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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4（第3页）

修昔底德的史学思想中，最为可贵处之一是彻底的人本精神。古希腊人的精神解放进程，是从原始的神人合一状态的分离开始的，自赫西俄德到抒情诗人，再到自然哲学家、记事家、戏剧家、智者学派，人本思想在一步步地深化，但始终没有达到神人彻底分离的地步。在大多数学者的人本主张的旁边或身后，更是若明若暗地跃动着非人的力量，即神或命运，柏拉图甚至还公开声明“神是万物的尺度”[207]。而修昔底德却继续普罗泰戈拉的以人为本的主体思想，与宗教、迷信彻底断绝了关系。这是修昔底德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

统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洋洋洒洒几十万言，竟然没有给超自然的力量任何位置。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发生的事件，都完全是人类自身活动的结果，与神和命运没有关联。当然，修昔底德既然记录人事就不能避开神，因为绝大多数希腊人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们的各种活动始终包含与神的经常性联系，所以修昔底德写人就要涉及神。但他并不是简单地录记现象，而是直截了当地批评人对神的迷信。比如，他力排众说，坚决拒绝把各种灾变现象当作神灵对各种即将到来的人祸的启示。战争爆发前，希腊人的圣地提洛岛发生大地震，人们认为这是大祸将至的征兆。修昔底德却理性地认为这不过是巧合的自然现象。[208]战争过程中，地震仍不时发生，有时还引起了海啸。他人对此的解释是天人感应，修昔底德却认为海啸不过是地震先吸引海水离开海岸，然后海水又猛烈冲回来，于是产生了水灾。他十分肯定地指出：“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地震，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209]类似的光辉思想在其他地方多次出现。如雅典将军尼西阿斯因月食而延误退军，遭致全军覆没一事他认为愚蠢，雅典败军溃逃路上遇雷雨，士卒均认为是他们毁灭的预兆。他却说雷雨不过是夏末秋初常见的现象。在修昔底德眼里，社会现象的原因在于社会，自然现象的原因在于自然，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更谈不上超自然或超社会的因素。

修昔底德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偶然地提到过命运，但他笔下的命运和希罗多德笔下的命运有本质的不同。他认为命运的出现总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比如雅典的色雷斯人雇佣军突然洗劫米卡列乌斯城，把一切人丁，无分老幼，杀戮殆尽。命运在这里只是偶然现象的代名词，并没有神灵事先和事后的任何干预。他借伯利克里的口解释他对命运的理解：“事件的进程可能与人们的计划相反是正常的，而这正是我们通常把某种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事归咎于命运的原因。”[212]在希罗多德及其他希腊知识分子眼里的那个高高在上的世界主宰，就这样被修昔底德解构为人们的特定认识。

修昔底德对神和命运的深刻分析是同对人的高度肯定相对应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有几段关于人是世间最重要的力量的宣言，凸显普罗泰戈拉式的高度自信精神，虽然是借助他书中人物的口表达出来的，但显然是修昔底德个人思想的表达，甚至就是他个人的作品。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前言中对此曾有坦言：

至于不同人物发表的演说，无论是战争开始前发表的还是战争爆发后发表的，已经很难精确地回忆起实际讲过什么话了。这既是对我听到的演说而言，也适用于我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各种传言。因此，这里所举的演说，是我觉得某些演讲者在涉及有关主题时可能表达出来的、最适合于该场合的情感，同时我尽可能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213]

伯利克里在雅典公葬仪式上的演说便是高扬人本精神的佳作之一，是一曲关于人的伟大创造力的颂歌，西方思想史上的千古绝唱。在伯利克里看来，人是世间最重要和最宝贵的，正是雅典人自己，从他们的祖先、父辈到包括英勇牺牲的公民在内的当代人共同创造了雅典的一切，包括庞大的帝国，汇纳世界各种产品的繁荣的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自由、雅致、放达却又适度的生活方式，勇敢、慷慨、勤勉、诚恳、热情、敢做敢当的民族品性。这一切完全和神灵、天时、地利无关，均是雅典人自己努力的结果：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伯利克里在公民大会的演讲中，谈到雅典应采纳的策略是扬长避短，发挥海军优势，避开陆上对抗。针对雅典人对放弃田园、坚壁清野所产生的忧虑，他鲜明地提出了人是世间一切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第一重要的因素，只要有了人，什么东西都可以再创造出来：

