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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先生（第1页）

述孟森先生

商鸿逵

孟先生是我的业师，辞世已经四十五年了，享年七十岁。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企图灭亡中国，独霸东亚。先生留守北京大学，目睹敌人暴行忧愤成疾，延至冬尽逝去。病中吟诗多首，痛发所感。我从先生受学甚晚，于其壮年活动事迹，知之颇少。先生之挚好与我熟近者有刘厚生、陈叔通二前辈，亦均故去，征询无从，兹权就所知所闻，略述一二。

先生名森，字莼孙，别号心史，晚年著述多署之，故学术界皆称心史先生。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后并武进县）人。据先生自撰《先考妣事略》云：“森年十四，使就里中名师周载帆先生读……当时所谓读书，以能作制举文为期望，以应试获售为成就之准。”又云：“于制艺应举之外，稍稍窥见学术、事功、文章、经济之靳向。”嗣后留学日本，即志在发挥光大所靳向，先生曾有《新编法学通论》及翻译日人著民法、警察法等书刊行于世。先生早年游幕四方，一度作幕广西龙州兵备道署，北莅哈尔滨，留心观察地方，注意开发经济，先生与南通著名实业家张謇交谊甚厚，为其亲近幕友，生平喜谈实业，即系受其影响。

先生曾参与清末立宪争议，著文表抒所见。又好议税法，有《论裁厘不可为加税所误》《销场税、生产税及通过税界说》诸文章发表。凡此皆先生中年时期奋志经世致用之学的积极表现所在。谨将先生治史成就作为四节，分述于下。

一

入民国后，先生抛弃政治活动，专力治史尤专清先世事迹，潜心钻研，于民国三年（1914年）发表《心史史料第一册》，从目录观之，已见其对清先世研究规模，列目为：一、满洲名称考，二、清朝前纪，分为“纲领”、“女真纪第一”、“建州纪第二”、“建州左卫前纪第三”、“肇祖纪第四”、“褚宴充善第五”、“妥罗纪第六”、“兴祖纪第七”、“景祖纪第八”，“显祖纪第九”、“附王杲纪第十”；三、清国号原称后金考；四、朱三太子事述。此文后经多年深入探索，再成《明烈皇殉国后纪》长文，内容容后介绍。民国十九年，在南京大学讲授清史，增撰《太祖纪》，合称《清朝前纪》，作为讲义使用。之后，在北京大学讲《满洲开国史》所发讲义将太祖部分裁去未印，但于目录中标列“第十讲太祖新纪上、下”。揣其意旨，或欲扩大别出单行。继而专力从事编《明元清系通纪》，或以此书工作量大遂未能顾及。《通纪》已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出十五册，未及完成全稿，忧愤国难辞世。余稿原存我手，十年浩劫有所散失，以即具成例，补纂非难，当勉力为之。

今就先生所印发《满洲开国史讲义》简介内容于下：

满洲在明初称建州卫，后分三个，其建州左卫即为清世直系所自出。清自认之始祖“肇祖原皇帝”，名猛哥帖木儿。《明实录》载：“永乐十一年十月甲戌，建州等卫都指挥李显忠（此为明所赐姓名，原名释家奴），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等来朝贡马及方物，特厚赍之。”[1]又载：“宣德八年二月戊戌，升建州左卫上官都督猛哥帖木儿为右都督。”[2]即在这年十月猛哥帖木儿被“七姓野人”即女真忽喇温等卫所杀，明朝命其弟凡察以都督佥事代掌左卫。清之祖先早受明职，已是铁证，但清之子孙用尽心思，捏造假状，总期如先生所指说：“宁使满洲为崛起之国，不使历史上得寻其为外夷之名称。”[3]还有，参与纂修的部分清遗老们，也竭力为之掩盖曲说，以泯灭其事明之迹。这班人如果不是无知，便是有意，而应当是出于后者。先生集中揭发二百年间清与明之关系真相，诚为历史上一大快事！

