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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民间社会在刑事政策体系中的角色变迁与启示02（第2页）

[12]官方（国家）的组织机制具有较丰富的动员技术，这可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窥见一斑：在这一时期里，“开会、培养积极分子、做思想政治工作等动员技术正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此后，树典型、模范带头、生产竞赛、参军竞赛、宣传运动、召开各种会议（大会、讨论会、批斗会）等，成为群众动员的常用手段。”郭于华：《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一种权力实践的解释——陕北骥村的仪式与社会变迁研究》，载郭于华：《仪式与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转引自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载《社会》，2005（5）。正是动员技术上的丰富性和仪式性，使得官方（国家）的组织机制有着较高的动员效能。

[13]以2001年作为民间社会在刑事政策体系中居于相对疏离角色的时间终点。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虽然1991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正式启动，但毕竟还只是这一系统工程的初创时期，由于历史的惯性以及一项新兴举措的成型尚需假以时日，所以，很难说随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甫一确立，民间社会相对疏离于刑事政策体系的阶段即告结束。第二，2001年4月，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新世纪初中央召开的又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社会治安形势，对进一步加强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作出了部署”（《人民日报》2001年4月4日第1版）。在会上，国家决策层明确指出：“维护社会治安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把专门力量与群众力量有效结合起来”（《人民日报》2001年4月4日第1版）。同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从国家最高决策层面对1991年以来开展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行了全面评价和经验总结，并对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出了要求，在要求中强调要“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建立起广大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激励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从这一年里国家决策层的一系列表态中可以明显看出，经过9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十年摸索，国家决策层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念已基本树立，制度构建也已基本成型。因此，2001年可以认为是官方（国家）对民间社会在刑事政策体系中应有地位予以重新肯定的一个标志性时间。第三，民间社会在抗制犯罪进程中机能的逐渐复苏与再次凸显，也大致是在19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开始的，选择2001年划分前后阶段，也是与这一时期的事实发展基本吻合的。第四，从纯粹的时间上看，2001年是21世纪的元年，选取这一年，在时空上具有一定的天然分界意义（当然，这只是最为次要的原因）。第五，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最终以2001年作为中国民间社会在刑事政策体系中相对疏离期的时间终点，但这一时间不是绝对的，它只是为划分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时空区间提供一个时间坐标。也正因如此，如果在对本阶段的论述中，出现论及的现象跨越了这个时间分界点的情形，也是不足为奇的。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3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3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梁治平：《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内在考察》，载许传玺主编：《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律发展》，8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7]周路：《犯罪调查十年——统计与分析》，235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18]同上书，238页。

[19]同上书，48页。

[20]刘学刚：《“严打”留下的遗憾》，载《瞭望》，2004（8），转引自严励：《“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审读》，载《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4）。

[21]刘作翔：《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度》，148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22]不可否认，在这一时期里，民间社会在刑事政策体系中的位置仍然存在，高层对民间社会在犯罪抗制中的作用也仍然持明确肯定的态度，如邓小平指出：“我们不叫搞运动，是不搞整人的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还必须发动群众。”刘复之：《“严打”就是专政——记小平同志对“严打”的战略决策》，载《人民公安报》，1992-01-14，转引自严励：《“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审读》，载《上海大学学报》，2004（4）。但与前一阶段相较，此时的国家高层显然更注重强调打击犯罪的专门力量化和精英。

[23]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治理社会治安工作手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转引自严励：《“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审读》，载《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4）。

[24]陈兴良：《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载陈兴良：《中国刑事政策检讨——以“严打”刑事政策为视角》，133页，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25]《十余省市计划装备警用直升机，成立了警务飞行大队》，载《华夏时报》，2005-10-20。

[26]这一时期中反映公安队伍建设的报道也在客观上强化了社会公众的这一认识。如在1988年5月7日《法制日报》的一篇报道里，提到了某地公安机关力求做到“哪里发案，警察就出现在哪里”，“只要拨通‘110’，公安干警就会很快出现在你的面前”，报道虽旨在宣扬公安机关努力提高抗制犯罪能力的初衷，但这样的报道文字都很容易将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全能化甚至神化，民众对打击犯罪专业力量的依赖性也自然会不断增强，而自身参与到打击犯罪之中的自觉意识又会不断降低。

[27]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2001-04-02。

[28]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2001-04-02。

[29]《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0]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31]李健和：《关于社区警务几个问题的思考》，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2（1）。

[32]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等：《200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9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3]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49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4]《警方媒体市民联手共同构建平安浙江，转塘碎尸案成功侦破》，载《都市快报》，2005-11-01。

[35][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卢建平译，译序1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6]潘小娟：《中国基层社会重构——社区治理研究》，52页，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3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38]黄仁宇：《万历十五年》，27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

[39]张小虎：《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原因探析》，21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0]新华社2001年3月24日电。

[41]新华社2004年3月17日电。

[42]《八年追捕大毒枭刘某》，央视国际网站“纪事”栏目，http：。y20050626100001。shtml，2005-06-26。

[43]张静：《旧传统与新取向》，载刘军宁等：《自由与社群》，39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

[44]不可否认，从长远观之，民间社会也应有自己的发展个性与成长品格，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至少在目前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民间社会还是会很大程度依赖于官方（国家）的，因此，我们必须面对，尤其是当官方（国家）的推动还具有不可替代的正面效能时，我们更应该持积极态度。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的主导与推动乃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深厚动力。”公丕祥：《中国的法制现代化》，663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45]郭建安：《“枫桥经验”代表着国际社会预防犯罪的一个方向》，载周长康、金伯中：《走向21世纪的枫桥经验——预防犯罪实证研究》，205页，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46]杨张乔、王翀：《枫桥经验：中国乡镇犯罪预防与矫治的社区模式》，载《社会科学》，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