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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以来美苏俄日与中国关系的一般特点（第1页）

（一）近代以来美苏（俄）日与中国关系的一般特点

1。1949年以前，强国与弱国、欺侮与被欺侮关系贯穿其间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古老和发达的中国文明举世称颂。一位美国记者1993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有文字记载的多数历史年代中，中国比西方更为发达、更为繁荣、更有经验和更加文明。仅仅在最后500年欧洲设法超过了中国。”[2]其实，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相当的份额[3]。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长期延续，以及清政府的腐败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的国力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急速发展面前，已是江河日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遭受了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在随后的100年里，中国屡遭西方的侵略与压榨，饱尝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苦难，被迫签订了数百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并一度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这些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究竟给中国造成了多大的危害？香港知名爱国人士霍英东先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表述。他说，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割地100多万平方公里，总计赔款19。53亿万两银元，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1901年全国工矿资产总值的82倍，被疯狂掠夺的财物还未计算在内，战争造成的损失亦未计算在内。仅仅8年抗日战争，中国便伤亡3500万人，损失600亿美元[4]。还有总计62亿多银元的外债，其中约88%为军事、政治性恶债”。他指出，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在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下“受侵略、欺侮、凌辱、践踏、宰割、歧视、挨打和蒙受奇耻大辱的历史。这就是中国衰落时，列强给我们的东西。百年来，以中国之大，历史之悠久，文化之深厚，竟被挤到世界舞台的边缘，受尽大小各国的欺侮，简直焦头烂额。人类古今之耻，实以此为最”[5]。而霍先生所指的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当年美、俄、日统治当局强迫中国签订的。

还必须指出的是，不平等条约并非都是在反侵略斗争失败时被迫接受的，即使中国作为胜利的一方时，也仍然遭受部分丧失主权的耻辱，突出的就有以下两次。

第一次是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由于在大战中参加协约国一方而成为战胜国之一。但是，当中国政府代表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和七项“希望条件”[6]，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其他权利直接归还中国时，竟然被在中国有着共同利益的美英法日等国所拒绝。日本无理地向和会提出：“日本政府以为胶州湾租借地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其他一切权利，德国应无条件让予日本。”[7]日本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恫吓。最后，在美、英、法三国支持下，日本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权利全部收入囊中，并写进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之中。推行卖国外交的北京军阀政府竟电令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只是因为在中国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中国代表最后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第二次是雅尔塔秘密协定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1945年2月，美苏两国在美、英、苏三国首脑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主力之一的中国，达成了侵犯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协定包括：规定中国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拥有优越权；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苏中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并保证苏联在满洲的优越权等。作为交换条件，苏联表示愿与中国国民党政府订立一项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并支持国民党政权。美国则企图通过把在中国东北的权益送给苏联，争取苏联出兵，加速击溃日本，以减少美军损失，同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达到通过蒋介石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力量，把中国变为美国事实上的殖民地的目的。

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约》，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雅尔塔协定》，都说明由于中国国力的相对弱小，加上当时中国当权者甘愿屈服于外来压力和诱力的态度，使得中国即使作为战胜国也仍然改变不了屈辱的半殖民地地位。

一面是美、日、俄（苏）[8]的强权政治，一面是中国政府的屈膝外交[9]。这就是当时美日俄与中国关系的大体状况。

但是，在考察1949年以前中国与美俄日关系的特点时，绝不能忘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国人民顽强的反抗精神和自强不息精神。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10]这种精神来自何处？它和中国数千年文明史有何联系？我国著名史学家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第1卷即“导论”中做了深刻的阐述。该书指出，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文明发展所具有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连续性曾经造就了中国昔日的辉煌。这种连续性表现为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史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11]“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的真正特点，在于她历尽危机而未残壮志，在于她屡经考验而能活泼泼地生存下来。”[12]即使在鸦片战争以后的灾难深重的岁月里，“中国文明并未在这次危机中失去自己的独立存在。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文明经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复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大体可以表明中国文明发展连续性的基本特色”[13]。许多蜚声西方的外国中国史专家都在探讨中国历史的特点，并做出过许多有益的贡献，但是很少有人像上述著作那样揭示出中国历史的本质特点，他们也就难以回答，为什么曾陷于瓜分境地的中国竟能再一次转危为安，走向辉煌。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大国在他们企图干预和驾驭中国时，应当先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真正“读懂”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掌握了其中的真谛？否则，他们就会像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那样，面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尽管也承认“这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14]，却永远无法理解这些力量的本质和美国失败的根由。

