能确知他的这些作品的确切写作时间，可能《名人传》作于其晚年，对人生的感悟更为成熟与深刻。普鲁塔克自陈他的写作目的在于扬善致用的道德追求：

他在整个书中也的确在努力为读者塑造值得、也能够加以模仿的杰出历史人物。因此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传主个人的盛衰际遇、性格特征、内心世界、言谈举止、轶闻趣事等非常个性化的题材之上，并不刻意去渲染传主参与或指挥的重大历史件，从而刻画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成为后世了解古希腊罗马重大历史人物个人史的主要史料来源。这是《名人传》的史学价值之一。

普鲁塔克是西方史学家当中第一个自觉提出并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的人。虽然此前的希腊史家都在不停地运用比较方法，因为没有比较就不可能有鉴别和价值分析，但在普鲁塔克之前的史家对比较方法没有自觉认识。只有普鲁塔克在理性上意识到历史比较的意义。他在《弗基昂传》中指出：

我进行比较不仅是因为他们（指弗基昂与加图——作者注）具有共同之处，都为人甚好并均有政治家的才能……除了那些小到不能再小的差别之外，这两个人的美德展示了一种单一的特征、形式以及与他们的性格混合在一起的相同的色彩……以致要求非常精微细致的讨论，作为区分和发现他们不同之处的手段。

在普鲁塔克看来，比较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在具有高度可比性的人们之间所进行的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的分析，发现事物的共性和特性。特别是在共性基础上寻找细微的差异，发现两个极其类似的事物之间的不同之处，从而揭示事物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为后来的人提供参考借鉴的深刻样本。这就大大加深了我们对复杂人性的认识，避免了思想的简单化。

《名人传》的布局反映了这种自觉的比较。普鲁塔克把两个出身、经历、结局、历史作用看上去非常相似的著名人物作为比较对象，一个希腊人对应一个罗马人，如雅典国家的奠基人提修斯对应罗马城的奠基人罗慕洛，雅典民主的开拓者梭伦对应罗马共和的创建人普布利科拉，雅典政治家兼大富人尼西阿斯对应罗马巨富兼政治家克拉苏等，这样的对子共有20个。另有一组4人对比，2希腊人与2罗马人，即悲剧性的改革家斯巴达国王阿基斯、克莱奥蒙尼与罗马的悲剧改革家格拉古兄弟。每对的排列顺序大多为希腊人在前，罗马人在后，单独成篇，最后有类似“太史公曰”的总结性比较，也就是合论，评说传主不同的成败得失与人生教训。但也有两对人物的顺序为罗马人在前，希腊人在后，即科拉奥拉努斯与阿尔基比亚德斯、埃米里乌斯和提摩隆。这也许是亚历山大里亚学者整理的产物。此外，另有5个名人的单传，如雅典杰出的演说家和政治家德摩斯提尼、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传。

最显赫的业绩不一定总能表示人们的美德或恶行，而往往一桩小事，一句话或一个笑谈却比成千上万人阵亡的战役，更大规模的两军对垒，或著名的围城攻坚战，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性格和趋向。因此，正如画家通过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面孔和眼神就能画出逼真的肖像，而无需斤斤计较于人体的其他部分一样，我也必须得到读者的许可，俾能专心致志于人物灵魂的特征及其表现，并借此描绘每个人的生平业绩，而将他们的赫赫战功政绩留给别人去写。[252]

基于这种由小见大、见微知著的认识，普鲁塔克特别致力于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他的作品当中经常会出现一两个相关的术语，如心灵（psyche）、天性或生性（physis）、性格（ethos）。心灵在他笔下有灵魂和思想的双重含义，在当灵魂解时系指人和神之间的唯一联系。这是一种来自神灵、与肉体结合的东西，待人死后与肉体分离，飞返天堂。[253]有时它又当思想感觉解，如共和末期的罗马将领马略在想到一场新战争时感到了psyche的震颤。[254]在普鲁塔克看来，心灵与道德是血脉相连的，具有美德的人心灵是纯洁的，缺失美德的人心灵被玷污，连肉体都是污秽不堪的。

