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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中国死刑政策的流变及其应然表达02（第2页）

[5]《毛泽东选集》（第2卷），7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1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载《史学月刊》，2006（1）。

[8]《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载《人民日报》，1951-02-22，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44～4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9]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载《史学月刊》，2006（1）。

[10]罗瑞卿：《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转引自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载《史学月刊》，2006（1）。杨奎松教授一文通过翔实的档案材料研究发现，全国普遍出现镇反杀人超过原定比例，为勉强凑数，滥捕滥杀，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和一些无辜人员被打成反革命。

[11]《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29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转引自李格：《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一年说质疑》，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5）。

[12]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3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3]董必武：《董必武法学文集》，41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4]陈金龙、詹文都、潘利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87～190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211页，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内部刊印），1983。

[15]《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208页，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内部刊印），1983。

[16]崔敏：《死刑问题论纲》，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9（3）。

[17]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载《史学月刊》，2006（1）。

[18]《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列宁全集》（第30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0]《列宁全集》（第27卷），4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1]《列宁全集》（第26卷），3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2][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11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3][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11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4]陈金龙、詹文都、潘利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58页，202～206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5]高铭暄：《刑法专论》（上编），533～534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6]彭真：《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载《人民日报》，1979-07-0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http：。gov。test2008-0310t_915712。htm，2010-06-28。

[27]高铭暄：《一部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刑法》，载《法学研究》，1979（3）。

[28]邓小平：《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33～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0]唐明灯：《“严打”的前世今生》，载《时代周报》，2010-07-01。

[31]何立波：《1983：党中央决策“严打”始末》，载《检察风云》，2008（17）。

[32]陶盈编：《1983年“严打”：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载《文史参考》，2010（20）。

[33]《1981-1987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变化情况》，北大法意网，http：yee。aJudicial_Stat_Display。asp?StatID=232，2011-02-05。

[34]公安部办公厅注：过去各地都存在刑事案件立案统计不实的问题，如盗窃非机动车（主要是自行车）等一般盗窃案件，大部分不立案统计，等等。1989年各级公安机关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取得较大进展，这是统计数比1988年大幅度上升的主要原因。其次是刑事案件确实增加了，据一些地方的调查，实际发案数1989年比1988年大约上升30%～40%。北大法意网：http：yee。aJudicial_Stat_Display。asp?StatID=487，2011-02-05。

[35]标志是中共中央在1983年8月25日举行的全国政法会议上做出的《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36]张文、米传勇：《中国死刑政策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载《法学评论》，2006（2）。与其结论类似的有：由“限制死刑”向“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适用死刑”转变，见胡云腾：《死刑通论》，170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37]卢建平：《从政策上控制死刑》，载《人民检察》，2006（9）。

[38]钊作俊：《死刑限制论》，179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39]《人民日报》，1978-10-29，转引自高铭暄：《刑法专论》（上编），44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0]《“反革命偷看青春罪”消失的背后》，载《浙江法制报》，2008-11-10。

[41]这里采取的是最广义的经济犯罪，包括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不包括抢劫罪）、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部分贪利性犯罪、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冯殿美：《经济犯罪死刑废除的理性思考》，载2004年度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死刑问题研究》，815～816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另一说为19个经济犯罪罪名，占全部死刑罪名68个的27。94%，与前一观点相比，后者没有包括第六章的内容，依据是囊括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专门审理的案件类型。赵秉志、万云峰：《论我国经济犯罪死刑的限制及废止》，载《死刑制度之现实考察与完善建言》，295～296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43]《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