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二中美中俄中日关系的特点（第1页）

（二）中美、中俄、中日关系的特点

中国与美、俄、日的关系，首先是国家间、政府间的关系，同时存在民间交往。此处论及的关系特点，更多地是指国家政府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也包含各国人民间的友谊。

1。中美关系特点

（1）中美关系四阶段与美国扩张三时期密不可分

近代以来中美关系的进程是跟美国对外政策的演变密不可分的。扩张是贯穿整个美国对外政策的主线，这是美国进步学者也承认的[38]。扩张也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关键。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大陆扩张时期（1775年大陆会议秘密通讯委员会建立至1897年美西战争前）、海外扩张时期（1898年美西战争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全球称霸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从三大分期的角度看，美国外交上有三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口号：一是孤立主义，二是门户开放政策，三是遏制政策。三者都是为其扩张主义服务的。[39]

与此相应的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商船来华揭开中美关系序幕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五十多年，两国关系基本上平等友好。

早在北美殖民地时期，“在美国人中间对茶叶和丝绸的来源地……遥远的中国有了某些知晓”[40]。茶叶在当时成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北美殖民地人民同其他国家的贸易是被禁止的。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为美中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为了彻底摆脱英国的经济奴役，美国当局开始向海外各地寻求贸易伙伴，对具有极大**力的中国市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就有了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揭开中美关系序幕的历史性事件。这艘载重360吨的“中国皇后号”，满载着皮货、粗棉、铅和30吨贵重的人参，于1784年8月28日到达广州，受到中国商人和百姓的热烈欢迎，认为他们是不同于盛气凌人的英国人的“新国民”。“中国皇后号”在中国待了三个多月，于年底满载着茶叶、丝织品、棉布、瓷器等货物返航。此后，在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一般中产之家，均以陈列中国摆设为荣。[41]中美贸易额也有了很大增长。仅据1821—1841年的统计，美国对华进出口额年平均在1000万美元以上[42]，居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第二位，仅次于英国。这一段平等贸易交往给两国都带来了经济利益，同时，也促进了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当然，一些美国商人出于其唯利是图的本性，也对中国从事了非法的鸦片贸易。但与英国相比，数额要小得多。大约只占各国输入中国鸦片总额的110。中美两国之所以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平等友好关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是一个刚从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正在争取经济独立的新兴国家，他们对亲身经历过的殖民压迫的痛苦还记忆犹新；另一方面，也在于当时美国正紧张地进行大陆扩张，还无暇东顾。

第二阶段，从1840年到1899年，五十多年，美国开始追随英国等国侵略中国。

19世纪上半叶，随着北部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向西部大陆扩张的步步得手，美国向太平洋和亚洲扩张的势头也开始加强。而中国在清政府统治下，则日益暴露出它腐朽的本质。从19世纪4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上侵略中国的道路，重要标志就是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当时，美国趁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之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这第一个中美不平等条约。与中英《南京条约》相比，美国获得了不亚于英国攫取的特权，而且开了列强对华外交上“最惠国待遇”的先例。美国谈判代表顾盛甚至自称他与清政府所签订的《望厦条约》，有16项“优点”，认为在侵华方面有16处胜过了中英《南京条约》。后来，美国趁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之机，又于1858年强迫清政府订立中美《天津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在中国的势力。更有甚者，1860年，美国流氓华尔与上海官僚、买办相勾结组织“洋枪队”，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开创了西方列强直接组织反革命武装、援助清政府屠杀中国人民的恶劣先例。美国历史学家丹涅特对美国的这种做法，做了深刻剖析。他说：“对于列强来说，以支持一个它们所能威胁、控制的懦弱政府，自是最为有利。”“中国的懦弱无能、四分五裂，才使得领事裁判权、低到不合理程度的税则以及千百种类似的特权，有继续下去的可能。”[43]但由于当时美国的经济和海军力量都不足以与英国相匹敌，他们的对华侵略主要是尾随英国炮舰之后而从中谋利。