追溯谈来，清之祖先直系而有据者，在元朝猛哥帖木儿袭为斡朵怜万户，入明改为建州卫，以阿哈出为首领，阿哈出和猛哥帖木儿皆女真族，亦皆有女进入永乐宫中，永乐帝曾敕命朝鲜允许猛哥帖木儿来京骨肉相见。[4]后即分置左卫授职。清修《太祖武皇帝实录》有注云：满洲之称，“南朝（指明朝）误名建州。”[5]此非数典忘祖，实乃别有用心。先生先于区域作辩说，谓：清代《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十三附《明卫所城站考》叙云：“谨案：明初疆域，东尽于开原、铁岭、辽、沈、海、盖。其东北之境，全属我朝，及国初乌拉、哈达、叶赫、辉发诸国，并长白之纳殷、东海之窝集等部，明人曾未涉其地。”此语盖自居于明之化外，示其与明为不相属之故国。所云明初疆域尽于开原、铁岭、辽、沈、海、盖，则以辽东都司辖境而言。明以辽东都司属山东布政司。……女真向化以后，于辽东都司之外，添设奴儿干都司。《明史·地理志》于山东布政使司详其辖境，有辽东都指挥使司，竟削去奴儿干都司不载，以示明无东北之境。然于明之兵制不合，又于《兵志》仍出奴儿干都司及所属三百八十四卫之名。两志不相关照、自成抵牾[6]。

先生阐述其故云：“明自中叶以后，海西常为国屏藩，扈伦四部不亡，清太祖终不得逞，以海西与明休戚相共如此。……乃曰乌喇等为四国，与满洲皆为明之敌国。”原因在于“以海西之为女真，《明史》遂讳之，有不可告人之秘”。[7]

又“明既设建州三卫以处女真，清之先世既受明建州左卫之职。清修《明史》不见于《地理志》，则以辽东都司为明东北之疆域，没其奴儿干都司不载也。《兵志》载卫所之名，又明明有三卫，且有奴儿干都司，以《兵志》不必详设卫之由来及其初授卫职之人物；《地理志》则不能不略叙原始，故露于彼而隐于此，自相违异不恤也”[8]。《满洲源流考》之作“非藉考以显满洲之真，实借考以混建州之迹”[9]。建州未分三卫时，阿哈出、释家奴、李满住祖孙连掌建州卫。李为赐姓，阿哈出汉名李善诚、释家奴为李显忠，李满住为女真一枭雄，宣德、正统初，屡和朝鲜冲突。《明实录》正统三年六月戊辰载：“建州卫掌卫事都指挥李满住，遣指挥赵歹因哈（明代女真多冠汉姓）奏：‘旧住婆猪江，屡被朝鲜国军马抢杀，不得安稳。今移住灶突山东南浑河上，仍旧与朝廷效力，不敢有违。’……从之。”[10]先生云：“此节于建州之占定地点，可以考证明确。灶突山，女真语谓之呼兰哈达（在今辽宁省新宾县），此即宁古塔贝勒发祥之地，清代谓之兴京。而其始实明廷所恩准移住，以避朝鲜之逼者也。朝鲜之屡与建州冲突，正其不愿建州占婆猪江，阑入国境。……盖其时建州卫与建州左卫居尚同地。左卫正当猛哥帖木儿被戕于忽喇温，流离困顿，几不能自存，朝鲜亦不遽以威力相逼，惟注力于李满住，满住遂先请迁地，明以浑河之上灶突山地与之。其后朝鲜再逼左卫，左卫又遁出朝鲜与李满住同居，遂为太祖王业肇兴之所自。故清世历代自称非明属国，其实建州乃明廷恩给，以存之于患难中者。”[11]

土木之变，李满住乘机扰乱，明曾有发兵擒剿满住及凡察（猛哥帖木儿之弟，掌右卫）、董山（猛哥帖木儿之子，掌左卫）三寨（即建州三卫）之议，以其尚未大作举动，暂止讨伐。后来愈益不驯，乃于成化三年用兵建州，此时李满住已老，建州卫事由其子李古纳哈代掌，主谋者实为董山。结果，满住父子被朝鲜兵所杀，董山由北京回归建州途中被明将执杀于广宁。此明代正统以下四朝中建州情况的变化，根据先生所辑有关记载介述如此。

