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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知与行（第1页）

第七课知与行

知行问题是中国古人经常讨论的关系问题，与义利关系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尚书·说命中》就有“非知之艰，行之唯艰”的说法，春秋时代也有类似说法：“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左传》昭公十年载子皮对子羽说的话）不是知之太困难，而是知而后实行，那才难上加难。在科学研究方面，知难行易。创造电视电脑，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可以说是千难万难。但是，使用就非常容易了，三五岁小孩都会开机操作，选节目，定音量。但在伦理方面，就不一样了，许多道理大家都懂得，到实行的时候，就不能完全做到做好。例如讲孝敬父母，报答养育之恩，道理很明白，一般人都懂，但是，许多人做不到做不好。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宋以前虽然也讨论知行的关系问题，但都不够充分。宋明时代讨论很多，主要讨论知行的先后、难易、轻重等问题。

1。知行先后之争

北宋程颐提出知先行后说。他认为：“须是知了方行得。”以走路来说，先知道路，才能走。“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往之心，其将何之？”[1]不知道路，虽然想走，往哪儿走呀？“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同上）朱熹也用走路比喻知行，“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义理不明，如何践履？”义理不明，就像眼睛看不见那样，践履就像走路。不知而行，就像盲人行走。陆九渊与朱熹在治学的路数方面有分歧，而在知行的先后问题上则完全一致，都认为知先行后。陆九渊说：“知之在先，行之在后。”又说：“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2]

从总的认识史来看，认识来源于实践。同时认识又要回到实践中去受检验，再认识。按毛泽东《实践论》的说法，认识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穷往复前进的过程。

用图表示：

实践→认识→实践→认识→实践→认识……

如果我们截取其中一段，那么，就会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实践→认识”；另一种情况是“认识→实践”。简单地说从认识到实践，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未免失当。对于个人来说，少年学习，先认识；青年以后从事工作，后实践。理学家的先知后行，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就不是唯心主义认识论。对于具体的事情来说，也是一样，例如所有建筑，都是先设计，后施工，也是先认识后实践。比如鸡与蛋的先后争论，鸡生蛋，蛋生鸡，也是无限反复的过程。究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争论没有结果。最近有的科学研究认为先有蛋，后有鸡。实际上，鸡与蛋都是渐变的过程，一天变化一点点，几万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逐渐变出鸡来。也像人在成长过程中，不能说是哪一天变老的。如果刻意从中划出哪一秒开始变老的界限，那就十分荒谬。精确的工夫在这里无用武之地。即使是现在的鸡，也在变，蛋也在变，会变成什么样子，几十年是看不出来的。怎么能说先有蛋后有鸡呢？不知道渐变，想从连续中截然划出明确的界限来，是很难的。两个事物的分界线总是模糊的，过渡性的。有的科学家研究出先有蛋后有鸡的说法，就是不懂事物渐变的辩证法道理。

2。知行难易之争

《尚书》讲知易行难，因为它是经典，所以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没有人敢直接反对，宋代程颐也只讲“行难知亦难”。孙中山曾经列举科学知识来讲知难行易的问题，他说：“天下事唯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诸如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个方面都是这样。孙中山认为知难行易，在科学上是这样，在社会革命上也是这样。如果真正知道了革命的道理，那么就能够开展，并能取得成功。

毛泽东在参加革命实践中，经常反复思考革命的理论问题，并从哲学上进行概括。他撰写的《实践论》，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引进西方的哲学语言来谈的，后面的知行关系则是中国传统的语言。《实践论》讨论的问题是认识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并指导实践。人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开始，逐渐上升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在以后的实践中还要不断深化。认识是没有尽头的，是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的过程。实际情况不断变化，人的认识也要随着变化，既反对唯心论，也反对经验论，既反对右倾保守主义，也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所阐述的是一套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这些理论似乎很简单，但在那时曾起非常巨大的指导作用。我曾听一些干部和一些科学家说到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一位研究物理学的老院士在回答听众提问“哪一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时，说：“主要就是两本：《实践论》与《矛盾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水平很高，理论很深刻，当时参加革命的工农群众，没有那么多时间读书，也没有那样的文化水平，因此不太可能去读诸如《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哲学笔记》等著作，即使有时问，也不是短时间所能读懂的。那些从“珠穆朗玛峰”（比喻马克思主义水平最高的苏联）上下来的一些理论家，到革命队伍做大报告，大家都听不太懂，也不生动，很乏味，没有兴趣。毛泽东就不一样，他一讲话，大家都听懂了，而且有兴趣。因为他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大众的语言。

毛泽东的决策正确，是因为他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情况以及农民的情绪都有深刻的了解。这不是从书上读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并没有讲中国农村如何，农民如何，即使讲了也不准确。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点是正确的，而这方法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变化的角度、运动的态势来分析实际问题，提出正确的战略与策略，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3。知行轻重之争

中国古人对于知行的轻重问题有过各种说法。在孔子那里讲的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后人将这智、仁、勇三项说成是天下三达德。孟子强调人有四善端：仁、义、礼、智。后来儒家概括的“三纲五常”，五常中有仁、义、礼、智、信。董仲舒特别强调“必仁且智”，他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又说：“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有爱心没有智慧，只知道爱，不知该爱谁，怎么爱。有智慧没有爱心，虽然知道却不肯去做。为什么不肯去做？因为做好事，可能损害自己的利益，还可能得罪权势人物，或者得罪周围一大批人。这类现象屡见报端，习以为常。所以，孔子讲的“勇”也是很重要的，是行所必须的。无勇，知而不敢为。

