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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善与恶（第1页）

第八课善与恶

中国古人认为，治理国家就必须制定规章制度，法规政策。而这些规章制度和法规政策的制定，依据是什么？古人认为，就是依据人的情性。所以研究人的情性就成为治理国家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他们研究的都是普遍人性。他们认为，人性中最大的区别就是善与恶这两种极端的性质。因此善恶就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以善恶来分君子与小人，来分义与利，来分荣耀与耻辱，来分伟大与卑鄙，来分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有了宗教以后，还可以依据善恶来分上天堂，还是入地狱。总之，善恶是一切社会现象和个人行为的价值标准。

关于人性善恶问题，几乎所有哲学家都参加讨论，但是，有代表性的、对后代影响大的、至今还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想提出的有以下几种：

1。孔子论人性与仁德

孔子认为人性是相近的，差别不大，但在生活过程中，由于社会实践不同，个人经历不同，体验不同，人性的差别会逐渐扩大。这就是他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接着又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只有最聪明的人与最愚蠢的人不会改变。按孔子的说法，人性差不多，都是可以教育的，也都是需要教育的。对所有的人，都应该有爱心。这个爱心是怎么产生的？儒家是从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来论证的。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说明儒家“仁”的思想是从爱亲引申出来的，也就是从孝亲推出来的，孝是仁的根本。对自己的父母要报答养育之恩，对别人的父母也要尊重。从爱自己的父母和子女，推己及人，也要爱别人的父母与子女，要爱天下人。爱天下人，爱所有的人，这种美德，就是“仁”。

春秋时代，人们把“仁”作为美德。如说：“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国语·晋语一》）爱亲是一种美德，利国也是一种美德。孔子对“仁”的解说是“爱人”。爱亲是爱自己的亲属；利国，说到底是利天下人民，是爱人民的表现，是爱别人。两者结合，就是爱所有的人。孔子有时也讲“泛爱众”，孔子的学生子贡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都含有博爱的思想。对“仁”作了爱人的解释，比过去的爱亲与爱国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这是儒家的精神贡献。

儒家重视孝，有一重要典籍就叫《孝经》，是专门论述孝的。

过去有人说，儒家讲孝太绝对了，典型的话是“父叫子死，子不死，子为不孝”，但是，这是后代儒家的陋见，孔子是不同意的。《韩诗外传》有这么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曾参是著名的孝子。一天，曾参有了过失——锄草时，误伤了苗，他的父亲曾皙就拿着棍子打他。曾参没有逃走，站着挨打，结果被打休克了，过一会儿才渐渐苏醒过来。曾参刚醒过来，就问父亲：“您受伤了没有？”鲁国人都赞扬曾参是个孝子。孔子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告诉守门的弟子：“曾参来，不要让他进门！”曾参自以为没有做错什么事，就让别人问孔子是什么原因。孔子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舜的事吗？舜在家里时，父亲用小棒打他，他就站着不动；父亲用大棒打他，他就逃走。父亲要找他干活时，他总在父亲身边；父亲想杀他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现在曾参在父亲盛怒的时候，也不逃走，任父亲用大棒打，这就不是圣王的人民。使圣王的人民被杀害，难道还不是罪过吗？”

在父亲失去理智的时候，拿着大棒乱打，如果打死、打伤或者打成残废，他冷静后会感到十分懊悔。这会给父亲的心灵上留下沉重的阴影，永远无法摆脱。这是“不逃”给父亲造成的精神创伤。真正的孝子要逃避父亲的盛怒，避免给父亲造成精神伤害。不管当时鲁国人怎么夸奖曾参，孔子还是严肃地对待此事，以便给后人留下正确的意见。很显然，上述“父叫子死”的说法，孔子是不同意的。不该死的，就不能轻易地死去，即使有父命。孔子在《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保护身体是孝，损伤皮肤，都是不孝的表现，自杀是最大的不孝。一辈子都要做好事，为父母争光，是孝的表现。认真做事，对社会有比较大的贡献，扬名后世，光宗耀祖，也是孝的表现。如果一个人当官，贪污了很多钱，送回家，让父母过好生活。这是不是孝呢？不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到时候，破案，被捕入狱，会给父母丢脸的。做好事，都是孝的表现；做坏事，都是不孝的表现。孝是和睦家庭、和谐社会与和平世界的基础，在现代有重大意义。扭曲孝，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是应当批判的。