李满住和猛哥帖木儿同族不同宗，凡察为猛哥帖木儿亲弟。因董山先得袭职左卫，凡察同猛哥帖木儿另一子童仓避乱朝鲜，及归，和董山争夺卫职，明乃为凡察辟设右卫，命和童仓同居。此中关系到清所尊肇、兴、景、显四祖，其兴祖之父祖究竟为谁的问题。根据先生考证，清之直系正传应出童仓，而非董山。《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都督孟特木生二子，长名充善（即董山），次名除烟。充善生三子，长名拖落、次名脱一莫、三名石报奇。石报奇生一子都督福满（兴祖）[12]。先生参看明和朝鲜记载并驳日本学者之说，认为：猛哥帖木儿有四子，一名阿古，同其父被敌所杀，余三子，除烟而外，一为充善，二为童仓。根据明朝及朝鲜记载，童仓为兄，董山为弟，实为两人。日本学者将童仓、董山作为一人，实误。凡察掌右卫后，有意压抑童仓，故其名不显。及董山就戕，亲属缘坐，发配南疆福建、广东，童仓在内。童仓之名，于《明实录》英宗朝作童仓，中隔孝宗朝，至宪宗朝作董重羊，实乃一人异写。童仓死于戍所，其一子名失保，授指挥佥事，此即石报奇，为兴祖福满之父。明人以董山为正系，而称努尔哈赤为“建州之支部”是有所根据的。努尔哈赤自诩知其十世以来的家世传替，而以石报奇为充善子，恐是出于攀附正系之意。以上为先生治清先世史的创见，简括述之，详深考核，具在本书。

二

先生于明清史研究，发表单篇论著甚多，总计近百篇，绝大部分收入《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编》中，兹不一一举述。其断代专著有《明清史讲义》，系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授学所用者，于两代政事大端，人物活动皆多具灼见明识，超越前人。

这部讲义共作四编，前二编为明史，后二编为清史。明史始于开国，迄至南明，兼及李自成、张献忠和建州兵事。清史也始于开国，至咸同而止，目录中标“光宣嗣出”。这部讲义经我整理，将道光后期即今作近代史部分裁去，另将原冠于《清史讲义》前的《八旗制度考实》一文，收入《明清史论著集刊》。这部讲义，先生除参用自己所撰有关专题论著外，多取官修正史，也即《明史》及《清史稿》等，旁及其他官私著作，稽考补苴，以求明备。

于明大致分为四个时期，首述明开国制度，列举民事、军事两大端，指出其于土田赋役规划及推行收效之大，关键在能“尽心民事”，“作养廉俭”。[13]但亦责朱元璋“以喜怒用事，是其一失”。[14]引《明史·食货志》，朱元璋以“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又引《明史·刘基传》：“惟青田不加，太祖曰：使伯温（基字）乡里世世为美谈也。”[15]又责朱元璋屡兴大狱，诛戕功臣为非。但对之仍作原谅语，说重租“究是对于偏隅”，杀戕“实未尝滥及平民”。[16]他对朱元璋的评价是很高的，主要说他不虐待百姓。认为明之继君，成、弘以后多不肖，然犹逾百余年，至万历朝开始动摇，所赖即在“尚未至得罪百姓”。[17]清代顺治、康熙二帝均对朱元璋极为称赞，即谓其所施民事政策之美善。

言军事，以明卫所比拟唐府兵，谓：“明与唐之初制，其养兵皆不用耗财，而兵且兼有生财之用。”[18]先生对此曾撰专文，稿存我手，惜于十年动乱中遗失，讲义所述即本此稿。

“靖难”一章讲述永乐夺位及仁宣继承治绩。其对朱棣指责夺位之过，杀戕之惨，更谓其三征漠北为黩武，并以派郑和出洋的使命为寻迹建文。此于今日论之，先生实存有偏见，设使无永乐之经营，明代尚难达成统一之局。然仍肯定“成祖（朱棣）之不坠明业，在能遂太祖整饬吏治之意”[19]。总括有明一代之政治，为“民为邦本，使民得所，即为极治，虽有暗昧之嗣君，万恶之阉宦，穷荒极谬，犹数百年而后亡。读史者以此为龟鉴，无得罪于百姓，即为国之根本已得。其余主德之出入，皆非损及国脉之故也”[20]。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封建君主统治政策，所见虽不够全面，而以为不可过分害及百姓，是治乱关键所在，无疑是对的。