《汉书·霍光传》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客人经过主人家，看到他家的灶的烟囱是直的，旁边又堆放着许多柴火。客人就向主人提出两项改革建议：一是“曲突”，将烟囱改成弯曲的；二是“徙薪”，将柴火堆放到离火源较远的地方去。并且警告说：如果不进行改革，那就可能发生火灾。主人表面表示接受意见，但不重视，没有去实施改革。不久，主人家果然发生火灾，邻居很多人帮着灭火。火灾过后，主人感激救火的邻居，买了牛肉和酒来招待他们，表示感谢。他将受伤最重的（焦头烂额）请到上座，其他按伤势的轻重、功劳大小的顺序排列，没有邀请向他提两条建议的客人。有人对主人说：“假使你听了客人的建议，进行两项改革，就不会发生火灾，也不需要买牛肉和酒来招待别人。现在论功劳，请宾客，你却没有请那位客人，只是请受伤重的邻居为嘉宾。这是怎么回事呀？”主人听后，觉悟了，也把客人请来入席。

这个故事有两个成语：“曲突徙薪”与“焦头烂额”。我们从知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客人的建议是知，有知识，有预见性。邻居的救火是行，具有明显的感人形象。一般人就像主人那样，对知不重视，对行特别重视，以为行重于知。别人向主人提出疑问，表明对知的重视，认为知重于行。同样道理，古代战争中有一句话说：“兵在精不在多，将在谋不在勇。”将军的优劣是看他的谋略，而不是看他的勇敢程度。很明显，在楚汉战争中，韩信能够战胜西楚霸王，靠的就是智谋。项羽与关东子弟兵，勇盖天下，为什么败在汉军手下？智谋不足就是原因之一。中华民族不是弱智民族，也没有反智的传统。只是有一些庸人、浅薄者不知智的重要，就像那位主人那样，只看到明显的、外在的形象，看不到智慧的内涵的光辉。有一段时间极力歌颂体力劳动者的“出大力”，“流大汗”，对于像邓稼先那样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世界级科学家，都没有提及，一些教授写文章都不能署自己的名字，都要有“宫兵”之类的笔名，或者某某单位的工宣队。那种荒唐的时代是极不正常的。

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也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重视知识，特别重视创新的智慧，是理所当然的。中国人重视诸葛亮，就是重智的表现。从孔夫子的智仁勇到现代教育方针的德智体，都没有丢掉这个“智”。重德，是中国优秀传统；爱智，也是中国优秀传统。

4。欲速则不达

什么事情的成功，总要有一个过程。过程有长短之分，事情也有难易之别。也像植物生长那样，有的树长得快，有的树长得慢，不能要求一样快。古代有“揠苗助长”的故事，就是犯了这个错误：欲速则不达。在生活中也有这种情况：一些青年人虽然来日方长，却急不可耐，不切实际地希望办一切事情都能一蹴而就，结果当然事与愿违。而老年人虽然时日不多，还是按部就班地逐渐实现自己想做的事，因为他们知道做事情急不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许多事情，都是以不断的切实工作办成的，浮躁情绪，肯定不利于事业的成功。有一位科学家说，别人看到我们领奖时都很羡慕，实际上，我们是艰苦奋斗十几年、几十年，高兴才那么几分钟。领完奖，回去还要继续艰苦奋斗。谁都有领奖的希望，但那是用艰苦劳动换来的，不是拣来的。一分劳动一分成果，没有什么捷径。寻找捷径的人都是骗子的猎物。对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没有几年的冷静研究也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写了《论持久战》，批评了速胜论的急躁情绪，非常正确。他估计十年打败日本军队，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主要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失败，苏联与美国都向日本宣战，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中国抗日战争提前两年，八年就战胜日本军国主义。

5。小利不能贪

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要做成大事，就要从小事做起。那么多小事摆在面前，自己如何选择？如果心中有理想，想做什么大事，与大事有关的小事，就是自己选择的对象。尽管做这种小事可能一时得不到什么效益。例如，两件事：一件事有可观的报酬，但与自己想做的大事没有关系；另一件事没有报酬，却与自己想做的大事有极密切的关系。贪小利者就会选择前者，时间长了，年龄大了，他只能赚到一些小钱，最后一事无成。最典型的是有一个青年，杨振宁想招他为博士，在科学上很有发展前途的人，后来为了赚钱，放弃学业去炒股，最后又因犯罪被驱逐出美国。美好前程被一些蝇头小利断送了。实在令人惋惜！有一些青年执着于自己的事业，经过若干年的艰苦努力，最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所有成功者，都是这么过来的。有的人说一不留神就成了名人，对青年人很有吸引力，但那都是一些痞子习气，在不正之风中炒作出来的，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没有诚实劳动，有一些人在经济转轨时靠投机倒把发了财，虽有这种情况，也不能说是正道。而诚实劳动发财致富，才是正道。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因此，每天应该做什么事，都应该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