我们一定不要因为丧失土地和房屋而愤怒，以致和远优于我们的伯罗奔罗尼撒陆军作战……我们所应当悲伤的不是房屋和土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假如我认为能够说服你们去做的话，我愿意劝你们往外去，并且亲手把你们的财产破坏，对伯罗奔尼撒人表示：你们是不会为了这些东西的缘故而向他们屈服的。[215]

既然人是第一重要的因素，各种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就不在于人类社会的外部而在其内部了。修昔底德因此很自然地致力于在人的自然心理活动与社会活动中寻找各种问题的答案。在这方面，他是古代颇为成功的探索者。比如，他是古代西方第一位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历史发展动因之一的历史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中，他把定居、城市、劫掠、战争等历史现象同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从而表达了历史进步的基本思想。他还借对立双方领导人之口指出战争的胜败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且还取决于经济实力的强弱。雅典的霸权政策含有扩张其进出口贸易的目的。在第六卷中他分析物质利益是战争的起因之一，雅典公民大众对远征西西里的热衷主因在于希望得到服役薪金。

至于一个城邦内部的政治斗争，修昔底德认为出自人的劣根性，即“由于贪婪和野心所引起的欲望是所有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还有人们卷入党派之争后产生的狂热”[218]。这种因人性恶而引起的社会斗争在和平时期以合法手段呈现，在非常时期则要诉诸暴力。这样一来，他便把政治斗争的原因探到了较希罗多德的要深的地方——人性，那些引起国际、国内斗争的源泉——恐惧、荣誉、利益、贪欲等等，原来都是来自人的本性。在修昔底德看来，人性不是神从外部赋予的，也不是后天产生的，而是自在的，一成不变、与生俱来的。各种社会存在的作用在于对不同的人性进行抑扬，是人性展现的条件。比如战争初期，雅典爆发瘟疫，修昔底德评论瘟疫给雅典人造成的痛苦“超过了人性所能忍受的限度”[219]，因此人们开始空前的违法乱纪和随心所欲。

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中对此有淋漓尽致的发挥。科西拉发生民主派和贵族派之争，“危机期间，整个城邦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人性凌驾于法律之上，不断地触犯法律，傲慢地呈现为不可控制的**，它超越正义感、敌视一切胜过自己的东西”。[220]

在修昔底德看来，敌对派别彼此之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除因派别利益外，还有部分人挟私仇借机报复，因欠债借机杀债务人，以及有政见分歧的家族成员互相残害等等。他认为只要人性不变，这类事件总会发生:

在和平与繁荣时期，城邦、个人都拥有比较温和的情感，因为他们无需面临极端的需要；但战争使人的日常需要难以满足，它就像一个严厉的教师，在大部分人的身上养成与形势相符的性情。[221]