天性在普鲁塔克看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性，也在精神和肉体、生理和心理方面体现出来。如亚历山大天性暴躁，在生理上表现为肤色发红，心理上表现为豪饮易怒；罗马独裁官天性残忍和捉摸不定，生理上表现为满脸雀斑。这样一来，天性便成为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至于性格，普鲁塔克处理为天性的延伸，常常是天性的代名词。当史家把笔触集中在这样一些心理特征的发掘与描写上时，他笔下的人物便鲜活灵动起来，这是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能够得到同时代的罗马人以及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读者的喜爱的基本原因。虽然进入20世纪后半叶，随着读物膨胀和信息爆炸以及对英雄崇拜的批判、对崇高的解构，以杰出历史人物为中心的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日益失去西方读者的注意，但由于古今的基本人性不变，因此今人实际上在反复复制着古人的追求、向往、焦虑和恐惧，普鲁塔克塑造的古代杰出人物的群像将始终具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然而当涉及《名人传》的可信程度问题时，读者必须小心谨慎。古典史学虽然确立了求真求实的原则，但在具体执行上没有一个史家解决了现代史学所要求的言必有据（人证、物证、书证）的要求。即使最严谨的史家如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也没有在虚构和记实之间划清界限，虽然他们会交代演说、对话之类直接引语是自己创作的产物。这种状况的发生不仅在于古代缺乏系统化的在场的历史记载意识，而且在于古代记载工具的局限。古代没有摄影器材、录音机，甚至没有发展出速记技术，因此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描述总是存在大量的证据空白。作为古代史学的基本表现形式的叙述史又必须要求明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人物思想与对话等基本要素，在这种无法逾越的客观困难面前，古代的史家只好采取捕风捉影般的文学虚构，以便填补空白。这样一来，古代史书均是虚实结合体，出色的史家会说明信息的来源和虚构的提示，一般史家则对虚构部分保持沉默。

6。阿庇安与阿里安

阿庇安（Appian，约95—165年）是出生于埃及教的希腊人，著有24卷本《罗马史》，从王政时代写起，结束于2世纪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现完整存留10卷，另有第1—5卷、第8、9卷残篇，截至晚期共和国时期的百年内战。

如果说普鲁塔克是融合希腊罗马历史文化的史学家，阿庇安则是罗马化的希腊史家。他不是从异族人或旁观者的角度写《罗马史》，而是从罗马人角度似乎在写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这也许与他认同罗马价值观并在罗马统治时代成功进入罗马上流社会、官至埃及总督有关。

阿庇安的《罗马史》在编写体例上有创新之处，他采用纪事本末体的方式，按照时间和空间顺序将罗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分别以专题分卷，以一般的作者序开始，然后从第1卷王政时期展开叙述，先介绍意大利，再叙述萨姆尼特史、高卢史、西西里与其他岛屿史、西班牙战争、汉尼拔战争、叙利亚战争、内战等等，时间由远至近，空间由近至远。由于许多历史事件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重叠，因此各卷中不时出现一些重复的内容，这是大事记式的体例不可避免的缺陷，但在对一件大事的完整认识上，纪事本末体也许是最好的表达方式。

在历史分析方法上，阿庇安也有独特的视角，这就是力求从经济因素去解释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虽然在他之前，修昔底德、李维、普鲁塔克等史家均注意到经济因素的历史作用，但像阿庇安那样把经济因素作为罗马内战爆发与演进的基本动力的做法还很少见。他认为土地改革之所以被罗马风云人物视为自己的主要政策之一，就是因为大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利害冲突是罗马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所以认真读过阿庇安《罗马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欣赏阿庇安的方法，他们评价说：

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255]

我们赞美和尊敬那些一父所生的人，同时我们却不赞美并崇敬那些不属于同一家庭的人。我们这样做，就使我们自己变成了蛮族人，因为我们大家，无论是蛮族还是希腊人，都是由大自然以同一种方式造成的……总之，没有人注定是蛮族人或希腊人。我们全都用嘴和鼻孔呼吸，我们全都用手吃饭。[257]

阿庇安是希腊人，可能受到智者学派反奴隶制思想的影响。但这只是没有实证的猜测而已。

罗马史学繁荣时期的另一位杰出代表是希腊史家阿里安（Arrian，约96—180年）。他的经历与阿庇安相似，生于罗马俾提尼亚行省的城市尼科米狄亚（现土耳其西北部），曾在希腊学习哲学，后进入罗马政界，供职于高卢行省等地，担任过卡帕多客亚行省的总督、军团指挥，深得皇帝哈德良赏识，仕途相当成功。哈德良死后，阿里安辞去官职，定居雅典，写出他的代表作《亚历山大远征记》（Anabasis）。虽然阿里安在书中提到在他的时代还能看到许多有关亚历山大的史书，但只有他的这部著作流传下来，成为完整记述亚历山大远征西亚、南亚历程的唯一作品，史料价值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