次述明中期，所标章目为“夺门”。先生说，英宗被也先挟走，“赖有弟监国，守御得宜。敌挟帝而无所利，卒奉驾还都修好，不可谓非景帝之功在社稷矣。……贪功之流，拥英宗复辟，反杀景泰时守御功臣，是谓夺门之案。传子宪宗，皆为阉所惑，政令驳杂，纲纪日替。赖有孝宗，挽以恭俭，使英、宪两朝之失德稍有救济，祖宗之修明吏治亦未遽尽坏。考明事者，以孝宗以前为一段落，不至甚戾祖德。故以英、宪、孝三朝合为夺门一案之时代”[21]。本章所评议忠奸事迹不予详介，惟其对于谦则云：“而所杀以为名之于谦，公道已大彰，然终英宗之世不与平反也。……谦事白，成化初冕（冕，谦子）赦归，上疏讼冤，得复官赐祭，诰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天下传颂焉。”先生说：“英宗始终为庸稚之君而已。”[22]

“议礼”一章，首作引语云：“武宗之昏狂无道……得一稍明事理之世宗，依然成守文之世，元气初无亏损也。”[23]其论议礼一事，谓“君之所争为孝思，臣之所执为礼教，各有一是非。其所可供后人议论者，正见明代士气之昌”[24]。此言当指为争议礼，群臣触怒嘉靖，或逮捕或杖死，杨慎大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25]养士即培养士气，记得胡适先生和孟先生谈论明朝“廷杖”，他以为其甘受刑苦而不怨者正是由于养士，这是他的一贯看法。

于明末时期讲述万历之荒怠，天崇之乱亡，附及南明之颠沛，谓“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26]。考析详明，持论得当。尤于天崇形势，多具灼见。其言天启初有门户之害，“言官各立门户以相角，门户中取得胜势，而政权即随之，此朋党所由炽也。”又谓“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27]。”。先生以为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此为晚明讲学之风之一变，盖以后不足复言门户”[28]。而于辽东战局，将帅功罪，揭示翔实，用专节辨正袁崇焕之诬枉与崇祯朝之用人。在本章首叙云：“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夫臣果安往？……至崇祯时，则经万历之败坏，天启之椽丧，不得挽回风气之君，士大夫无由露头角矣。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29]于南明列举弘光、隆武、永历及鲁监国，谓清“深没南明，颇为人情所不顺”[30]。特为矫正而叙其事。