第三阶段，从1899年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50年时间。

当时，美国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阶段。为了适应海外扩张的需要，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是对华政策，也是向海外特别是向亚太地区扩张的总政策。这一政策以经济扩张、政治控制为主，军事征服为辅，是单方面强加给中国和亚太各国的利己政策。这种“门户开放”体系不同于古老的旧殖民主义体系，其重点是要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力图把中国和太平洋地区变成“开放式”市场，以便于其霸权主义的推行。这种体系与老殖民主义相比具有相对的活力和随机性，同时也就有较大隐晦性和迷惑性。其实，这种单向的以“他”为主的政策，其开放是强加于人的“开放”。只要对于向美国“开放”有利，别国再独裁的政权美国也照样支持不误。美国史学家奥尼·拉铁摩尔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大多数美国专家（当然也有欧洲人在内）强烈主张共和政体绝对不适宜于中国人。中国人只知道皇帝。[44]“北洋军阀袁世凯被这般人描写为正是中国所需要、中国人所能理解的一个有力人物，孙中山则不过是一个和蔼可亲但不务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不然便是一个轻举妄动的幻想家。”[45]结果，在日本和美国的支持下，袁世凯当上了“中华帝国皇帝”。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与力图关闭中国门户、独占中国市场的日本，发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冲突。1941年的珍珠港事变爆发，促成中美两国的第一次结盟。中美结盟以及整个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正义斗争。美国政府也给予中国一定援助。美国人民则采取各种方式支持中国人民，曾发起“一碗饭、一元钱”运动，来救济因抗战而流离失所的中国难民。1939年1月20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朗比区的码头工人，拒绝将废铁装上两艘赴日本的货船，群众3000人为此游行，支援这一正义行动，结果获得了胜利。美国海员也拒绝将废铜、废铁运往日本，去制造枪炮，残害中国人民。当时一些美国友人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有的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到达中共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其中就有写出轰动世界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斯诺夫人海伦·佛斯特·斯诺等。他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大量地报道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迹，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和重视，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宝贵的贡献。[46]此外，当时因执行任务来中国的美方官员，如罗斯福政府派到中国担任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和国民党军队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和1944年驻华美军总司令部派至延安的美军观察组，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正义斗争给予了同情和支持。但是，就美国整个当权集团而言，他们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在中国的利益和特权。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们不仅继续着自己传统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而且在战后的新形势下，使之推进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菲伯的记载，“1945年9月，他（指杜鲁门总统——笔者）对一位顾问说：‘美国未来的外交利益在西半球和太平洋地区。’总统认为，亚洲的利益取决于强化中国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蒋介石要取代日本的地位，成为亚洲的稳定力量。美国还可以因此获得经济利益。华盛顿的官员们认为：假手蒋介石，他们不仅能开辟巨大的中国市场，还可以开辟其他亚洲国家的市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商人梦寐以求的市场终于要成为现实了，10亿亚洲主顾会大有助于避免另一次经济危机。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卡特·文森竭力主张我们要开足马力，来恢复战后贸易，‘为了我们自己商人的利益，也为了中国的利益（这后半句不过是官样文章罢了——笔者），我们正竭力动员他们再度到中国去’”[47]。为了霸占中国市场，美国以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打内战作为交换条件，于1946年11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商约》。根据这个条约，从陆地到海洋，从商品到教育，中国的一切将对美国开放。当时上海市民形象地把“条约赋予双方的权利比作赋予一辆汽车和黄包车使用马路的同样权利”[48]。难怪连当时对蒋介石政府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都说，“在实质上，我们觉得它几乎是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就连工商业先进的英国也不能与资本主义发达到顶点的美国贸然签定这样的条约”[49]。也正是基于独占中国市场的强烈欲望，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发动了全面内战。杜鲁门一厢情愿地认为，“没有理由认为国民党就不能在这个斗争中取得胜利”[50]。但后来当他发现蒋介石不过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并大为抱怨“我们是在把钱往一个耗子洞里头扔”[51]时，却为时已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第四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末，也大约是50年。

