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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第1页）

二、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

文学语言不是像形式主义文论者所说的那样，封闭在语言自身中。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同行，社会文化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学语言的变化，反过来文学语言的变化又增添了社会文化内容。还有，文学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改变既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反过来文学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改变，又为社会文化增添了亮点。

（一）文学语言变迁与社会文化的变革

无论中外文学语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妨先来看外国的情形。

1。欧洲：从拉丁文到俗语的变迁

大家知道古代欧洲各国多用拉丁语写作。拉丁文相当于中国的文言文。14世纪，被恩格斯称赞为“旧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和新世纪第一位诗人”的但丁首先用意大利北部一个邦的方言写作，即用那个地方的俗语写成了著名的《神曲》。结果这部作品所使用的俗语，在一百年左右时间之后，就成为意大利的国语而流行起来。最值得一提的是英语的问世。现在流行的英语当时不过是英格兰“中部土话”，但由于乔叟、威克利夫用这种土话来写作，发生了影响，使用范围不断扩大。等到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这种英语随着英国的扩张而流行全世界。胡适说：“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1611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1]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意大利的情况，意大利是古罗马帝国统治的范围，当时还是一个神权统治的专制的世界，规则严整的拉丁文正好与少数神父、牧师的身份相匹配。而但丁所主张的俗语，用但丁自己的话来说，是“小孩在刚一开始分辨语词时就从他们周围的人学到的习用的语言”，是“我们摹仿自己的保姆不用什么规则就学到的那种言语”。[2]胡适多次谈到意大利的俗语革命，他的白话文学革命可能受此启发。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但丁、薄伽丘，还是乔叟、威克利夫，都是倾向于下层的市民阶层的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人，而坚持用拉丁语的则是上层僧侣和贵族。应该说是市民阶层的文化影响和决定了俗语的流行，特别是在文学写作中的流行。但是，正是俗语成就了意大利和英国的文化，如果没有俗语、土话的流行和普遍的使用、流传，就不会有意大利、英国在文艺复兴运动产生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和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喜剧，为整个欧洲的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欧洲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互动又互构的最值得书写的情况。

2。中国：从文言到白话的变迁

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向中国。中国的文学语言经历了一个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白话开始替代文言的时期。但我们应该看到，中国语言从文言到白话是一种趋势，是在不断发展的，或者说是随着中国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胡适毫不避讳这一点，他说：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3]

胡适接着说：

文亦遭几许革命矣。孔子以前无论矣。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议论如墨翟、孟轲、韩非，说理如公孙龙、荀卿、庄周，记事如左氏、司马迁，皆不朽之文。六朝之文亦有绝妙之作，如吾所记沈休文、范缜形神之辩，及何晏、王弼诸人说理之作，都有可观者。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一洗六朝人骈俪纤巧之习。此亦一革命也。唐代文学革命巨子不仅韩氏一人，初唐小说家，皆革命功臣也（诗中李、杜、韩、孟，皆革命家也）。“古文”一派至今为散文正宗，然宋人谈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以俚语说理记事。……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4]

按照胡适的看法，如果不遇到明代的前七子的复古潮流，那么中国文学早就语体化了。胡适于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了《文学改良刍议》，得到了陈独秀、钱玄同等许多人的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鲁迅小说创作的实践的成功，更推动了白话文运动。胡适主张先从语言文字上改用白话文，形成“国语的文学”，然后再利用作家创作上的运用，形成“文学的国语”。胡适本以为至少“要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来”。[5]但是出乎胡适意外的是，白话和白话文学不过四五年时间就在全国普及了。1918年《新青年》改用白话，《每周评论》也改用白话，1919年全国四百余种报纸采用白话。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也逐渐白话化。教育部受形势所迫，在1920年颁布教令，规定从这一年的秋季开始，全国各地的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课一律采用国语。白话不过几年时间，就如燎原之火，燃遍全国，这是偶然的吗？难道仅仅是胡适、陈独秀几个人提倡就能办得到吗？实际上，早于胡适很久之前，黄遵宪就提过“我手写我口”，梁启超提出过“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也主张用白话，可为什么他们没有成功，胡适他们却成功了呢？胡适一直用“历史进化”的观念来解释，实际上这是解释不通的。根本的原因是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大家知道胡适提出白话“文学革命”的1917年，世界上发生最为巨大的事件，就是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获得成功，这给中国人民一个鼓舞，为什么俄国人能做到的事情，中国就做不到？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问题，也是摆在进步知识分子面前的问题，于是这才有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等一切西方的思想几乎同时涌入，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一齐涌入，以反对旧制度旧伦理的打倒“孔家店”的社会思想响遍全中国，这是两千年的古老中国第一次现代思想解放运动，启蒙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涌动，中国社会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一次刷新。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社会开始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都逐渐改变，归结到一点就是社会文化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起码从两个层面表现出来：第一是从贵族转向平民；第二是社会文化从古典转向现代。