这部讲义，于论述清朝将重点集中放在康雍乾三朝，分作“巩固国基”和“全盛”二章，即一代武事和文治的成就表现所在。其天命以来的前三朝皆与明朝相为起讫，故从简略。清代巩固国基实由康熙，他进行了巩固和扩大统一，从而为近代中国奠定基础。先生于此作重点论述者有“撤藩”、“绥服蒙古”、“治河”和“兴文教”四节。撤藩事件为统一中原之必要措置。先生指出：“南明既亡，天下绝望，谓清业可定矣。实则必危必乱之症结，其不易拔除……其难不啻倍蓰。”[31]对康熙年轻有才颇为肯许，说：“三桂起事之年，圣祖年方冠，撤藩议起，事由尚可喜请归老而由其子代镇，非请撤也。部议遽以撤藩覆允，朝议两歧，英主独断，实已定于此时。”事件结束，不受尊号，即收取台湾也不受尊号。先生引其言：“如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32]康熙的确算得英明有为的青年封建君主，他颇能读书，时御经筵，每日进讲。先生谓其以此而得亲近汉宫，因为，“兵事实力在八旗世仆，人心向背在汉士大夫，处汉人于师友之间，使忘其被征服之苦，论手腕亦极高明矣”[33]。三藩、台湾解决之后，解决蒙古实为实现全国统一的重要关键。当时准噶尔蠢蠢思动，俄罗斯步步侵蚀，西北不安，天下难定。内蒙古各部虽然已附清，而喀尔喀、准噶尔则尚未内属。准噶尔首领噶尔丹抱有并一蒙古及西藏诸地的野心，统一中国内部后的康熙，决不容许其发生这样的分裂行动。康熙曾邀达赖喇嘛和清政府一道对喀尔喀内部哄斗进行和解，而噶尔丹却借机制造矛盾。于是，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夏，噶尔丹率兵突袭喀尔喀，遍及三部地。三部初意避难俄罗斯，所奉大喇嘛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主张全部内徙，部众从之。后来实现“多伦会盟”，喀尔喀全部内属。先生于详述经过中附论云：“是时外蒙内向，为清收抚藩属之一大关键，若失之毫厘，折入俄国，北徼全局皆变。喀尔喀既去，必为俄国借取厄鲁特之先机，后来所定新疆天山南北两路，恐亦尽改其形势矣。”[34]所见可谓明透！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为喀尔喀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弟，名格根，率三部内属，倾心忠事清朝，最为康熙所敬重。察珲多尔济之孙敦多布多尔济袭爵，娶康熙第六女，进封亲王，其与清室之亲谊如此。格根是为祖国立下大功的。康熙经营北疆，其劲敌为噶尔丹。噶尔丹固一世之雄，而才略则远逊康熙。先生论曰：“要之，噶尔丹内情，帝得厄鲁特报告甚悉，三驾亲征，乃知彼知己，战必胜，攻必克之事。圣祖留心边事，过于朝士大夫，可谓明矣。当时纪载，侈其若何灵异，若何神武，过甚其词，或未可信。”[35]历史学家论人论事，往往由感情所激，言词溢美。读先生论著，尚少此失。结束准噶尔兵事后，青海、西藏也随之而定。其后雍乾时准部尚有战争，然只成地方势力而大统一之局已定，不可动摇。

兵事之外，举“治河”、“文教”为文治主要。于治河，即治理黄河也，即为控制河水泛滥，疏通漕运河道。康熙“十六年略有转机（指三藩兵事），中原已无动摇之象，而（靳）辅以先任皖抚，帝奖其实心任事，急欲治河，遂授为河道总督。”[36]先生引康熙言：“朕听政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可见重视程度。又云：“圣祖为阅河而始巡幸。”“兢兢业业于武功告成之后，在帝尚为盛年，而持重有为若是，可谓有道之气象矣。”[37]于文教事业，康熙也颇事提倡，当然他是作为文治政策措施的。先生说康熙“大势稍定，即开‘鸿博’之科，网罗才俊，既修《明史》，并肄诸经。既而南方大定，益治益安，四部诸书，繁重不易整理者，悉诏儒臣因前代之旧审订修补，以便承学之士”。其编纂大量篇幅巨大之书籍，以为有益文教之兴，并且超越前古，先生谓“唐之贞观，宋之太平兴国，明之永乐，皆同此宏愿，而享国之永，举不及圣祖”[38]。所列各书，四部以外并有《图书集成》及《律历渊源》等。先生于乾隆所编《四库全书》有褒有贬，先生谓“清一代有功文化，无过于收辑《四库全书》，撰定各书提要，流布艺林一事。自古明盛之时，访求遗书，校雠中秘，其事往往有之。然以学术门径，就目录中诏示学人，如高宗（乾隆）时之四库馆成绩，为亘古所未有”。继又谓“其搜采各书，兼有自挟种族之惭，不愿人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族人，触其忌讳，于毁弃灭迹者有之，刊削篇幅者有之。……以发扬文化之美举，构成无数文字之狱，此为满汉雠嫉之恶因”。[39]

讲义于雍正之创制及雍乾武功之继续，并于嘉道间各地各民族反清起义，均详述始末，以繁不俱举引。总之，先生致力明清断代史研究，成绩斐然。然有精湛处，也有不足处，今日言之，当更有可议处，我们只能以不可苛求于前人的态度来对待。

三

先生喜为考证故实之文，于明清事案人物多有专篇，如明建文、朱三太子等，于清尤多，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承统”为《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另《科场案》《奏销案》《字贯案》《闲闲录案》以及董小宛、顾眉（横波夫人）、孔四贞、香妃、顾太清（丁香花）五个女性的著述文字，皆具有时代人事的重要意义，非一时兴致漫然命笔之作。清入关定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对汉族知识分子，是酷厉而无情，打击一大片的。此科场案等四案文字正阐明情实。五个有涉历史的女性的考证，考实释疑，还其本真，也是快事。今举其十余篇，权作代表作云尔。