这一阶段美国对华政策与其全球霸权主义相连。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政府中具有现实感的人和过去的驻华外交官纷纷指出，国民党的垮台是其本身制度的腐败所决定的，美国如再继续援蒋，将使自己丧失威信，无法逃避被指责为“支持一个腐朽的封建政权，干涉中国内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当局曾有过摇摆，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尽管中国政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明确昭告于世，中国愿与一切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国家，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尽管中国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4月的亚非会议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52]。美国仍然坚持一条遏制、孤立、反对中国的路线，坚持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但结果对谁的损害更大呢？一位美国观察家评论说，结果是“7亿有购买力的顾客，变成了7亿危险的冤家”[53]。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国研究机构的康伦公司在1960年关于《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过去10年中几乎在所有主要赌博上都取得了胜利，他们对将来并不显得过分担心”，“中国正再度走向光辉的时代”。[5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上美国的霸权地位已无可挽回地处于相对衰弱之中，美国一些比较正视现实、从全球战略和美国切身利益考虑问题的政治家，开始认识到，长期顽固坚持过时的对华政策是危险的。正因此，时任总统的尼克松等采取主动措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72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做出了重大的决策，结束了两国长达二十多年的相互隔绝与敌对的局面。作为这一进程的积极结果，两国在1979年1月1日建立了外交关系。这种来之不易的关系的改善，受到了中美两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但遗憾的是，在美国，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仍然不想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不想以主权国家对待中国，看不到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仍然认为自己有权不顾中国人民的意愿，任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他们不断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道路上设置障碍。这首先表现在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国会即通过《与台湾关系法》[55]，公然阻挠台湾与大陆统一，为此甚至不惜动用武力。继而，美国在贸易问题、人权问题、西藏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香港问题、“政治捐款”[56]问题和宗教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还日盛一日地宣扬“中国威胁论”，竭力往中国脸上抹黑。对于美国的图谋，世人自然是一清二楚。台湾一位学者指出，“正当世界饱经战乱之苦以后，冷战结束为全球和平带来一线曙光之际，美国发起了所谓‘中国威胁论’，不但要‘遏阻’中国的发展，更进而要‘拆散中国’（BreakingaApart）[57]，苏联解体后，美国在这方面真是竭尽所能，矢志不渝。而肇始于《马关条约》的‘台湾问题’，便是目前这一切斗争的焦点”[58]。台湾另一位学者向世人发出警告：美国正在制造“一个真正的危机”，在“冷战后时期”掀起对中国的“新冷战”。[59]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根源

第一，从经济上看。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就企图建立在它控制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而占有“巨大的中国市场”乃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商人梦寐以求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打破了美国的迷梦。它怎能不痛心疾首？今天，中国一天天强盛起来，它又怎能甘心呢？特别是美国非常清楚，“资本主义基本上是一个国际体系，一旦在国际上行动不开，就要彻底崩溃的”[60]。当今天美国的安全更取决于美国经济的强大，而美国经济又更加有赖于美国开发国外市场时，美国所要做的首先是维持和扩大其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地位。克林顿上台后提出“扩展战略”，“即扩大全世界市场民主国家的自由大家庭”[61]，不过是由美国实现经济霸权主义的同义语。仅仅为此目的，它也绝不容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独立地发展下去。

第二，从政治和战略上看。美国一向自诩为世界文明的“灯塔”和各国效法的榜样，从来不允许有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与之竞争，何况这是一种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威胁。对于苏联它就是这样做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东西方关系问题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曾说：“像苏联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它更自由化一些，也很难逃脱来自美国的指责，无疑，使俄罗斯人和其他原苏联人建立起一整套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系，应该成为美国的一个长期奋斗目标；美国的最终目的应该使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实现这一点。”[62]苏联解体后，美国又把矛头对准中国。早在十多年前，美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就把美国当局对中国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他说：“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受到威胁。如果中国人自愿选择共产主义，那就可以断定人类的大多数是不会走我们的路——至少目前是如此。因此，我们在这场危机中聊以**的是，认为新的中共独裁政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利益，认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纵手段才能维持下去。总之，我们认为它太坏，不能持久。因此作为一种原则和义务，我们必须反对它。”[63]这样，就很清楚地把反对社会主义中国提到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高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别人权报告》（中国部分）每次开篇第一段就是指责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正是他们反华策略的表现。

