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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苏政策中的阶段性变化与苏联解体（第1页）

（二）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苏政策中的阶段性变化与苏联解体

美国对苏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以意识形态为指导，对苏联实行军事打击、经济封锁与政治孤立，力图从外部打垮苏联；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施加意识形态压力，力图从内部改变和搞垮苏联。从十月革命算起，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历史中，苏联先后经受或同时经受了来自美国这两方面的威胁。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压力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真正得逞，这就是苏联内部的条件。下面我们试着追踪这一变化的轨迹。

第一阶段，从对苏俄实行武装干涉到长期拒不承认苏联（1917—1933年）。

1917年当俄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时，时任美驻俄大使的弗朗西斯热烈欢呼这是一场“最令人惊奇的革命”[59]，要求美国政府第一个承认临时政府，因为“这场革命是对我们捍卫和鼓吹的政府原则的实际的承认”[60]。结果，美国率先承认了临时政府并给予全力支持。但对美国来说，好景不长。由于临时政府继续沙俄政府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俄罗斯工农大众和前线士兵的处境更加恶化。弗朗西斯发回的电报称，如果情况不能立即得到缓解，俄国形势“有可能发展为迄今为止新的具有社会主义趋向的革命运动”[61]。不久，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美国当权者就嗅出这是一个“异类”。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场“布尔什维克的‘政变’（coupd'etat）”[62]。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1919年说：“莫斯科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63]此外，他们还伤感于俄国革命将使美国在俄国的利益丧失殆尽。在这之前弗朗西斯大使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美国公司正用贪婪的目光注视俄国现有的矿藏，它的巨大资源和铁路建设的可能性……大家都认为，这里是世界无与伦比的活动场所。”[64]如此巨大利益的丧失怎能不使美国资本家和当权者痛心疾首？因此，无论出于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动因，在后来苏联存在的70多年中，美国当权者始终没有放弃改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愿望。由此，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苏“冷战”从1917年即已开始。美国不仅从1918年6月起出兵俄国北方，参与英、法对苏俄北方的武装干涉，而且对苏维埃国家实行了经济封锁。美国又是最晚承认苏联的资本主义大国，直到1933年才与苏联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苏俄政府以及列宁本人曾多次表示与美国恢复并发展正常贸易关系的愿望，强调苏俄“决定与一切国家特别是美国达成协议”[65]，美国却根本不予理睬。他们认为苏俄没有美国的经济援助，其陨落指日可待。

然而，由于苏联当时的内外政策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正确思想指导下进行，并在实践中不断纠正错误，调整政策，通过军事斗争、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及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等，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新生的苏联终于开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美国改变苏联现状的计谋无法实现。

第二阶段，从1933年11月苏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前。鉴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和对法西斯威胁的担忧，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占据了美国对苏政策的首位。

面对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及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对世界产生的严重威胁，美苏双方都有需要改变非正常的隔绝状态，建立外交关系。当然，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建交过程绝非一帆风顺。

在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苏美的处境大不相同。当时的苏联经济不仅未受影响，反而不断发展。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一时间，“计划”一词在西方成为时髦的名词。“俄罗斯奇迹”的内容充斥着美国和西方报刊。人们承认由于旧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苏联和美国分别进行着苏联式社会主义和美国式“新政”两种实验和两种社会、国家制度孰优孰劣的竞争。[66]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对于一个大国不予承认的顽固态度已经无法向国人做出交代。而且，当时美国急于扩大同苏联的贸易，以减缓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美俄商会1933年7月通过一项有关美苏关系的专门决议，“重新表明了不承认政策的一无是处……始终正确的是，承认苏联是美苏贸易关系中获得任何重大利益的先决条件”[67]。在上述情况下，罗斯福转向承认苏联的立场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拥护。

在“承认”问题上，美国当局信奉的实用主义哲学起了相当的作用。就意识形态而言，美国并未改变对苏联制度的看法。正像罗斯福在准备承认苏联时所说：“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我们是永远不会同意的。”[68]他只是认为不承认占地球土地16的苏联是不现实的，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但是，在讨论是否承认苏联问题时，一系列问题和担忧提了出来，多数与意识形态有关。例如，他们认为与苏俄建交的“基本障碍”乃是苏联“世界革命的目标和实践”[69]。而且，美国认为，“在一个由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的国家和一个由私人从事对外贸易的国家之间，它们的贸易关系不可能具有相同的基础”[70]。