（一）科场等四案

科场案为乡试舞弊，顺治十四年所谓“丁酉乡试”，主要在北闱（在北京）、南闱（在南京）。北闱被朝臣奏有弊，审讯属实，将考官分别轻重，或处斩，或降级，处斩私情重者，家属都发配关外为奴。对南闱处分更加惨毒，正副考官和十七名同考官全部处斩。两闱考生重行考试，有取有黜。先生辨正诸家私记误处，取其情节近实者，以补官书缺漏，借明真相。根据所见李延年《鹤征录》、王应奎《柳南随笔》：“复试时，既威之以锒铛、夹棍、腰刀，又每一举人以两持刀之护军夹之。”[40]直和对待重囚一样。其引戴璐《石鼓斋杂录》：“殿廷复试之日，不完卷者，锒铛下狱，吴汉槎（兆骞）本知名士，战栗不能握笔。”[41]竟威吓如此！

明清两代科举与功名相联系，而祸福也随之互为转递。观所考涉及桐城方氏一族，南闱主考官方猷，以与作少詹事的方拱乾同族，又以其子章钺参加乡试中试、复试不及格，牵连成罪，方猷处斩，拱乾及其诸子章钺、元成、亨咸并妻子俱流徙吉林宁古塔。先生叹说：“父母兄弟妻子为家有一中试之士子，复试不及格，而一并遣戍宁古塔，在今日视之，岂非骇闻？”[42]清统治者这种扩大的行动，无疑是在为立威，也可以说是将科举作游戏。

《字贯案》是先生研考清代文字狱的第一篇文章。《字贯》是一部字典，内容涉及《康熙字典》，便成大逆不道。本文所引《东华录》乾隆四十二年十月癸丑谕：“阅其进到之书（指《字贯》），第一本序文后凡例，竟有一篇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先生认为《字贯》的编者王锡侯，乾隆十五年江西举人。自述“九上春官”不第，“生平以一举乡试为无上之荣，两主司（正钱陈群、副史贻谟）为不世之知己，此皆乡曲小儒气象，……要于文字获罪，竟以大逆不道伏诛”。[43]又发感慨地说：“自《字贯》之狱兴，清一代无敢复言字书者，桂（馥）、段（玉裁）诸家，以治经不能不识字，则尽力于许书，以避时忌。清中叶聪明特达之士，恒舍史而谈经，皆是此意。”[44]《闲闲录》案，亦乾隆间一文字狱，先生以“此案不见于官书。然蔡显（《闲闲录》著者）以一老孝廉，以文字致杀其身，门弟子从而遣戍者至二十四人之多，亦可谓大狱矣”。[45]本文据《笠夫杂录》得悉蔡氏之生平。显，江苏华亭人，字景真，号闲渔。雍正末曾一度北上往来北京、保定间，依同乡官京师者。后南归。乾隆三十二年，显年七十一岁。《笠夫杂录》序为其弟子华亭人陆明睿作，谓乾隆丁亥（三十二年）蔡显归道山。实即以《闲闲录》被杀，不敢明言而已。先生又据《笠夫杂录》谓蔡显“指斥邑绅甚多，若知府某也，御史某也，若王若李若莫也，莫名辅世，邑生员。更有专条指其名而斥之，又斥入乡贤祠之某绅；入节孝祠之某氏。凡此皆许氏所谓多雌黄，为郡某绅所嫉之证”。[46]许氏为许嗣茅，著《绪南笔谈》，先生首引此文，云：“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五月，吾郡（松江府）《闲闲录》狱起。《闲闲录》者，举人蔡显作也。诗中多雌黄处，郡人恶之，摘其引古人《紫牡丹》诗句，以为狂悖，遂弃市。”先生又举所谓紫牡丹诗，其句为“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二语[47]。《闲闲录》一书有刘承干刻本，经先生索观，“乃与此《笠夫杂录》各条互有出入，盖皆蔡氏未定之本，所传犯禁之语，则均无之”[48]。

（二）董小宛等事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