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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03（第3页）

在帝国的前200年，边境安宁，社会稳定，虽然在尼录、图密善和康茂德之后出现过几次混乱，但时间很短，而且涉及面也不大，严格地说，只涉及罗马城或个别地区，而对整个帝国影响不大。所以，历史学家们常常把这一段时间称作“罗马和平”时代，这是很有道理的。较长时间的“罗马和平”确实也为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形成，罗马公民和拉丁公民、罗马公民和行省居民之间的差别日益缩小，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有了明显的调整。早在共和国时期，恺撒就开始把一部分公民权授予忠于罗马的行省居民。奥古斯都继续推行恺撒的政策，给予那些打算为罗马人民效力的城市以拉丁公民权或完全公民权。此后的元首也不时授予行省居民以公民权。至公元212年，罗马元首卡拉卡拉颁布敕令（stitutioAntoniniana），敕令授予帝国全体自由民（投降者除外）以罗马公民权。至此，帝国境内几乎所有自由男子都获得了公民权。这一敕令标志着原先以罗马民族为核心民族、以罗马民族为征服民族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原先狭隘的民族情结得以淡化。对于行省居民来说，这无疑是一大进步。此后，行省居民都成了罗马公民的一部分。

中央权力行省化是这一时代的重要标志，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以外的上层阶级参与了帝国事务的管理，成为帝国的统治阶层。首先，从元首成员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元首都出自古代罗马的贵族家族，之后的加尔巴虽然也是罗马贵族出身，但他是近西班牙的总督。奥托来自埃托鲁里亚，维特里乌斯来自阿普里亚。弗拉维王朝的创立者韦斯帕芗出身于萨宾的平民家庭。图拉真出生于西班牙，是第一位来自行省的元首，此后的哈德良也来自西班牙，安敦尼·庇护的祖籍是高卢的那马苏斯，马尔库斯·奥里略的祖籍是西班牙。塞维鲁王朝的开创者塞维鲁则是阿非利加人。其次，从元老院的构成来看，行省元老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据统计：在元首制的初期，几乎没有行省籍元老。公元69—79年间，在我们已知的元老中，有17%的属于行省籍元老。其中主要来自西部行省。公元193—212年，在我们已知的元老中，有57%来自行省，大约有35来自东部行省，15来自西部行省。[161]再次，从军团士兵的构成来看，行省籍士兵的数量越来越多。在奥古斯都和盖约时期（公元前31年—公元41年），意大利人在军团中所占的比例为65%，行省为35%；在克劳狄和尼录时期（41—68年），意大利人占48%，行省占62%；在弗拉维王朝和安敦尼王朝早期（69—117年）意大利人只为21%，而行省籍士兵则占89%。行省籍士兵在军队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罗马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形成使原来分离的地中海经济逐渐走向统一，从而为罗马帝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农业是帝国经济的重要基础。在帝国初期，罗马行省的农业恢复明显，发展惊人，水利、灌溉技术提高很快，耕地面积扩大迅速。西西里、阿非利加、埃及等原来生产粮食的“粮仓”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潘诺尼亚、米西亚等行省也纷纷成为罗马的新谷仓。行省农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意大利农业经济的调整提供了可能。众所周知，意大利是帝国的中心，它与行省的关系非常明确，前者是征服者，后者则是被征服者。作为被征服者的行省每年都要向意大利进贡大量的钱财物品。据记载，在奥古斯都时代，埃及每年要向罗马提供2000万摩底小麦，几乎能够解决罗马城一年中4个月的口粮。[162]约瑟夫斯认为，北非每年为罗马人提供的粮食比埃及还多，约为4000万摩底小麦，可以满足罗马城一年中8个月的粮食需要。[163]行省农业的发展以及行省粮食大量进入意大利为意大利农业经营模式的调整创造了条件，而早期帝国农学家们把橄榄和葡萄等高利润经济作物的经营和管理放在主要地位，也说明意大利农业转型的完成。

