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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对苏联中国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第1页）

四、美国对苏联、中国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意识形态的问题，对于任何国家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我国几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胡锦涛同志曾经深刻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人们的思想下手。[151]

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受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和制约。它对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能动的、辩证的，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动性和巨大的反作用。意识形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为维护和发展其统治而构建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作为统治阶级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是对某一社会制度合法性的基础论证，并以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态发挥作用，目的在于使社会成员认同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在当今世界上，有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也有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工人阶级、广大劳动者与人民利益的意识形态，如此等等，而恰恰不存在普世性的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也不会因为人们的否定而自行消失。对于意识形态的独特的功能和生命力，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家，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以之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和精神力量（或如现在人们所称的“软力量”）加以认真研究和运用。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是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它不仅重视捍卫本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使“意识操纵”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152]，还千方百计地要在世界上取得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并把它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特别是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工具，以最终达到实现其世界霸权的目的。在20世纪，其用于对付苏联和中国的精力最多，力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威胁性也最为明显。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在研究中美苏三大国关系特点时，不能不着重研究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的内容、根源和特点及其在对苏联和中国政策上的具体运用和产生的后果。

这些年来，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学者对于美国对苏联、中国意识形态政策的研究有了明显进展，取得很大的成绩。这些研究成果尽管角度不同，观点各异，对于我们深入探讨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及其对苏联和中国的影响，无疑都具有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始终感到，有一项研究工作是必须做，也是有条件做好的，那就是将苏、中两国进行比较研究。作为美国意识形态施加影响的对象国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大国，都是宣称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然而，结果却大相径庭，苏联由于自身的种种问题，最终在美国和西方意识形态进攻面前走向解体，而中国却在逆境中再度崛起。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截然相反的结果？这就需要进行比较研究，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为使这种比较具有科学性和深刻的借鉴意义，除了对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的特点有科学的正确的把握，还必须对苏、中两国的历史现状及特点有系统深入的了解，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尽管我们水平有限，但在探讨美中苏关系时力图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如果这种研究能够帮助读者从比较和鉴别中获得某种真知，为我国的健康发展提供某种历史借鉴，我们也就会由此而感到极大的满足。

最后，需要强调说明的一点是，研究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问题，绝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发展正常的中美友好合作关系。恰恰相反，我们真诚希望中美关系的正常、健康发展。中美两个世界大国如能正确处理好并发展好两国关系，中美两个伟大民族如能互相学习，吸取对方的优良传统和品格，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而且也是世界的一大幸事。但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美国当局今天竭力向外推销的政治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并不是美国公众价值观的简单延伸。这种政治价值观已经蜕变为一种服务于美国特殊利益集团的价值观。正如美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约瑟夫·奈所指出的，在美国，“当大多数人漠然处之的时候，他们把外交政策的战场交给了拥有特殊利益的人”。这些特殊利益者，“虽然只是少数人，但他们的呼声才是美国国会倾听以决定美国利益的声音”。“正如亨利·基辛格博士指出的，‘外国评论家提出美国谋求统治地位问题，而美国这样做常常是对国内施压集团所作出的反应’。由于这些集团长期的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倾向单边政策和霸道行为’。”[153]也正是这些人，他们热衷于意识形态，宣传极端保守主义，高喊“民主”“自由”，而把美国价值观中的利己主义推向极端。在实际做法上，他们以在全世界推广“民主”“自由”为名，公然破坏传统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否定主权国家的主权。而这些是我们绝对不会赞同与容忍的。我们的方针和态度仍然是坚持江泽民同志的论述：“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一项就是互不干涉内政。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们并不想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强加给别的国家，但别的国家也别想扭转我们的社会主义航向。我们始终坚持这样一项原则，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同国与国的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在斗争中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留有余地。当然，我们决不能因为留有余地而丧失原则。西方某些人甚至想把社会主义在地球上消灭掉，这是绝对办不到的。”[154]

（这一部分节录于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一书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撰稿人有张宏毅、宋晓芹、李振广和茹莹）

[1]本文是作者1996年4月应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的邀请，就近代以来中美苏日关系特点进行的一次讲解（发表于《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现作为本书第一章的开篇，与读者见面。这里除探讨近代以来中美苏（俄）三国关系外，还把日本与三国的关系包括在内。这样做，除了想保留原文的内容与面貌，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拓展和加深对中美苏关系的理解。相信读者在阅读后，并不觉得是一种多余。

[2]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中国的兴起》，载《外交》，1993（1112）。

[3]据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所著《大国的兴衰》中引用的贝罗克的计算，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的比例，1750年为32。8%，1830年为29。8%；相应于这两个年份的整个欧洲为23。2%和34。2%，美国为0。1%和2。4%，日本为3。8%和2。8%，俄国为5。0%和5。6%。1840年以后中国制造业产量在世界上所占份额急剧下降。1860年为19。7%，1880年为12。5%，1900年为6。2%。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81页，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4]据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提供的史料，实际上直接军事损失为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为5000亿美元。

[5]霍英东：《中国之现代化与香港“九七”》，载《中外论坛》，1995（6），转引自《高校理论战线》，1996（2）。

[6]这七项“希望条件”是：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

[7]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121页，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

[8]此处不对苏联对外政策做全面评价。当时苏联的外交政策与美日仍有本质的区别。

[9]关于这一点，周恩来有过深刻的揭露。他说：“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见《周恩来外交文选》，4～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6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34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2]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360页。

[13]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360页。

[14]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163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15]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郭济祖译，17、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6]谈话根据哈里曼的译员爱德华·佩奇的记录稿，见HerbertFeis，Thegle，140页，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35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7]A。伊瑞依：《亚洲的冷战》（AkiraIriye，TheColdWarinAsia：AHistoritrodu），140～141、79、139页，新泽西，1977。

[18]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达洲译，1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19]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40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20]塞利格·哈里逊：《扩大中的鸿沟》，徐孝骞等译，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1]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9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22]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92）》（WalterLafeber，America，Russia，andtheColdWar，1945—1992），105页，纽约，1993。

[23]奥马尔·布雷德利、克莱·布莱尔：《将军的一生：奥马尔·N。布雷德利自传》（OmarN。BradleyandClayBlair，AGeneral'slife，AnAuteheArmyOmarN。Bradley），581页，纽约，1983。

[24]约翰·W。斯班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对外政策》（JohnW。Spanier，AmeriFnPoliceWorldWarⅡ），51页，纽约，1965。

[25]沃尔特·拉菲伯在《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92）》一书中说：“朝鲜战争对美国人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朝鲜战争期间任参谋长的柯林斯和马修·李奇微等美国军官成立了“决不再干俱乐部”，“他们发誓决不再把美国军队投入亚洲，除非华盛顿做出可靠保证，即一定要对满洲和中国境内作为敌人的城市和补给线的庇护所进行轰炸，来支援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