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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修辞与中外修辞批评理论的遗产（第3页）

英美“新批评”开始于20世纪初，是盛行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种文学批评流派。代表人物有初期的艾略特和理查兹，此外还有威廉·燕卜荪、兰色姆和艾伦·退特等人。这派批评家也是对流行于19世纪的社会历史批评、道德伦理批评、传记心理批评不满，觉得这些批评围着文学的外部转，而没有进入作品的内部进行阐释，而提出了文学的本体究竟在哪里的问题。他们通过对所谓的“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批评，认为文学的本体即不在作者的创作意图中，也不在读者的阅读感受中，而只能在文学作品本身。文学批评“不应着眼于诗人，而应着眼于诗篇”，作品本体论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基本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从而主张作品“细读法”，他们把每一个词、每一句都放到放大镜下面加以考察，揭示词语和句子的本义、引申义、联想义、暗含义等，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阐释词与词之间、句与句之间的微妙关系，直至揭示全篇的语言秩序的整体结构。

为了使细读获得确实的效果，他们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文学修辞性质的概念和理论，如“含混”、“张力”、“反讽”、“悖论”等。

燕卜荪提出了“含混”（ambiguity）概念。他认为文学作品中言语所表达的意义常常是多义的、不确定的。读者面对诗中的一段话，在追究意义时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这就是燕卜荪所理解的含混。燕卜荪写了《七种类型的含混》一书，把文学作品的含混分为七种，即参照系的含混、所指含混、意味含混、意图含混、过渡式含混、矛盾式含混和意义含混。例如，所谓的“意味含混”，燕卜荪的说明是这样的：“当所说的内容有效地指涉好几种不同的话题、好几种话语体系、好几种判断模式或情感模式时，第三种含混就产生了。”燕卜荪举了弥尔顿如下的诗句：

那美丽而奸佞的妖怪，给我设下了高明的圈套。

这里所说的是一位陷害丈夫的妻子。一个词能把两种意思纳入其中，不但没有让意思受到损害，而且还增添了趣味。这就是“意味含混”。这种用语上的巧妙，明显具有文学修辞意味。

艾伦·退特提出了“张力”（tension）说，他在1937年发表了《论诗的张力》一文。他认为诗歌语言也像形式逻辑那样包含外延与内涵。外延是指词的本义，也就是指称意义，内涵则指词的引申义，包括众多的联想意义和暗示意义。在外延与内涵之间，在指称意义和引申意义之间，即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着张力结构。退特的主张是诗歌既要倚重内涵，又要倚重外延，形成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的统一体。例如，李商隐最有名的诗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从外延意义上说是很明确的，“相见时难”句指他与某人见时难别时亦难，“东风无力”句则是说春光消逝，百花凋零，难以挽回。但内涵意义则可能很丰富。首先是他苦苦要见的人是谁呢？是一位女子？是一位朋友？还是一位官员？在这里都不确定，因此可以做许多种联想和暗示，解读出许多种联想意义和暗示意义，总之它的内涵意义是十分丰富的。

布鲁克斯在1949年又发表了《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一文，提出了新批评的“反讽”概念。“反讽”的概念是早就有的。在古希腊是指戏剧中某个角色“佯装无知者”。高明的对手说傻话，但傻话却证明是真理。后来这个概念变为“嘲讽”的意思。艾略特、瑞恰慈和燕卜荪都谈过“反讽”。布鲁克斯的“反讽”是指“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他举例说：“我们说这是一个大好局面”，“这句话的意思恰巧与字面相反”，“语境使他颠倒，很可能还有说话的语调标出这一点”。[18]这类诗语在西方的诗中特别多，中国诗中较少，但在现代中国小说里面则很多。所谓“正话反说”的修辞经常被使用，如王朔、王蒙的小说中“反讽”的修辞是常见的。

新批评流派所提出的“含混”、“张力”、“悖论”“反讽”等概念，广泛用于对文本的分析，可以说是典型的文学修辞批评理论。

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批评也含有丰富的文学修辞批评理论，限于时间，这里就不谈了。应该看到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的新批评的文学修辞批评，被称为“本体批评”，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还从来没有批评家像他们这样执着于文学修辞批评，走进文学文本的内部，他们把文学中的语言解读得如此细致，揭示得如此淋漓尽致，他们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但是他们走到了一个极端，认为文学就是与社会历史文化隔绝的单纯的文学修辞技巧，把社会历史文化置于文学之外，这又不能不说是很片面的理论，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什克洛夫斯基所举的例子，认为文学仅仅是纺织厂里面棉纱的支数和纺织的方法，与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无关，与托拉斯的政策无关等，这是难以令人同意的。纺织厂作为棉纺织业的一部分，当然要考虑订单和行情、数量与质量等，你只顾你的纺织厂内部的棉纱的支数和纺织的方法，完全不理睬原材料、产品的样式、产品出售的情况、产品的行情……最终你经营的纺织厂岂不要倒闭吗？因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诚如北京大学专门从事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的申丹教授所说的：“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派别，叙事学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它在不同程度上隔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这种狭隘的批评立场无疑是不可取的，但其研究叙事作品的建构规律、形式技巧的模式和方法却大有值得借鉴之处。”[19]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94页。

[3]（战国）孟轲著，焦循注：《诸子集成·孟子正义》（第1册），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年版，第594页。

[4]（东汉）王符著，汪继培笺：《诸子集成·潜夫论》（第8册），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年版，第7页。

[5]（唐）杜甫著，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90页。

[6]（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

[7]同上书，第170页。

[8]同上书，第171页。

[9]（唐）皇甫湜：《答李生第一书》，见叶幼明等编：《历代书信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8页。

[10]（清）袁枚：《随园诗话》（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16页。

[11]（清）李渔：《李渔随笔全集》，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57页。

[12]（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下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932-933页。

[13]［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14]［俄］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见［爱沙尼亚］扎娜·明茨、伊·切尔诺夫编：《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

[15]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页。

[16]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8页。

[17]（清）王夫之：《姜斋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0页。

[18]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页。

[19]申丹：《总序》，见［美］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