于是，人固有的性恶急剧膨胀，出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恶劣行为，社会意识、道德标准也因此发生巨变：疯狂夺权，残忍报复；阴谋是智慧，欺骗是聪明；激进是正确，温和是背叛；一切规则法律可以被砸碎，一切诺言可以被推翻，混乱中只有最粗俗的人最有生存的能力，因为他们不瞻前顾后，敢于直接行动。当然并不是所有介入政治斗争的人皆出于个人目的，有时一些人疯狂地投入动乱不是为了图利，而是因为一种不可遏制的**。在修昔底德的眼里，变化着的社会存在乃是激发人们固有的本性的动因。由此可见，修昔底德是古希腊人精神觉醒的旅途中走得最远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依循传统史学叙述体的表达形式，但风格具有鲜明的个性，与之前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有所不同，与之后的色诺芬的《希腊史》也存在明显差异。希罗多德虽立意是记述希腊人和蛮族创造的伟大事业，但行文却像是讲故事。《历史》在一个希波战争的主题下兴之所至，恣意挥洒，社会文化、政治军事、有关无关的奇闻轶事一应搜罗，作者俨然是一位见多识广、文辞绚丽的讲故事高手。这部史书因此既可供知识人玩赏，也可以为目不识丁的贩夫走卒传诵。修昔底德的著作却只是供文化人读想借鉴之用的，完全不考虑普通公民大众的一时需要。因此他在叙述当中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平铺直叙，战争重心能始终如一地保持不变，极少旁生分岔，更不考虑希罗多德所经常使用的戏剧性表现手法。他的遣词用句简约精练，准确畅达，风格深沉遒劲，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段、恰到好处的强烈对比表现惊心动魄的宏大历史场面。他的关于雅典大瘟疫和西西里远征的悲剧性描述，关于科西拉党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的刻画，均是历史叙述方面的大手笔。

由于修昔底德具有深厚的学养，又精于思考，所以他能够在大量的夹议和载言中充分发挥古典史学特有的智慧语言，而这些充满智慧的语言背后是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精心思考和概括。

修昔底德以自己的勤奋和忧思创造出一种学术化的新型历史撰述风格，使他的著作从内容到形式达到了相对和谐与统一。比较其他古典史家，他这样做的原因不仅仅出于个人的动机、才能与性格等史家本体的差别，还有一种时代的影响和制约隐现其间。比如希罗多德文中的轻松、奔放、洒脱同希波战争大胜后之后的民主最富生气时期的希腊人的心境相一致。修昔底德深沉的思考、严谨的文风则同希腊城邦由盛转衰、大起大落的巨变相适应。沉重的时代要求深沉的反思，希腊社会的感官——希腊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们都在做这样的工作。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从哲学、伦理、政治学角度思考问题，修昔底德则从史学角度来思考现实和批判现实。这恐怕是修昔底德之所以深沉的历史原因。

4。色诺芬与晚期古典时代的史学

修昔底德之后，古典时代希腊最著名的史家是雅典人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28430—前355350年）。他出身雅典贵族家庭，早年情况不详，目前所知他在青年时代结识并师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虽然同学却不熟悉，因为两人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过对方。

从色诺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聪明，理解力和文字表现力强，是古希腊博而不精的才子型学者。他年轻时显然有些心浮气盛，不像柏拉图那样好学深思。后者入世遭挫便退步抽身，在学术领域探究问题和构建思想体系。

根据目前的史料，色诺芬是第一位西方回忆录体史作——《长征记》（Anabasis）的作者，这是他的突出史学贡献之一。他是高明的叙事家，善于形象思维，文字简洁准确，行文流畅自如。他把这些个人的能力恰当地通过回忆录体的历史表述形式充分展现出来。

《长征记》是他人生重要选择的记录。公元前401年，色诺芬经友人介绍加入小居鲁士的希腊雇佣军。对这一重大人生选择，色诺芬曾征询老师苏格拉底的意见。苏格拉底预见到如果色诺芬投靠到小居鲁士麾下，可能会受到雅典人的政治报复，因为小居鲁士是雅典的敌人斯巴达的支持者。后来雅典政府果然因此而判处色诺芬流放国外。

苏格拉底建议色诺芬去往希腊的德尔斐神庙求阿波罗神指点，神谕批准他远行，苏格拉底因此也指示他按神的意见行事。在这一系列个人选择中，色诺芬显然认为自己参与长征是某种经过神灵预定的行为。