语言体认了社会文化的这两个层面的变化。

第一个层面，白话体认从贵族转向平民的变化。人们可能会想，不论文言、白话都不过是工具，都可以表现士人的思想，也都可表现平民的思想。其实这样想是不对的。文言文的问题，说到底是封建社会上层贵族的语言，闻一多说：“文言是贵族阶级产物（知识阶级）。中国正统文学，知识阶级所独有；小说戏剧近平民，不发达。”[6]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文言文在古代的功能基本上（不能说全是）是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封建统治阶级通过以文言文为工具的科举制度，从思想和语言上控制知识分子，选择作为奴才的各地官员。因此科举中的“八股文”，无论有何优点，都是文言文中最没有价值的。为什么封建统治阶级不用小说、戏剧作为科举语言工具，那是因为小说、戏剧所拥有的白话属于平民。胡适说：真正的文学“来源于民间。人的情感在各种压迫之下，就不免表现出各种劳苦与哀怨的感情，像匹夫匹妇，旷男怨女的种种抑郁之情，表现出来，或为诗歌，或为散文，由此起点，就引出后来的种种传说故事，如《三百篇》大都民间匹夫匹妇、旷男怨女的哀怨之声，也就是民间半宗教半记事的哀怨之歌。后来五言诗、七言诗，以至公家的乐府，它们的来源都由此而起的……”[7]这种白话文化很难用来表现贵族高层的思想感情。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如唐代的敦煌曲子词的一首《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称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这完全是一曲生动的白话词，语言生动，有气势，有韵调，如果我们用文言写，断断写不出这样的意味来。同样的道理，一段古文，即使是韩、柳、欧、苏的古文，如果用白话来翻译，也必然要丧失原来的意味。原来文言与白话所表现的是不同阶层的思想感情，一种是士人的思想感情，一种是平民的思想感情。不同阶层的文化，是不可以互译的。但我这样说的时候，决无贬低文言文的意思。文言文是中国古代语言中保留古代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等信息最多的一种话语。中国古代的文学，特别是先秦到唐宋的文学最有价值的也是用文言文写的。我们不能不看到，像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李商隐、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等许多诗人作家的作品，都主要是用文言写的。他们的文言作品承载着更厚重的意味，这也是不能否定的。如果我们今天因为流行白话文，全盘否定文言文，那么也就差不多把中国一部文化史给否定了。

第二个层面，白话体认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清楚感觉到，为什么时代变了，社会文化变了，人们说的是一种语言，等到写成文章时还要转换成文言呢？为什么新的社会文化思想，还要塞进历史的陈套中去呢？在古代社会，不懂文言，就是文盲，我们所处的已经是新的时代，为何要继续当文盲呢？就是对知识分子来说，为何要从小就接受那种古典语言的训练，把自己的一生都拖进那种古奥生涩的语言解读活动中去呢？所以人们普遍觉得文言束缚思想，所以白话的流行是与告别古典转向现代密切相关的。白话更能自由、贴切地表达现代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一点，胡适也是看到的，他说：“形式与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8]正是社会文化的急剧的现代转化成就了白话文运动，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趋向是白话普及的根据，没有社会文化的这种现代变化，就是多少知识分子叫喊，都是不可能让白话成为正宗的话语。语言体认了新的时代，体认了现代的社会文化。同时，白话的逐渐普及又成就了现代文学的创作。有了白话的流行，这才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才有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张（爱玲），才有丁（玲）、赵（树理）、艾（青），才有“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所以白话又是现代文学的根据，没有白话的流行，现代文学也难以流行。不止于此，正是“五四”以来白话的普及，人们又重新审视过去的文学史，人们发现过去我们就有一部白话文学史，从《诗三百》到《水浒》，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到《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都被重现发现出来，重新得到整理与评价。无论是现代文学的创作，还是对过去的白话文学史的重新研究，都构成了新的社会文化景观。

从语言随着社会文化变化而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说语言最先体认了社会文化的变化，社会文化也体认了语言的变化。

（二）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互构

文学语言不但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且语言文本与社会文化文本是互动、互构的。互动是说它们彼此相互促进，互构是说它们相互生成新的景观。我们从以下两点来加以说明：

1。文学语言文本与儒、道、释文化文本

中国古代文化是儒、道、释的分立与互补。所谓“分立”，就是儒道释三家的“道”不同，是不容混淆的。所谓“互补”就是儒道释三家的相互融合，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殊状况，儒道释互补体现在古代社会士人的价值选择上，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退自如。但是无论他们是达是穷，都能作诗。于是达的时候可以作“兼济天下”的诗，穷的时候则可以作“独善其身”的诗，要是出家当居士、法师什么的去修炼，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起码那山林、那流水、那美丽的风景、那一尘不染的净地，都被他们占去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儒家士人作的诗，采集了表现儒家的思想与感情的语词。举例而言：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曹丕《赠白马王彪》）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张九龄《感遇》）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贺知章《回乡偶书》）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杜甫《赠卫八处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