“仁”，不能只看表面，要看实质。如何爱人？孔子提出两条原则：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成功，也要支持别人成功，自己想要发展，也要帮助别人发展。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凡事都要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这是爱别人的重要思路。不为别人考虑的人，就不会产生“仁”的观念。“仁”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思想又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历代儒家不断丰富、发展仁的思想，同时也有人对于儒家思想有所歪曲，或有不合时宜的观点，我们应该予以剔除。对于发展儒家思想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观点，我们还要加以弘扬。孟子和董仲舒等思想家在仁的思想上就有所发展，我们应该给予肯定。

2。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

孟子在与告子的辩论中，阐述了他的性善论观点。他认为无论圣人还是平民百姓，他们的本性都是善的。好听的音乐，大家都喜欢听；美味佳肴，大家都爱吃；艳色丽质，大家都喜欢；芝兰之香，大家都乐闻。耳目舌鼻，大家都有相同的感觉，人心怎么会没有相同的本性呢？孟子据此认为人性是可以相同的，而且都是善良的。

孟子认为人的善性表现在仁义礼智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是天生就存在于人的本性中，开始只是萌芽，经过培育，不断发展，就可以形成完全的善性。孟子还举例说，一个小孩爬到井口边，就要掉下井去。在这危急的时刻，一个人看见了，就赶紧过去把小孩拉住，抱起来。他不是这个小孩的父亲的朋友，也不是他的什么亲戚，他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他做了好事，也不是为了向乡亲讨个赞扬。他究竟为了什么？因为他的心中天生的就有“恻隐之心”。这个“恻隐之心”，就是仁的萌芽。其他义、礼、智，也都有萌芽存在于人心中。这四个善端“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不是外加的，而是自己所固有的。

人有相同的本性，这个本性又是善的，因此自然可以推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善人。只要都注意保守本性，加强修养，那么，“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

人都有善性，为什么世上还有那么多的恶人呢？孟子作了这样的解释：“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同上）成为不善，不是天生资质的罪过。问题出在哪儿呢？一是没有把善性的萌芽培养出来，善性得不到充分发展。二是受到外物引诱，善性被物欲破坏了。这一点可能受到他的母亲的影响。孟母为了寻找培养小孟子的良好环境，曾经三次迁移居住地。这反映了孟母对生活环境的重视。这种思想对后代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比较好的小学与中学去上学，也是为了让子女能在较好的环境中成长。

孟子性善论在政治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治上。孟子虽然也讲“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政治不能唯贤，也不能唯法。这种说法包含辩证法思想。但是，孟子比较倾向于选择贤人来治国，不太注重法制的建设。以后的中国特别推崇孟子的思想，也就比较倾向于重视人才的选拔，科举制度就说明这个问题。人性都是善的，这就反对贵族血统高贵的观念。在这种人性平等的基础上产生了科举制度。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存在了一两千年，但一直没有形成铁板一块的封建等级。秦汉以后，改朝换代不断，哪一个阶层的人，甚至异族酋长都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乃至爬上权力的顶峰。相反，贵族豪门也会因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破落成为平民乃至奴隶。这种可上可下、经常流通的社会结构，使人才得以比较充分发挥的机会，也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相对稳定并且延续较长时间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孟子的性善论与中国后代的人治传统有一定的联系，我想并非毫无根据的。

孟子的人性善，成为他提出仁政的理论基础。

孟子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尊敬别人的老人要像尊敬自己的父母，爱护别人的小孩要像爱护自己的子女，这就是推己及人。再继续往下推，推到天下人民，树立“民为贵”的观念，用仁爱精神对待自己所管辖的人民。这就是仁政。为什么可以而且应该实行仁政，其理论根据是人的本性是善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人之有四端也，犹人之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的，为什么有的人变坏了，这是因为这个人受到外界物质的**才变坏的。因此就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保护人的良好本性，这样社会就成了美好的人间。怎样才能创造成良好的社会环境呢？他认为，人们应该认识到，民是最高贵的，国君不是最重要的，与人民相比，分量要轻得多。这就是他“民贵君轻”的思想。

孟子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番论证。他说，得到天子的赏识可以当诸侯，得到诸侯的赏识可以当大夫，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可以当天子，由此可见，人民比国君更高贵。孟子下结论说：有天下者，失民，则失天下；无天下者，得民，则得天下。这叫“保民而王”。如何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孟子认为关键在于得民心。他说：“得其民有道，得其心。”（《孟子·离娄上》）所以后人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怎样才能得民心呢？那就是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人民想要的，替他们办到；二是人民反对的，要帮助他们排除掉。这实际上就是孔子所讲的仁的两个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反对用武力征服别人，“以力服人”，心里不服。只有“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服。孟子认为“仁者无敌”。靠武力征服，即使暂时取得胜利，也不会长久。后来，秦始皇靠武力统一天下，很快就灭亡了，证明了孟子的看法。

