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局势胶着之际,苏小满突然来电。
他的声音比以往清晰许多:“我在青海那边听说了个事。有个流浪汉,总在夜里唱一首奇怪的歌,调子跟你们说的那个‘治愈曲’很像。他说,那是他小时候在‘蓝天学校’学的。”
“蓝天学校?”我心头一震。
翻开永丰镇档案,在“铁岭口试点”备注栏底部,藏着一行几乎褪色的小字:
>“后续推广命名建议:蓝天工程?儿童心理重塑示范项目”。
我们立刻调取历史资料,发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确有一批冠名“蓝天”的特殊教育机构在全国多地设立,宣称专治“叛逆型儿童”“情感障碍少年”。但这些机构大多运作五年内便悄然关闭,官方记录寥寥无几。
“会不会……这就是最初的试验场?”晓雨喃喃道。
陈默迅速定位现存相关建筑。除内蒙古回音谷外,贵州铜仁、辽宁抚顺、新疆伊犁三地也存在同名废弃设施,且地理位置呈对称分布,疑似构成某种区域性共振网络。
我们决定兵分四路,实地探查。
我带队前往铜仁。那里曾是一座山间疗养基地,八十年代改建为“蓝天少年行为矫正中心”,2003年因火灾烧毁主楼后停运。当地人讳莫如深,只说“那地方晚上会有小孩唱歌,走近了却又什么都没有”。
抵达当晚,我住在山脚下的村寨。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苗族阿婆,听说我们找“蓝天学校”,眼神骤然黯淡。
“你们是不是来找吴老师?”她问。
“您认识?”我心跳加快。
她点点头,从柜子里取出一本泛黄的相册。翻开第一页,是一群穿着统一蓝白校服的孩子站在操场升旗的照片。背景墙上写着八个大字:
>**听话懂事,幸福一生**
而在教师合影中,我一眼认出了那个人??圆脸,戴眼镜,嘴角带着温和却不达眼底的笑。
娄教授。
永丰镇地下教室的主持者,也是当年《评估报告》的署名专家之一。
“他每个月都来。”阿婆低声说,“带药,带音乐带,还带那种会闪红灯的小盒子。孩子们吃了他的糖,白天乖乖上课,晚上就做噩梦。有人说看见他们在操场上半夜列队走路,嘴里哼着歌,眼睛是睁着的,可一点神都没有。”
“后来呢?”我喉咙发紧。
“后来一场大火。”她合上相册,“烧死了七个孩子。说是电线老化,可那天晚上下大雨,怎么可能起火?吴老师跑了,再没回来。但每年清明,都会有人悄悄在山口放一朵白花。”
我一夜未眠。
第二天清晨,我独自登山勘察遗址。焦黑的梁柱仍矗立在风雨中,像一副不肯倒下的骨架。我在废墟西侧发现一条被杂草掩盖的水泥台阶,向下延伸,通往地下。
手电光照进去的瞬间,我看到了一面墙。
整面墙贴满了纸条,有的用胶带粘着,有的钉在木板上,更多的只是随意塞进砖缝。纸张颜色各异,年代跨度极大,最近的不过几个月前,最远的已霉烂不堪。但内容惊人一致:
>“我想妈妈。”
>“我没有疯。”
>“救救我,我还想回家。”
>“他们给我吃糖,但我越来越记不清爸爸长什么样。”
>“今天我又被关进小黑屋,里面一直在播那首歌……”
我的手开始发抖。
这些不是留言,是求救信号。一代代被困在这里的孩子,用尽最后力气,在墙上凿出声音的出口。
我掏出录音笔,轻轻贴在墙面,按下采集键。
十分钟后,设备自动捕捉到一段极其微弱的音频波动??像是磁带磨损后的残响,又像风吹过空洞的呜咽。经陈默远程分析,确认其频率与永丰镇“治愈曲”完全一致,且含有特定脑波诱导波段,长期接触会导致记忆模糊、自我认知削弱。
“这不是音乐。”他声音冰冷,“这是一种精神拘束具。”
我们上报了所有证据,申请国家介入调查。然而批复迟迟未下,仅收到一句模棱两可的回复:“情况复杂,需谨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