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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02（第1页）

第一节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02

除了有共同的始祖，民族的融合还仰赖于共同的生活地域。而这个共同的地域，在古人的观念中，也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完善过程。顾颉刚先生的研究指出，随着种族的融合，古人的观念中的古代疆域也随之发展。夏、商、周势力所及，按照孟子所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82]，夏、商、周三族生活的疆域并不广大。但自秦始皇成就了统一功业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古人再追溯古代的疆域时，就不再是地方仅千里了。如《五帝德》说“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砺”，“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将五帝时代的地域夸大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疆域。《尧典》和《禹贡》划分出九州，《尔雅·释地》也说“从《释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古代疆域似乎由禹而定立。

由此，顾颉刚曾经指出“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禹。这是使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这是使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二千余年来，中国的种族和疆域所以没有多大的变化，就因这两个大偶像已规定了一个型式。除了外族进来混合在中国人的集团里之外，中国人总不愿把这个旧型式有所改变。所以虽不会很缩小，也不会很扩张了”[83]。黄帝与大禹，本是春秋战国时人托古的结果。但对于华夏民族的融合，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战国秦汉时期，正是以汉民族为主导的华夏族形成的关键时期，在精神的层面上塑造出华夏族的共同始祖黄帝，在地域的层面上塑造出华夏的共同区域九州的概念，的确起到了强化民族融合与疆域稳固的作用。黄帝与大禹从此成为人们观念中坚不可移的两个概念，成为华夏民族团结一致的向心所在。

（三）秦汉帝国的形成与特征

秦帝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对后世影响深远。西汉时期，文帝、景帝、武帝采取诸多措施，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局面。“天下一家”的观念，在秦汉时期逐渐由一种政治认同升华为民族的文化精神认同，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纽带与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

1。秦帝国的国家解体及其深远影响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84]。贾谊以气势恢宏的语言，极力赞美秦朝统一这个亘古未有的世道巨变。秦始皇“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地主封建制国家，开创了前无古人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赞曰：“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85]可见，秦始皇的文治武功给后人造成的精神震撼，很久之后，仍回**在历史的时空中。秦朝开创的大一统政治局面，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奠定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开创了中国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国学术思想的走向。[86]

但是建国之后，秦帝国浩劫民力，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起义。在秦末农民战争中，东方六国贵族的余孽趁机想复兴封建旧制。“然秦帝国对封建贵族打击甚重，经过秦的郡县制，旧的贵族封建制再无翻身之机缘”[87]。甚至即使在秦末乱世，“若论其时中国民族精神，则正弥满活跃，绝无衰象。……及秦乱，中国之民，又相率避地奔亡。然皆能自立塞外，播华族之文风，化榛莽为同域。即此一端，可征华族优秀天资，当秦季世，尚见蓬勃进取之迹也”[88]。因此，虽然秦帝国迅速衰亡，但秦人所开创的大一统的局面却影响深远。

首先，奠定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秦建立之后，“六合之内，皇帝之土”[89]，统一国家已经弥合了先秦时期“中国”与夷狄地域上的界限。为开发与巩固边疆地区，秦朝迁移内地居民到边疆戍边屯垦。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促进了汉族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在大一统国家里，各族人民使用同样的文字，享有共同的文化资源。“中国”文化内涵也就随之扩展为秦帝国控制区的地域概念。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第一次就是秦朝的统一，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中央集权的帝国。中国由分封制的国家改变为中央集权制的帝国。中国的英文名字a，就是由秦而来的。[90]西方学者以“秦”帝国作为“中国”英译词，可见，秦的统一足以影响整个世界。先秦时期，人们向往的“天下一家”终于变为了现实，从此，“中国”真正成为地域上、文化上的统一国家概念，“天下一家”的“中国人”成为中华民族的身份标志与共有的精神家园。

其次，为与大一统的国家相适应，秦帝国开创了一系列新的政治制度。后世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大多都可以追溯到这里。首先，秦帝国确立了“皇帝”称号；其次，中央政府设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的行政长官，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掌管监察。三公皆对皇帝负责，由皇帝任命。地方政府废除封建，实行郡县制。郡的长官称郡守，县的长官称县令，其任命、升迁、赏罚全系于皇帝一人之手。这样，各级官吏废除了世袭制，从制度上有效防止地方上形成累积的宗亲与贵族势力，与中央相对抗，郡县制是秦朝吸取了周朝诸侯征伐、政令不畅的历史教训，而推行的新的中央集权形式的管理体制。如李斯所言：“天下无异议，安宁之术也。”[91]从此郡县制成为中国地方管理体制的定制，有效地维护了中央集权与国家统一。