但是，由于当时苏美两国都共同面临德、日法西斯侵略日益严重的威胁，而苏联自列宁时期以来又一直确有诚意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并希望从中获得美国的贷款和技术，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国家终于在1933年11月17日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为了表明诚意和友善，斯大林亲自给莫斯科苏维埃下令为美国大使馆选址。[71]在1933年12月20日一次与美国驻苏大使布利特举行的晚宴上，斯大林举杯为罗斯福总统祝酒，高度评价罗斯福总统不顾重重阻力而承认苏联的决定，称“罗斯福总统尽管是一位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今天却是在苏联最受欢迎的人之一”[72]。

以上说明，直到此时，斯大林坚持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思想，尽量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而与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大国发展正常关系，从而有利于双方，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的事业。

当然，建交后由于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两国关系发展也并不顺利，基本上处于合作与冲突并存状态。近几年陆续出版的《20世纪苏美关系文件集（1934—1939）》（莫斯科2003年版）和《20世纪苏美关系文件集（1939—1945）》（莫斯科2004年版）披露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材料。其中谈到，早在1934年9月11日苏联驻美国全权代表顾问E。E。斯克维尔斯基即指出“美国报刊正日益增长对苏联的厌恶情绪，‘我们之间关系的蜜月已经结束’，而且感到了某种苦涩”[73]。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美国人“对外交政策问题兴趣不高，优先考虑的是内部问题。因此美国人由于受到误导而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变得‘无知’”[74]。在美国当权者的宣传下，美国公众对苏联的偏见甚至随着苏联建设的进展而越发严重。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生活公理的不相容——集体主义和全社会的平等，反对个人主义和财产不平等——在大众意识水平上造成了对苏美接近的障碍。不仅如此，它促进了一种综合征的产生，认为（苏联）隐藏着出人意料地以共产主义的挑战形式完全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意图”[75]。由于上述原因，加上1934年12月苏联因基洛夫被暗杀而掀起的镇压浪潮及肃反扩大化；苏德战争前苏联的一些错误做法，包括出兵占领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1939年11月发动苏芬战争等，更加深了美国人的反感，并被美国当局一部分人用来制造反苏气氛，使美苏关系事实上始终处于一种“冷战”状态。只是由于共同对付德日法西斯的任务，使得两国关系不致走向破裂。对于苏联而言，其中有经验有教训。由于苏联坚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并在法西斯侵略势力威胁加剧的情况下加速发展自己，虽然在美国造成了疑虑，却为与美国结成同盟打下了物质基础。而苏联的某些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错误，则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形象，并成为美国当局从意识形态角度攻击苏联的重要依据。

第三阶段，从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共同反法西斯任务下的意识形态分歧与斗争。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向苏联进攻。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美国认为希特勒德国是当前美国面临的主要危险，罗斯福和他周围的人认识到，希特勒大本营中有一个在征服欧洲大陆后转而征服美洲的计划。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决定支持苏联。苏德战争爆发24小时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愿意“集结起任何力量来反对希特勒主义，不论这些力量来自何方”。时任密苏里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哈里·杜鲁门的话表明了美国当局的立场和策略：“如果我们看到德国打赢，我们就得帮助俄国；如果俄国打赢，我们就必须帮助德国。让他们杀得越厉害越好。不过，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看到希特勒得胜就是了。”[76]

当时在关于是否援助苏联的问题上，同样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方面，出于美国当局和公众对苏联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出于对苏联究竟能否经受住德国的打击心存疑虑。20世纪整个30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宣传，造成对苏联实际能力包括国内凝聚力的评价大大降低。许多人认为，在纳粹德国的闪击战下，苏联只能抵抗几周时间。但战争进程又不断证明英美方面的估计是错误的。罗斯福、丘吉尔急于解开这个“俄罗斯之谜”。于是罗斯福派总统个人代表霍普金斯于1941年7月30日至8月1日访问苏联，以求了解苏联实力真相。在7月31日会谈中，霍普金斯开门见山地向斯大林说明，“罗斯福总统渴望知道斯大林对德苏战争的评估”。斯大林对于苏德双方力量对比及战争前景做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并坚定而充满信心地指出，“德国部队看来已经疲惫，从被俘的军官士兵那里已显示出‘战争厌倦症’”。他同时相信，“苏联部队士气空前高涨，这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是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斗”[77]。而此前美国驻苏大使斯廷赫尔特在苏德战争爆发不到两周的时间发回的电报中赞扬说，尽管当时局势对苏联而言空前危急，然而“在莫斯科没有证据证明，公众中有过度的惊恐或者早期的混乱……精神状态很好，基于对德国突然进攻的愤怒而产生的战斗精神到处可见”[78]。这一切反映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由于其制度决定的、在面对共同敌人时思想精神上的高度一致，也反映了苏联领导人的坚强意志。正像1941年7月3日美国驻苏大使斯廷赫尔特在谈到当天早晨听取斯大林发表无线电演说后称：“讲话整个说来在这里被解读为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坚持战斗到底的决心。这也正是党员和城市工人的态度。”[79]这对于戴着意识形态有色眼镜远距离观察苏联的人而言，是难以理解的。