第三，从意识形态上看。作为一个以商业精神立国而在“新大陆”逐渐发展起来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其价值观中包含着积极的因素，诸如美利坚民族的开拓革新精神、奋斗竞争精神、“沃伦梯尔”（志愿者）精神以及求实态度等，都有值得其他民族学习借鉴之处。但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则是统治当局竭力鼓吹的个人主义。1929年大危机时期担任总统的胡佛曾经说过：“三个世纪来个人主义是美国文明的基本动力。”这种个人主义虽在美国社会早期发展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个人主义已越来越走向自身的反面。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指出，这种价值观强调的是“不受束缚的自我”和“享乐主义”，它正构成“西方所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这种文化矛盾将作为关系到社会存亡的最重大分歧长期存在下去”[64]。卡特执政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列出美国面临的十分严重的20个难题，包括贪婪的富有阶级；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大规模吸毒现象的蔓延；过度的性自由；社会上绝望情绪在内部滋生以及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等，无一不与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有关。但是美国却迫不及待地要把这种价值观推销到全世界。1992年2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苏联的崩溃产生了一个世纪才有一次的机会，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念。”[65]他们这样做是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的一个必然步骤。也正因此，他们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中国怀有仇恨和恐惧。美国《纽约时报》在一篇评论中露骨地攻击中国是“日渐缩小的共产党国家的代言人”，还说，“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敢于这么大胆地维护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是过时或邪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66]。

（3）中美关系中的变与不变

当然，也不是说今后美国对华政策会一成不变。这里的关键是美国对外政策固然首先受制于以国内垄断集团为代表的各种利益集团的意愿，但同时也受制于其他各阶层、集团的利益和情绪，受制于其国力和国际形势，以及其外交对象国的状况。基于此，我们看到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存在着若干制约因素。

首先，在世界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美国一家说了算的时代早已过去。其次，全球的包括美国的对外政策重点均已转向经济，一味遏制中国的做法会损害美国自身。正如外界一些报刊所指出的，“今天的安全就是贸易的权利。稳定就是搞好贸易平衡。……商人们利用外交为自己的事业服务”[67]。作为资本家总代表的美国白宫自然不甘心丢掉中国这个大市场。因此，每当它们举起人权大棒时，立刻就会出现一种两难处境，“是输出价值观，还是只输出商品”[68]。在“经济学对人权”的辩论中，美国有时不得不有所后退。这是其自身经济利益使然。再次，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使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美国顽固的反华立场不得人心。中国的日益强大已为世人所共识，中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切尊重我国主权、愿与我国平等贸易的国家和商人都能在与中国的正常交往中得到好处。中国市场正越来越具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做法，日益显现出违时悖理、倒行逆施的特点。连“美国大企业对满足政府野心而失去自己的机会也感到厌烦”。“中国的繁荣触及美国差不多所有资本货物部门，当然也影响着几百万为工作岗位拼搏的美国人。”[69]此外，美国始终有一批老资格战略家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他们对中美关系有深远的谋略，对美国整体利益看得清楚。还有一批前任、现任政府官员以及温和保守派思想者，如前国防部、国务院重要官员傅立民、洛德、哈里·哈丁等，他们也主张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而和中国建立一种稳定的战略关系[70]。他们的主张不能不对美国当局的决策产生影响。正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在不断调整过程中。1997年5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在影响亚洲21世纪的发展进程方面，没有一个国家的作用会超过中国。中国人口众多，幅员广大，它成为不断发展的现代经济和军事强国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遏制“政策设想实际上肯定会得出违背美国利益的结果”[71]。看来，这句话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那么，美国当局会不会从此就不再遏制与干涉中国？不会，因为至少美国目前不会放弃其世界霸权的梦想。再说，白宫椭圆形会议桌边的脑袋即“垄断资本家集体”的脑袋总要比单个或部分的资本家高出一头。他们不会忘记作为一种更先进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崛起，不能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信誉的直接挑战。他们鼓励本国商人在中国做买卖，一是为了商业利益，二是由此自然可以作为从政治上、经济上、价值观上影响中国的一个渠道。这又是不会改变的。

2。中俄关系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