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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第3页）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

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

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

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

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分析作品一般以一篇为单位，我们发现“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这一句在诗中第三首。这样我们就不能不看第三首写了什么、又怎么写。但为了弄清楚这第三首，我们不能不先读全诗。我们从诗中可以发现杜甫因安史之乱已经很久没有回家，这三首诗是写他回家后当晚和第二天的情况。第一首主要写杜甫到家后与妻子儿女见面。由于在战争中有许多人死亡，死亡变成了常态。现在活着回来，似乎是不可相信的。巨大的幸运落到这个一直缺席丈夫的家，以至于“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这种描写包含了杜甫真实而深刻的体验。本来丈夫、父亲回来，做妻子、儿女的应该欢天喜地，如今却写他们感到奇怪，不断流泪；明明是面对面，却觉得是做梦。妻儿的这种“逆向”的“情感反应”似乎是出人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第二首，写回家后第二天的情境，重点是“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年纪逐渐大了，还不得不在这兵荒马乱之际“迫偷生”，因此就是回家了也还是觉得“少欢趣”。各种事情在煎熬着自己，从家里回长安后，唐宪宗还会给他“左拾遗”之职吗？还能为国家尽力吗？儿女舍不得让我走，怕我明天抬脚又赶赴长安。可是我能不走吗？第三首，也是回家后第二天发生的事情。正当“群鸡正乱叫”的时候，父老乡亲来了，可鸡还在“斗争”。这景象已经好久未见了。长达数年的安史之乱，总是人在“斗争”，争来夺去，你杀我，我杀你。如今好了，和平似乎来到了，不是人在“斗争”，是“鸡”在“斗争”，这真的令人感到欣慰。不过鸡乱叫乱闹此时是不适宜的，还是让鸡暂时上树去吧，因为父老乡亲携带酒水来看我了，他们的那片深情真让人感动，不管怎么说，我杜甫在朝廷里面总算有一份差事，朝廷没有治理好，发生了战争，让这些父老乡亲也为难，“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这还不是朝廷的责任吗？我不管怎么说，也是朝廷的一位官员，我面对这些父老乡亲真是无言以对，真是惭愧。我给你们唱一首歌来感谢你们吧！“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哪里会想到这歌引得父老们泪流满面呢！杜甫在这三首诗中先写家庭内部的人伦之情，第三首把这种人伦之情扩大到同乡的父老。描写得很具体、很细致、很动人。连鸡的“斗争”，连父老携的酒有“清”有“浊”，连父老们的抱怨，都写得淋漓尽致，表现出在战乱中的杜甫所坚持的夫妇之情、父子之情、乡里之情，表现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同情。

那么《羌村三首》语言文本传达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在杜甫的诗中是否只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呢？当然不是。杜甫写了很多诗，其中最关切的事情，简单地说，第一是忠君，所谓“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所谓“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第二是爱民并恨贪官污吏。所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黎元”就是百姓，“穷岁”，就是整年。“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他的“三吏”、“三别”就更具体地表现他的同情百姓和憎恨贪官污吏这种思想感情。第三就是与父老乡亲的亲友的亲情、友情和同情。对他的诗友李白满口赞美：“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对旧日朋友他不辞路途遥远特地去看望，写了情真意切的《赠卫八处士》，对家人，无论是兄弟、妻儿，都又充满爱恋的诗篇，对兄弟有《月夜忆舍弟》，有“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之句。对妻儿爱恋的诗就更多，有充满感情的诗篇《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的句子，后来还有“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的句子，从中显露出无穷的爱意。……我们可以把杜甫的其他诗篇文本当作《羌村三首》文本的互文来理解，从中不难看出他在诗中所流露的对妻儿、父老的深情是真实的动人的一贯的。他对那些父老感到“惭愧”，还唱歌来表达这种愧疚之意。他觉得他无论怎样也是朝廷的命官，况且当时觉得还是“左拾遗”。其实他对父老有何愧疚可言，不过是他的忠君思想在作怪，似乎“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他有什么责任，是他对不起这些父老。安史之乱完全是当时皇帝和朝廷要员的责任，与他杜甫有何关系，他为何要把责任揽过来。

进一步，我们也许还可以考察杜甫的人生与他的《羌村三首》与其他诗篇的对话关系。杜甫一生积极入世，他把自己的一身才能为社会所用。他两次去长安赶考，第一次他自己准备不够，落了榜。他游历江南、华北，积累经验，开阔视野，然后成家立业，又准备了很多年，再次来到长安，结果这次考试因李林甫一个考生也不录取，白白耗费他苦读诗书的大好时光。他不甘心，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在长安住下来，等待朝廷的眷顾。一等就差不多十年。那段日子极端艰辛。“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是他当时落拓处境的真实描写。他四处托人，给权贵赠诗，希望能够得到一官半职。天宝十载（751）唐玄宗读了他写的三篇《大礼赋》，这是他为唐玄宗祭祀元皇帝、太庙和天地而写的，他以一个诗人的全部功力，夜以继日地写成这三篇洋洋洒洒的文章。皇帝读了他的文章很高兴，可李林甫只给他一个“右卫率府胄参军”，即一个看守兵甲器械、管理门禁钥匙的小官，但他还是欢天喜地，赶回家告诉妻儿。他当了那个小官仅仅一个月左右，安史之乱开始了。在叛军进城时，他没有能够逃出来，被叛军捉住。他不死心，就是在被囚中，仍用自己的血泪写下了至今传诵不断的爱国诗篇《春望》。半年后，他冒险逃离长安，到达凤翔唐肃宗的驻地，唐肃宗看他那种衣衫褴褛、凄惨万状的样子，也为他的忠心耿耿所感动，赐给他左拾遗的官职。但不久因为替朋友说话，得罪了唐肃宗，肃宗就令他回家了，《羌村三首》就是在这次回家时根据实况而写的。后来杜甫丢了左拾遗的官职，到地方做很小的官。这时他已经48岁。思想发生变化，辞官到四川投靠朋友，这就开始杜甫的“草堂生活”。杜甫一生历尽坎坷，但他的忠君、爱民、亲情、同情始终不变。杜甫的一生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文本，我们应该考察《羌村三首》文本与杜甫一生文本的内在联系。

更进一步，还应该把《羌村三首》与唐代由盛转衰时期的文化思想变化联系起来考察。

最后我们应该把杜甫《羌村三首》与孔子、孟子的儒家文化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杜甫的思想感情原来与孔子的“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的思想，与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形成了互文、对话的关系。这样我们就能深入地理解《羌村三首》的语言文本与儒家的文化文本的密切关系了。杜甫的诗是受儒家的思想文化制约的，但杜甫诗又丰富了儒家的思想文化。

[1]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2]［意］但丁：《论俗语》，见伍蠡甫编：《西方文论选》（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62-163页。

[3]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4]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2页。

[5]同上书，第51页。

[6]闻一多：《中国上古文学》，《闻一多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7]胡适：《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

[8]胡适：《谈新诗》，《胡适古典学文学研究论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06页。

[9]李壮鹰：《禅与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10]［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11]同上书，第14页。

[12]同上书，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