此外，为了巩固政治上的统一局面，秦帝国在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也颁布了诸多政令。秦朝政府“一法度衡石丈尺”[92]，“同律度、量、衡”[93]。度、量、衡与货币的统一，为扩展经济发展空间与经济交流提供了制度保障。古代的两轮车在松软的土地上会留下很深的车辙，车子顺着同样宽度的车辙行走才更为便利。秦政府下令“车同轨”，全国车子的轴距相同，方便了各地的交通运输往来，有力地保障了经济的集中化。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秦帝国修筑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通往各地的驰道。“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94]秦帝国修筑驰道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便于皇帝出行，巡视天下，但客观上也起到了加强国家统一，便于交通的作用。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写法不同，不但妨碍政令的执行，也不利于各地人们的经济文化交流。秦朝建立之后，文字的统一与标准化工作迅速提到国家日程上来。秦始皇下令“书同文字”[95]，以秦国使用的小篆作为全国的标准文字。同时，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编写了《仓颉篇》、《爰厉篇》、《博学篇》，作为小篆标准的范本，发布全国，推广使用。小篆通行之时，又出现了比小篆更加简便的新书体——隶书。无论后来汉字的字体怎么变，但汉字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载体没有变，作为维系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没有变。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秦朝这种新的统一文字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能阅读并理解的，尽管他们所操的方言常常彼此听不懂。这种文字对中国后来的民族统一，对中国文化对整个东亚的影响来说，其重要性是不难想象的。”[96]

秦的统一，起初虽然是以武力实现的强制性的政治统一，而这种统一顺应了广大人民渴望统一与和平的愿望，由诸多制度开创的“大一统”的政治认同，逐渐转化为普遍的文化认同，由此上升为自觉的精神认同。中华民族“天下一家”的统一精神由此蓬勃而兴。有了这种自觉的“统一”精神认同感，秦以后，中国历史上虽然经历了分裂的苦痛，但是统一时期远长于分裂时期，主张统一的势力远大于分裂的势力。从世界意义上来说，北方蛮族的入侵给亚欧大陆各民族造成了深远影响，甚至摧毁了古罗马文明，欧洲分裂为若干个小国。但在中国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进程一直没有中断。

2。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加强及与西方的沟通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立了大一统的汉帝国，彻底粉碎了六国诸侯后裔企图重建封建的梦想。

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儒学的复兴，与汉人总结秦亡的经验是分不开的。秦王扫六合，无人能抵御，其帝国大厦将倾，亦无人能扶，可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97]。强秦短命而亡，为汉代儒家的翻身提供了最正当的理由。坚守儒家理想的陆贾，在汉高祖面前不厌其烦地劝说，国家应该推行儒家的仁义教化思想。“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98]另外一个理想主义者贾谊，著《过秦论》，详细阐述了“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道理。但陆贾、贾谊不懂变通，再加上汉初形势的制约，他们的呼吁效果并不理想。另外一个儒者叔孙通没有正面劝帝王接纳儒学，而是采取为汉制定朝仪的方式，使汉高祖切身体会到儒学带给皇帝的尊贵与荣耀。高祖与群臣在长乐宫以叔孙通所制朝仪，行君臣之礼，“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99]可见，朝仪对于维护皇帝的权威，起到了制度化与规范化的作用，深得皇帝喜爱。叔孙通以迎合统治者的手段博取功名，被有的儒家学者视为叛逆，但叔孙通更懂得如何与没有文化教养的统治者合作。他的做法比陆贾、贾谊更有成效，在客观上推动了汉帝国对儒学的重视。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祠”孔子，开历代帝王祭祀孔子之先河。这不能不说，汉高祖心目中的儒家形象正因叔孙通的出现而改变。司马迁评价叔孙通曰：“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100]，此诚为不虚之论。如果说叔孙通为汉家制定礼仪，引起了统治者对儒家的另眼相看，那么，董仲舒对儒学的理论改造，则为统治者准备了治国理论。