孟子的仁政两原则，也就是兴利除害。如何兴利除害？孟子提到一些最重要的措施：首先要给人民有一定的“恒产”，恒产就是土地。有了土地，生活就有了保证。丰收年，可以生活得富裕些，歉收年，不至于饿死。上可以赡养父母，下可以抚养子女。这样人民就会安心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这就是所谓有“恒产”才有“恒心”。有了生活保证以后，就要进行教育。“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富裕以后，如果不进行教育，人就会变得像禽兽一样，不懂礼义，缺乏道德。因此，孟子十分重视对人民进行伦理教育。另外，孟子还非常强调任人唯贤，如果坏人掌权，什么好事都会被搞乱了。他提的“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是需要认真体会的。他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有的人是好人，是贤者，但未必适合当官执政，做官与做人是不一样的。对于贤人要尊重，未必都让他们当官。使能，是任用能力强的人来办事。能，是指能人。道德与能力，是当官的两个必要条件。愿意为人民办事，能够为人民办事，这是实行仁政所需要的官员。孟子的仁政学说是系统的儒家政治学。孟子认为要实行这一套理论，最高统治者天子要“尽心”，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做事。否则，天子只想自己享受，不顾人民死活，那是什么也办不成的，再好的政治方案，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孟子对于个人修养问题，也有他的见解。这主要有两条：一是在顺境中怎么做人；二是在逆境中怎么做人。他说：“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失去理智胡来。在春风得意的时候，也不要忘乎所以，随心所欲，偏离正道，做出越轨的事来。他又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穷，就是穷困、不得志；达，就是得志、顺利。而在这两种境遇中，很多人失去理智，忘乎所以，做了错事，犯了罪行，一失足成千古恨。孟子只讲这两种境遇下应该如何做人，实际上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指出了难点。

3。荀子的性恶论与隆礼重法

与孟子相反，战国时代的另一位大儒荀子却提出人性是恶的。他是如何论证的呢？在人性具有普遍性方面，也就是说，统一人性，荀子与孟子相同。只是孟子认为人性统一于善，荀子认为人性统一于恶。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是好味、好利、好声、好色的，这是圣人与平民百姓所一致的。例如人肚子饿了，想吃东西，吃还想吃饱。但是吃饱了，是否就满足了呢？不一定。吃饱了想吃好的，追求美味佳肴。好的吃腻了，又想吃新鲜的、稀罕的。稀罕的东西很少，自然不能满足需求。所谓“欲壑难填”，就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一个人为所欲为，那么全国人都为他服务也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不高兴。天下人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有这些欲望，大家都有这些欲望，那么竞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竞争的结果两败俱伤，削弱人类的整体实力，削弱人类与大自然的抗争能力，甚至危及人类的存在。因此，荀子认为，如果任其发展，人类的自然本性自然发展的结果必然损害人类的整体利益。因此人类的自然本性天生是恶的。为了避免这种严重后果，有先见之明的圣人制定了一套生活规范，来制约天生的自然本性，使人有了向善的思想和行为。荀子认为这种善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因此称它为“伪”，即人为加工的结果。荀子认为圣人根据人的情性是恶的，所以制定了一套伦理规则，人如果能够按这些规则行事，那就是善的，如果违背这些规则，按自己的自然本性，即无休止的欲望，去做事，去处理人际关系，也就是说，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那么，就会成为坏人，就是性恶的人。因此，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希望成为善人，只要认真学习并实行圣人制定的伦理规则，就可以成为好人、善人甚至圣人。因此他有一句名言：“涂（途）之人可以为禹。”其结果，他的论断与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完全一致，正所谓“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途）”。殊途同归，走不同的道路，达到共同的目标。

教育不是万能的。有些人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是教育不好的，正如韩非子在《五蠹》所说的，一个青年人，不成才，不做好事尽做坏事。父母训斥，他不改；乡亲劝告，他不听；师长教导，他也无动于衷。三方配合教育，仍然无效。官府出兵追捕邻村犯罪的青年，这个青年害怕了，不敢犯法，改变了自己的恶习。韩非从此得出结论：“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用现代话说，就是老百姓不听好心劝告，害怕法律惩罚。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他的法家思想是沿着荀子性恶论阐发的。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荀子性恶论自然可以导致法治观念，为法治传统准备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