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三节 元代策问的主要特点（第2页）

当然，时务源于经史，不仅仅是吴师道等学者的个人识见，也反映出客观现实的变化。至正二年（1342），元顺帝在停罢科举两届之后，下诏重新恢复，程式已有所改变。在乡试、会试第一场的经学考试中，蒙古、色目人原只考《四书》经问五条，现减去二条，而加考《五经》义一道；汉人、南人原考《四书》明经、经疑二问，五经义一道，现减去《四书》疑一问，而改考《五经》疑。此外，汉人、南人第二场辞赋考试的内容，也由原本的“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增加为古赋必考，另于诏诰、章表内再选考一道。[19]科举程式的调整，加重了《五经》在考试中的份额，并首次对蒙古、色目人提出修习《五经》的要求，反映出蒙古、色目人经学修养的逐渐提高，以及整个科举考试难度的增加。这样的调整，也势必影响到各级学校尤其是国子学的课程设置和考试规则。同时也应看到，科举的经学考试，虽然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同样增加了《五经》的比重，但在科举和国学考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策试，却依然是时务策、经史策两歧分立，就更显其落后于形势。吴师道时务源于经史的主张，正是要为推进策试制度的改革而张目。

由此出发，吴师道的国学策问，也往往是时务、经史交相设问。一方面，在对蒙古、色目生员的策问中，以时务兼出经史。如：

《书》曰：“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谓不可阙人废事也。《立政》有“三宅”“三俊”之目，则已用、未用言之，俊所以为宅之本也。今天下之广，职官之众，取人之路不为狭矣。而在廷之官，或尚有缺，诸道风纪之正使，大郡之牧守，往往虚焉，岂果无其人耶？抑艰其选而不轻畀耶？夫才不储则乏，不养则衰，失之于平时而索之于一旦，不可得也。国家之于储养，未尝不加之意，且若何而储，若何而养，必有其道矣。试一言之，可乎？[20]

这是由《尚书·皋陶谟》的“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与《立政》的“三宅”“三俊”发端，问及元朝的人才储养。又如：

古之帝王，资学为先。故石渠制决，金华劝讲，崇儒问道，有自来矣。讲读设官，昉于唐世。方今建明，著为令典，积诚启沃，必得其人。将在廷儒学之士，自充选欤？抑若河南布衣者，亦当进列欤？专任兼领，孰为当欤？员不必备，惟其人欤？[21]

“君德成就责经筵”，天子的儒学习养，是历代士大夫都极为重视的大问题。尤其是对蒙古族为统治民族的元朝而言，更关系到能否承继中原正朔、弘扬道统、崇儒重道的根本。因此，吴师道以帝王经筵作为《国学策问》首章，是有其深意的。皇帝日讲官员的选任，是仅从在朝任职的儒臣中简任，还是也应进用如宋儒程颐这样的“河南布衣”？讲官应该专任，还是也可兼任他职？策问直入主题，要求诸生就经筵讲官的身份职任进行讨论，是一道很明确的时务策。师道虽考问诸生，自己实已有定见。西汉甘露中，开石渠阁会议以定《五经》同异，宣帝临决称制。北宋元祐初，程颐自“河南布衣”擢升崇政殿说书，为年幼的哲宗进讲经义，且以为讲官不当兼任他职，使得积诚意以感上心。这些典故，早已是儒学史上为人称道的佳话。诸生对策，也只有透过上述历史故实，方能很好阐发帝王经筵的重要意义。

还应指出，吴师道此问并非泛泛而发，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至元元年（1335），顺帝妥懽帖睦尔即位第三年，听从执政的丞相伯颜等蒙古重臣的建言，“诏罢科举”。其时顺帝年仅十六。至元六年（1340），才又接受翰林学士承旨巎巎建议，“复科举取士制”。[22]命下之日，师道虽曾“与士大夫举手相庆”，[23]又岂能无日后翻覆之虞？在汉族儒士看来，科举之兴废，关乎道统之存亡；而道统之转移，又系乎帝王之态度。故而开设经筵，施教于异族皇帝，冀其忻慕儒学，实乃刻不容缓。有元正式开设经筵是在泰定元年，时间又晚于科举。至正元年（1341）顺帝立宣文阁，才有较为完善的经筵制度。元朝的经筵讲官一般不是专任，多由中书省、翰林院官员兼任，又以翰林为主，故有“经筵亦归翰林”之言。[24]吴师道任国子博士期间，曾经翰林学士承旨巎巎、翰林学士朵尔质班推荐，以其“明于道德性命，通于礼乐刑政，操行清白，志节刚方”，堪任翰林国史。[25]而两位荐举者，同时正兼任知经筵事。因此，吴氏关于经筵的思考，是冀希顺帝能以汉宣帝、宋哲宗为典型，崇儒重道。然而，元代毕竟是异族天子，欲其向化华风，谈何容易。元初许衡虽登于庙堂，实则世祖于儒学并不热衷。汉族儒士期望借经筵来“致君尧舜上”，只能是一种幻想。事实上，较之历代汉族王朝，元代经筵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师道堪任翰林国史的推荐，结果也只能是“未报”，顺帝不予理睬。