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又吸纳了阴阳家、道家、法家等学说，融摄自然与社会，天道与人道，架构了一种宏大的宇宙社会与人生体系的新儒学理论。这个具有兼容性的新儒学围绕大一统的政治学说，包含神权与君权的关系，伦理秩序、文化秩序以及思想统一的意义等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举贤良对策，在众多儒生中，董仲舒脱颖而出。董仲舒建议汉武帝：“《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01]这段话出自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天人三策》，明确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作为吸引皇帝的亮点，提出思想领域的统一问题。意在表明百家之学不能齐头并进，要独尊“六艺”之儒学。

汉武帝毅然采纳了董仲舒的提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102]。因而，在儒家学术思想史上，董仲舒就成了为儒学赢得地位的英雄。“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103]“孔子之文在仲舒”[104]。此外，汉武帝还立五经博士，设太学，传承儒家六艺之学。这标志着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期被正式确立为汉帝国的指导思想。虽然汉代儒学内部尚有今古文经之争，但这并不影响儒学走向独尊地位。居于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可以借助儒学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优势，进一步在国家礼制、文官制度、教育体制等领域渗透其影响。儒家思想的实践性格及其对人生诸多问题的涵盖，使它在汉代思想文化的选择中，居于主流地位。汉代儒学在建设大一统帝国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把儒家思想拓展到社会各个领域与阶层，儒学开始在民族心理、性格上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印痕，并从此不易被外来势力所动摇，[105]成为中华民族的共有文化资源与精神支柱。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为解决匈奴问题以及“凿空”西域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个时期，涌现出诸多文臣武将，皆以抵御匈奴、建立功业、报效国家为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后汉书·班超传》论曰：“汉世有发愤张胆，争膏身于夷狄以要功名，多矣。”在抵御匈奴的战争中，尤以卫青、霍去病、李广、苏武等人为代表，他们以在抵御外辱的斗争中展现出来的自强不息的开拓进取精神而彪炳史册。

汉武帝时期，随着疆域的开拓，华夏族活动范围日渐扩大，其影响也随之扩展，形成了新的民族——汉族。汉族又与匈奴族、西域各族等少数民族相融合，组成以汉族为主体，以少数民族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民族。西汉时期，汉族与匈奴族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战争，谈不上民族融合。东汉时期，南部匈奴内迁，服从汉帝国的统治，匈奴族逐渐学习并认同汉文化，标志着匈奴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汉帝国在北线与匈奴作战的同时，在西线对西域的经营取得了巨大成功。

西域，泛指敦煌阳关、玉门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秦汉时期，西域各族有三十六个国家。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汉帝国通往西域的道路还没有打通。出于抗击匈奴的战略需要，汉武帝派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陌生的西域对张骞等人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张骞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招募勇士百余人，于公元前138年，开始了这次极富有挑战性的西行探险。途径匈奴统治区时，张骞被扣押十余年，后得以逃脱，历经磨难，到达西域。虽然联合大月氏人共同进攻匈奴的愿望没有实现，但张骞却不虚此行。他在西域的经历与见闻，为汉朝开发西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组建更大规模的使团，第二次出使西域。他们带去了大批内地物产，到西域各国分头活动，增进了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感情。

张骞出使西域，在当地广泛传播了汉文化。内地的物产品种、凿井技术传入西域，提高了西域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打通西域交通线之后，西域主要国家，如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与西汉政府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开始实行对西域各族的政治军事管辖。这标志着西域正式成为汉帝国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此，在秦帝国疆域基础上，汉帝国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西汉以西域为根据地，继续往西方探险，开拓通往西方的道路。汉人到达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埃及等地，驼铃声声，把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产带到西方，把西方的香料等洋货带回中国。由此开辟出来一条贯穿亚欧大陆交通线——丝绸之路。沿着丝绸之路，西汉开拓进取之精神在亚欧大陆更广阔的异域他乡传播开来。

两汉之际，汉朝与西域之间的统辖关系一度中断。东汉历史上出现了一位经营西域的勇士——班超。班超在少年时代，曾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106]遂投笔从戎，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胆识与勇气，治理西域三十一年。班超重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治，进一步融合了汉族与西域各族的民族团结。西域各族人民逐渐认同了汉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新的成员。从《汉书》、《后汉书》的少数列传中，还可以发现，除了匈奴、西域各族，还有羌族等少数民族在秦汉时期纳入了中华民族。