当他追随雇主夺权失败后，当选为万余雇佣兵的首领之一，率队且战且走，从波斯帝国的腹部向希腊人控制的黑海沿岸撤退。如果他的回忆录没有涂饰自己的话，他在长征过程中显示出色的指挥能力。万人希腊雇佣军之所以能够在波斯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安然无恙，色诺芬的镇定指挥起了决定作用。

尽管色诺芬亲历了长征的全过程，但由于军务倥偬，他并没有对当时自己的所历所闻所见进行日记式的及时记录，色诺芬在《长征记》也没有做过任何这方面的提示。他动笔写作《长征记》的时间至少是在他移居斯巴达（公元前394年）之后若干年，即长征结束7年多以后的追忆。但它们是着笔撰写回忆录时的追忆还是较早一些的追忆已无从查证，但可以肯定色诺芬《长征记》中有不少回忆失实之处，特别是那些关于现场纪实的情状描述、大段大段的对话和演说，显然系事后根据依稀的记忆和当时的情状所做的加工。古代史家虽然有历史写作必须真实的原则，但并不认为一定程度的编造与真实的追求互相矛盾，所以哪怕是最严谨的史家修昔底德也在自己的著作中用想象来填补历史记录的空白。当然，从《长征记》可以看出，色诺芬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提供了大量明确的人物、时间、地点、地形地貌、距离、行军路线、村落的名称，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证据。

回忆录体历史著作的出现标志古希腊人历史记忆范围的扩充，历史家不仅关心人类群体所创造出来的伟大功业和重大事件，而且开始注意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个人史。在《长征记》问世之前，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刻画和评析过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但他们的文字服从于宏大叙事的主题，缺乏在场者的外在感受与心灵的真切表露，回忆录这种个人直接经验的汇集与解说填补了这种缺憾。

色诺芬的另一回忆录体著作《回忆苏格拉底》主要着眼于对老师的道德追求、真理追求行为的还原，等于否定对苏格拉底不敬神和误导青年的指控。

色诺芬的《希腊史》续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头一句衔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最后未完成的半句话，但衔接得不很贴切，缺乏深思熟虑。修昔底德末尾半句说波斯的小亚细亚总督提萨甫尼斯赶往赫伦斯滂海峡与斯巴达人会面，中途停留在以弗所城，在那里向阿尔忒米丝神献祭。色诺芬首句说“在那之后”，直接转至赫伦斯滂，并把修昔底德已经交代过的事又说了一遍。但他的确将修昔底德缺失的部分，即公元前411—前403年的战争部分（第1、2卷）予以补足，并尽力依循修昔底德按夏季和冬季顺序展开叙述，为古典时代希腊史的连续性做出了难以替代的巨大贡献。对于这段历史，色诺芬是目击者和当事人，因此其叙述是基本可信的。

《希腊史》的其余5卷则脱离按季节为经的叙述顺序，跳过近4年的间隔，直接进入斯巴达与波斯争夺小亚细亚的战争，希腊城邦之间的科林斯战争和斯巴达与底比斯争霸的战争。色诺芬作为斯巴达军的一员，同样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为后人认识古典时代后期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但色诺芬的史才和史德都不及他的前辈。他对整个希腊史的描写局限于他的亲历记，没有像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样长时间的、广泛地收集史料，主要依赖自己的经验。由于他对斯巴达国王阿哥西劳和斯巴达充满敬意，他对同时代的不少重大事件，特别是对斯巴达不利的事件或者从斯巴达立场加以解释，或者有意缄默不语。如雅典第二次海上同盟的建立，雅典海军痛击斯巴达舰队，底比斯彻底粉碎斯巴达霸权，甚至废除斯巴达人在大约三个世纪里赖以为生的希洛特耕奴制都在他的书中只字未提。正是底比斯的崛起，攻入斯巴达腹地，才导致色诺芬被迫离开他的栖身之地斯基鲁斯的地产，移居到科林斯。这种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做法代表着一种与单纯求真求实的希腊史学原则相悖的写作方向，标志希腊史学追求的复杂化和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