苏联的态度与此前欧洲大陆包括法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惊慌失措、充满悲观情绪形成鲜明对照。也正是苏联领导人和苏联人民这种精神状态赢得了美国的信任，使他们下定援助苏联的决心。霍普金斯在向罗斯福详细汇报了莫斯科之行后说，我对这条战线非常有信心。它们有夺取胜利的无限决心。这次访问是战时美英对苏联态度的转折点。

从苏德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一直是困扰苏联与美英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由于国家利益特别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始终是矛盾迭起。

早在1941年7月和9月，斯大林曾几次向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苏联单独承受的德军的强大压力。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第二战场问题也直接关系到美国。但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一拖再拖，从1942年拖到1943年，直到1944年6月美英军队才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一再推迟第二战场的开辟，给孤军奋战的苏军造成异乎寻常的困难。这期间，苏联方面曾多次提出严厉谴责。斯大林在一封给丘吉尔的信中严正指出：“如此漠视苏联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的根本利益，苏联政府不可能听之任之……必须向您说明，这里不只是苏联政府感到失望的问题，而是要维持它对盟国的信任，这种信任已经受着重大考验。不能忘记，我们谈的是保护西欧和俄国的沦陷区千百万人的生命，是减少苏军所受的严重损失；相形之下，英美军队的牺牲是微不足道的。”[80]英美对开辟第二战场的一再拖延，成为“使反希特勒同盟国之间关系复杂化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81]，从而埋下了双方互不信任的种子。斯大林对英美的谴责是有道理的，据苏联方面统计，“整个大战中，德国武装力量共损失1360万人，其中就有1000万人损失在苏德战场上”[82]。由于英美的态度造成苏联过于巨大的牺牲，其在苏联当局和公众中造成的阴影，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长期挥之不去。

对于美国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需要一个有能力打败德国并且又能帮助打败日本的强大的苏联，但苏联在战争中力量的上升又使美国感到害怕。这种矛盾心理早自苏德战争开始时即已存在。据记载，早在1941年6月，“遏制”一词已充斥华盛顿官员的头脑。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围绕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今后政权性质问题的斗争也随之尖锐起来。

苏联支持这些国家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美国则谴责苏联企图在这些国家建立“警察政权”。在远东，美苏于1945年2月签订了《雅尔塔秘密协定》，以损害中国东北的权益换取苏联在欧战结束后二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就这一点而言，苏联多年来尚未清理的霸权主义思想又一次集中暴露出来，在某些方面苏联对外政策已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性质。这也为苏联日后的演变埋下了祸根。

第四阶段，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末。出于全球霸权主义的需要，美国走上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全面对抗的道路。

俄罗斯学者指出：“战后美国人的意识中被塞满关于苏联极权主义模式的说教，以此来转移对内部问题的注意：公众舆论中友好的、可信赖的苏联盟友形象变成威胁美国民主、个人主义、私人所有制和繁荣等基本价值观的畸形儿。逐渐地，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有关苏联的积极形象变成了敌人的形象。”[83]

上述俄罗斯学者的深刻分析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对苏联意识形态外交的特征和本质。事实上，当时的苏联尽管在对外政策上也犯有大国主义错误，但总体上并不存在全球扩张的野心。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与美国的伤亡是24∶1，与全部欧洲联军（包括不列颠、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希腊、南非洲、法国、荷兰、丹麦、比利时的军队）的伤亡差不多是10∶1……物质的损失估计约有2000亿美元。而化为灰烬的还不止金钱。这一切便是今日苏联对欧政策的背景。不知道这个背景，就没有跟俄国人沟通的桥梁”[84]。斯诺的评论十分中肯。苏联当时在国际上的行为是很谨慎的。美国著名外交家乔治·凯南在后来承认：“我认为当时苏联根本没有任何方法来构成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单是战后重建就需要几年的时间，俄国人渴望和平的愿望是真诚的。”[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