关于华夏民族的开拓与进取精神，钱穆先生说“中华民族不断吸收、不断融合，和不断的扩大与更新中。但同时他的主干大流，永远存在，而且极明显的存在，并不为他继续不断地所容纳的心流所吞灭或冲散。可以说，中华民族是禀有坚强的持续性，而同时又具有伟大的同化力”[107]。西汉时人以其特有的开拓与兼容精神，使华夏不仅在边疆地区的拓展、民族融合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还有了物质、文化发展的大进步。

二、古代西方历史概论

（一）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希腊国家

1。希腊早期国家的形成

古代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处于重要地位。古希腊人因培植出远远超乎于他们所处时代的成熟文明而受到世人的称颂。人们不时地从希腊文明中吸取他们所需要的养分和经验。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由希腊人创造的希腊精神和希腊奇迹不但改变了古代希腊的地位，而且也为西方文明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

希腊半岛是希腊文明的中心，希腊人生活和工作的主要舞台。这里气候相对温和，但土地贫瘠、适宜耕种的平原较少，不利于农业的发展。荒凉的多山地常常把平原分割成块，既影响了各地间陆上的交通，也影响了当地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不过，半岛的外部条件比较优越，它东临爱琴海，西接爱奥尼亚海。半岛东部港湾众多，古代希腊人从这里出发，航行于爱琴海，向东北越过赫勒斯旁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可进入黑海；向东可以到达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向南经克里特岛可达世界文明古国埃及；往西经爱奥尼亚海可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海上航海的便利，对于希腊人吸取更好的人类文明成果、养成“世界主义”的情怀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古希腊的文明史是从爱琴文明开始的，所谓爱琴文明就是指爱琴海地区的青铜文明。克里特（Crete）文明和迈锡尼（My）文明就是这一青铜文明的主要代表。

克里特岛位于地中海东部，是爱琴海上的最大岛屿。荷马史诗记载，它“位于深红葡萄酒色的海中，有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它四周环水。岛上的人多得难说清，城市有90个。”[108]大约从1900年开始，考古学家就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结果发现，早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这里就出现了由农村公社结合而成的最早的城市国家。克里特文明的中心是克诺索斯（Knossos）城。城中的王宫遗址属于多层式，房间回廊曲折相通，内部结构复杂巧妙。遗址中有国王的宝殿、接待室、起居室，而且还有庞大的仓库和手工作坊。王宫中央还修有实用的取水和排水系统。在王宫的墙上、出土的器皿上都有各种各样表现自然景物的绘画艺术，其中以海中生物如贝类、海豚等最多。克诺索斯的王宫面积巨大，结构宏伟，其建筑显然不可能是少数人所为。它的存在表明，在当时克里特岛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阶级分化，统治者在社会中占着重要的地位，过着奢侈的生活。

在克里特文明时代，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妇女在这里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壁画中的克里特妇女衣着华丽，举止优雅。在一些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妇女们挤满了斗牛场的露天看台，有些甚至实际参加与牛角力的活动；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较小。在这里，人们没有给自然和宇宙之神建造宏大的庙宇。规模宏大的王宫中只有很小的一间祭室，祭品则主要是农产品，少有用人或大批动物作祭品的迹象。这与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经济生活方面，克里特岛的人们或从事农耕，或从事渔业，也有一部分从事航海业，他们驾着单桅帆船，载着各地的奇货异物，往返穿梭于地中海世界。随着交往的发展，这时出现了线形文字（Linear），在考古学上称为线形文字A。到1963年，人们已经发现了220块由线型文字A写成的铭文材料。铭文大部分发现于亚基亚—特里亚达地区，这说明它是克里特岛当地居民的日常使用文字。遗憾的是，这种文字至今都还没有释读成功。克里特文明的创造者不是希腊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不是希腊语，但可以肯定，他们所创造的文化是希腊人接触的最早最重要的文化，对后来的希腊文化影响深刻。

约公元前1450年，克里特文明遭破坏，造成破坏的原因不详。一种观点认为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克里特北部的特拉（Thera）火山爆发造成了巨大的海啸，而浓密的火山灰覆盖了整个克里特岛。其推理的根据是米诺斯宫殿基础的松动；另一种观点则根据宫殿上遗留下来的火焰痕迹，认为克里特文明的毁灭主要是由于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对克里特的入侵。随着克里特文明的衰落，爱琴文明的中心地也开始由克里特转入迈锡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