2。1949年以来，中国由弱转强，美苏日终于开始重新认识中国

中国与美苏日等国的关系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在全面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1937年，日本侵略者是何等的趾高气扬。日本统治者普遍认为中日战争只需日本“对支一击”，便可凯旋班师。陆军省的头子们和几乎所有的幕僚都把中国看作“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只要表示一下强硬态度，中国立即就会屈服”。在美国当政者眼里，中国也是个弱国，“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仍旧是个抽象的概念，是个基本上乱糟糟的、并不重要的外国”。美国当局对中国抗战发展趋势的基本看法是“也许一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就会变成一个日本大满洲国了”[15]。

上述看法终于为事实所纠正。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抗日战争成为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获得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日本的侵华战争以战败投降而告终。美国当局则在中国抗日战争进程中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后来成为与中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盟者，并考虑到美国近期与长远的国家利益而给予中国抗战以有力的支援。但是，对于战后中国的前途，他们则寄希望于蒋介石。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就明确表态：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在一起的人[16]。把蒋介石看作今后美国推行对华政策的工具。1945年4月后，罗斯福的继任人杜鲁门则更是推行了一条扶蒋、限共、反共的对华政策，而把蒋介石作为其推行对华政策的主要代理人。至于苏联，当时确曾对中国抗战在政治上和精神上以重大支持并给予物资援助。但是，苏联当局对于中国的前途和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也没能持正确的看法。据1944年访问苏联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称，苏联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斯大林完全不相信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莫洛托夫说：“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俄国人看来，他们实际上是由要求进行土地改革的穷人组成的奇怪的一帮。除非中国共产党人被置于受过莫斯科训练并具有明确方向的领导人的控制之下，由苏联独自给他们以支持是不明智的。”[17]从斯大林到莫洛托夫，都不把中国共产党看成真正共产党人，并且还急于向外界表白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界限。并非偶然的是，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苏联报刊上没有报道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报告”[18]。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终于导致了它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采取抑此兴彼的错误立场，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

可见，美苏日当局都没能正确认识中国。这种情形之出现，或出于资产阶级的偏见，或出于大国主义的骄傲，或出于对中国实情的无知。从根本上说，他们看不到或低估了决定中国前进的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

但是，有那么一些有识之士，他们在深入考察中国之后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程。其中的一位卓越代表就是埃德加·斯诺。这位美国记者以美国人具有的求实精神，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中国大转变的关键性一年（1936年）来到红色的陕甘宁边区进行深入的采访调查，并且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三个月就发表了他的通讯报道——《红星照耀中国》（译本用了《西行漫记》的书名）。在这本西方作者“忠实描绘中国红色区的第一本著作”中，斯诺以一般西方的所谓“中国通”所无法具有的惊人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分析力，指出“中国已有成千上万青年为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捐躯牺牲，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思想的背后动力，都是不容摧毁的。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像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做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19]。

这位正直的美国人的真知灼见和预言，在12年后的1949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年耸然屹立于世界。这不能不以无比震撼的力量改变着世人对中国的看法。但同时他们也带着疑惑不解的目光注视着东方地平线上兴起的这支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问题提了出来。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它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它是苏联的附庸吗？中国今后会走向何方？等等。如美国学者亚洲问题专家塞利格·哈里逊所指出的，“大多数美国人对1949年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内容一无所知。他们认识不到，人民共和国是作为中国民族特性的公认的保护者出现的，是孙中山要建立一个现代化中国并使它列入强国之林的这一使命的合法继承者，因此，在50年代和60年代最初仅把中国看作是苏联势力的延伸。由于同样的原因，当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表面化以后，许多美国人盲目地认为，在美国与苏联的全球斗争中，北京事实上会成为美国的代理人”[20]。当时西方人的看法就是如此的肤浅。然而1949年以来，中国以其独立自主的坚定立场，不畏强暴的浩然正气，鲜明独特的内外政策，平等待人的大国风范，一次又一次改变着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一次又一次使他们调整对中国的政策。其中突出的事例有以下几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