另一方面，在对汉人的策问中，吴师道则多由经史推致时政。如：

三皇之名，经始见于《周官》，未尝称其人以实之也。孔安国序《书》，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或谓本《易·大传》。然《大传》曰：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亦无明文也。司马迁《史记》以轩辕下属之五帝，而小司马《补记》，则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又有天皇、地皇、人皇之号，大与此异，而说出于谶纬杂记，其果可取以为据乎？外史掌三皇之书，不言三坟也。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不云三皇也。孔氏以三坟五典合之三皇五帝，可谓有征矣？《书序》之文，先儒颇疑之，遂以是为一定不可易之论，可乎？且三坟言大道，夫子岂得去之而断自唐、虞乎？世有《三坟书》，出宋元丰中，果古书乎？伏羲画卦，著于《易》矣，神农、黄帝之说，杂见于阴阳、道家、农家、方药诸书，其果可尽信乎？前代古帝王之祭，不独三皇也。祭三皇著令于唐。夫其开天建极，功被万世，固当在所尊。我朝大建宫宇，春秋祭祀，甚盛典也。顾乃属之医家者流，而限为专门曲艺之祖，议礼之意，其可得而闻欤？繄欲究名号之是非，核书文之真伪，订祀典之当否，谈三皇者，不可以不知也。其明辨而详陈之，以验所学，且以观卓识焉。[26]

策问首先就古代经史记载中多有歧义的三皇设问，考察生员的经史修养与对典籍矛盾记载的辨析能力；进而探究三皇与《三坟》的关系，以及宋代始出的《三坟书》之真伪；最后指明，尽管历代典籍对三皇记载有异，但都视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祖，而受到历代帝王的崇祀。宋代兴起的理学，更奉之为上古圣帝明王的发端，儒家道统的开启者。元朝在京都及地方郡县大建三皇庙，春秋祭祀，如儒学孔庙释奠礼，却仅仅尊奉为医学始祖，这当然是以道统承载者自任的儒家学者所无法认同的。策问对元朝三皇庙制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其深意也正在于此。

综上所述，无论是以时务策兼及经史，或是由经史策推问时政，都是出自元代学者时务源于经史、与经史密不可分的思想。尽管时务策与经史时务策两分的策试制度，终元之世未能改变，然而洪武十七年（1384）与顺治二年（1645）分别颁布的明、清科举程式，都明确规定乡试、会试第三场策试，“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并一直沿用至清末，最终回归到经史策与时务策的合一。[27]而元代时务策与经史策的分离，有违策试由分科多种向综合型演变的基本趋势，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史发展的曲折。[28]

[1]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1～3页。

[2]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411～412页。

[3]马祖常：《拟廷试进士策问》一，见《石田先生文集》卷8，元后至元扬州路儒学刊本，1339，第10页。

[4]苏天爵：《书泰定廷试策题稿后》，见《滋溪文稿》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511～512页。

[5]苏天爵：《马文贞公墓志铭》云：马氏廷试“居第二甲第一人”，见《滋溪文稿》卷9，第139页。许有壬：《马文贞公神道碑铭》作廷试第二人，见《至正集》卷46，清宣统聊城邹氏石印乾隆抄本，1911，碑志3第61页。宋濂等：《元史》卷143《马祖常传》从之，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1册，第3411页。按：其时无论蒙古、色目榜，还是汉人、南人榜，第一甲进士仅一名，故第二甲第一人即廷试第二名。

[6]虞集：《廷试策问》，见《雍虞先生道园类稿》卷12，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覆元刊本，1985，第5册，第406～407页；又见苏天爵：《国朝文类》卷46，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西湖书院刊本，1929，第16～17页。

[7]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3～18页。

[8]黄溍：《国学蒙古色目人策问》四、十二、十五、十六，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4、6～7页。

[9]黄溍：《国学汉人策问》五，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9页。

[10]黄溍：《国学汉人策问》八，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10页。

[11]无名氏：《经史时务策问》，见陈栎：《陈定宇先生文集》卷13，清康熙陈嘉基刊本，1696，第21～22页。

[12]陈栎：《经史时务策》，见《陈定宇先生文集》卷13，清康熙陈嘉基刊本，1696，第22～25页。

[13]苏天爵：《拟廷试蒙古色目策问》，见《滋溪文稿》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412页。

[14]黄溍：《国学蒙古色目人策问》十三，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6页。

[15]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10《胡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第449册，第118页。

[16]黄溍：《国学蒙古色目人策问》二，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0，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1929，第3页。

[17]吴师道：《国学策问》七，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3页。

[18]参见（日）村上正二：《关于元朝的文化政策——蒙古至上主义与儒者文化》，载《历史教育》，1960年第2卷第8期；转引自张帆：《元代经筵述论》，《元史论丛》第五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56页。

[19]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19、2026页。

[20]吴师道：《国学策问》十九，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5～396页。

[21]吴师道：《国学策问》一，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2页。

[22]分见宋濂等：《元史》卷38《顺帝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3册，第829页；卷40《顺帝纪三》，第3册，第859页。

[23]吴师道：《送曾子白下第南归序》，见《吴师道集》卷15，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15页。

[24]宋濂等：《元史》卷139《朵尔直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1册，第3357页。参见张帆：《元代经筵述论》，见《元史论丛》第五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136～159页；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第三编第二章一《经筵制度的设立》，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第352～362页。

[25]杜本：《吴师道墓志铭》，见《吴师道集》附录，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430页。

[26]吴师道：《国学策问》二十九，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9页。

[27]张廷玉等：《明史》卷70《选举志二·科目》，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6册，第1694页；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08《选举志三·文科》，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2册，第3148页。

[28]本章原题《时务策与经史策》，刊于《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9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221～233页，本书收录时有增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