罗马地中海文明中心的形成也为商业和人口规模型城市的兴盛打下了基础。原有城市如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意大利的罗马、卡普亚，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希腊的雅典等空前繁华。尤其是帝国的首都罗马，其人口则达到150万左右。在农业经济时代，这样规模的城市是非常罕见的。殖民城市和行省城市随着帝国和平的到来，更是纷纷兴起，其中著名的有：不列颠的伦丁尼亚（现在的伦敦），高卢的鲁格敦（现在的里昂）、马赛、阿尔勒、奥顿、里昂和尼姆，多瑙河上的文都波纳（现在的维也纳）、新吉敦（现在的贝尔格莱德），德国的科伦、波恩、美因兹、斯特拉斯堡以及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都兴起于帝国初年，它们或是帝国的军营，或是帝国境内的交通要道。城市既是地方的统治中心，也是传播罗马文明的基地。据大致统计，在帝国初期仅西班牙一地就有360多座城市，高卢有将近1200座，[164]意大利也有近1197座，[165]阿非利加有650座，[166]希腊900座，东部亚洲行省则有人口众多的城市5000多座。[167]城市的发展既反映了罗马经济的发达，更体现了罗马社会文明的发达。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帝国逐渐形成了以罗马为中心的通过发达的道路系统连接起来的城市网络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形成对于罗马帝国的治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罗马帝国的民众对于地中海文明中心形成后所带来的安宁与繁荣的局面褒奖有加：“他们承认首先由充满智慧的雅典人所发明的有关社会生活、法律、农业和科学的真正原则，只是靠着强有力的罗马才能牢固地建立起来，在它的可喜的影响之下，最凶狠的野蛮人也在一个平等的政府和共同语言的条件下团结起来了。他们肯定认为，由于各种技艺的进步，人类的数量眼看增加了。他们赞美日益辉煌的城市景象和阡陌相连，装点得像个大花园一般的美丽的农村面貌。他们庆幸获得了许多民族可以共同享有的欢乐、持久的和平，完全忘记了过去存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古老的仇恨，也再不为未来的战祸担忧了。”[169]尽管这些文字有些夸张，但其基本内容还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即使像基督教作家如特尔图良等也赞叹不已，他说：“的确，只要放眼看一看世界，就可知道土地耕种日多，人丁日益兴旺。现在一切地方都可畅通，为人们所熟悉，便于商业的经营。现在使人愉快的田野已把一切荒凉痕迹抹去了，丛林已被铲除而代之以春耕夏耘的陇亩，牲畜成群奔逐而野兽匿迹。沙地已经播种了，山峪碎石已经扫除了；沼地已经排干了；过去贫困的农舍所在地，现在已被大城市占据了。……到处可看到屋宇、人群、安定和文明。稠密的居民到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170]

不过，在罗马帝国繁荣的背后也隐含着衰落的征兆。公元235年，塞维鲁王朝正式灭亡。此后，内战频仍，政局混乱，经济迅速衰退，以意大利为中心的地中海整体文明日益失去往日的光环，罗马地中海文明进入衰亡阶段。

不断动**的政局以及无止境的内战加深了罗马帝国境内劳动人民的负担，从而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严重不满，人民起义此起彼伏。而这一切又为外族的入侵创造了条件。在帝国东北部，公元251年，有7万哥特人渡过多瑙河，突破罗马的多瑙河防线，进入帝国境内。在帝国的西北部，法兰克人在渡过莱茵河下游以后，迅速进入高卢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并于不久在西班牙的东北部建立了稳固的立足点。在帝国东方，新兴的波斯萨珊王朝也开始向西发展，叙利亚成为波斯人进攻的首选目标。这些都说明：自奥古斯都开始的帝国边境防御线已经不复存在。罗马帝国业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困境。以后虽然出现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使罗马帝国摆脱了一时的危机，但因为改革无法解决帝国内部的深层次问题，所以很快就趋于失败。“广大领土上的广大人群，只有一条把他们自己联结起来的纽带，这就是罗马国家，而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成了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和压迫者。各行省消灭了罗马，罗马本身变成了行省的城市，像其他城市一样；它虽然有特权，但已经不再居于统治地位，已经不再是世界帝国的中心了，甚至也不再是皇帝和副皇帝的所在地了，他们现在住在君士坦丁堡、特里尔、米兰。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徭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171]面对帝国的混乱，城市的萧条，农村的荒凉，道德的没落，当时人就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蛮族”入侵更加加剧，罗马地中海文明中心分崩离析。“罗马人的鲜血从君士坦丁堡一路洒到阿尔卑斯山，斯吉提亚、色雷斯、马其顿、帖撒利亚、达达尼亚、达契亚、伊庇鲁斯、达尔马提亚和潘诺尼亚等行省，到处都遭到哥特人和萨尔马特人、夸杜斯人、阿兰人、匈奴人、汪达尔人和玛科曼尼人的烧杀抢掠。许多名媛淑女、神的贞女、大家闺秀沦为这些野兽的玩物。主教们成为阶下囚，长老和其他神职人员遭谋杀，教堂遭**，基督的圣台被用来拴马，殉道圣徒的遗物被挖掘出来。‘我们到处都能见到悲哀和不幸，到处都能见到各种形式的死亡。’罗马世界正在崩裂。”[172]耶罗姆的这种感受正反映了当时罗马世界的现实。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最后灭亡。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实际上也就宣告了以罗马为主导的地中海文明的消亡。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67页、第164页。

[3]《左传》定公四年。

[4]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1402正，中华书局1982年版。

[5]《尚书·汤誓》。

[6]《尚书·盘庚》。

[7]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1。

[8]姚孝遂、肖丁主编：《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79页。

[9]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33006。

[10]同上书，6409。

[11]同上书，20613。

[12]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中华书局1959年版。

[13]《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14]《诗经·大雅·思齐》。

[15]《左传》定公四年。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补增订本）09901，中华书局2007年版（以下简称《集成》）。

[17]《左传》隐公十一年。

[18]《集成》04029。

[19]《集成》04341。

[20]《集成》02841。

[21]《史记·商君列传》。

[2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