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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使美国迅速崛起的三个关键因素(第1页)

(一)促使美国迅速崛起的三个关键因素

1。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在考察美国兴盛的原因时,不能不把注意力首先放到美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29]

生活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可以说获得了发展经济的得天独厚的条件。美国疆域辽阔,面积约达欧洲的34,地处北温带,不但土地肥沃,而且可耕地占了国土面积90%。其中约占美国全部土地面积12的中部大平原,不仅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农业区。美国拥有广大的森林面积。矿产和水力等自然资源均十分丰富。横跨中央低地北部绵延近1600公里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共有的五大湖泊,其所积蓄的淡水大约占到全世界淡水总量的一半。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之一——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俄亥俄河和密苏里河等由北向南流去,注入墨西哥湾,给农业以灌溉之利。而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纵横交错的河道更使这一地区后来成为工业区。恩格斯曾盛赞美国自然资源之富饶。他说:“美国有取之不尽的资源,有巨量的煤铁蕴藏,有无比丰富的水力和通航的河流……”,“美国拥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没有的大量资源和优越条件”[30]。

对于美国自然条件的优越,一般美国学者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他们说:“我们相信,我们生活的这片富饶而美丽的土地一直是形成美利坚民族和他的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因素。”[31]

美国地理环境的优越还在于它有利的地理位置。斯大林在和美国共和党一位活动家谈话时说:“美国的情况不坏。美国有两个大洋保护。北与弱国加拿大为邻,南与弱国墨西哥为邻。美国用不着怕它们。”[32]正是由于有两洋之隔,美国本土不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未受任何损伤,反而可以利用战争的机会聚敛财富。自美国独立战争和1812—1814年第二次美英战争之后,美国本土从未经受过外国军队的入侵。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享有如此优越的条件。

基于以上情况,新加坡资政、世界著名政治家李光耀在2013年接受美国学者专访时,在肯定“美国的创造力、弹力以及创造精神”的同时,强调指出,“美国人相信他们的理念具有普世价值,比如,个体至上的理论、无拘无束的言论自由。其实并非如此,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实际上,美国社会之所以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维持繁荣,并不是这些理念和原则的功劳,而是因为某种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运气、充足的资源、大批移民注入的能量、来自欧洲的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以及两大洋使美国免受世界冲突的影响”[33]。李先生这种判断为不少美国学者和其他学者的观点所印证。他们甚至进一步揭示出优越自然条件对美国人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及政体的影响。

一位美国学者说:“美国是人类世界上唯一的南边和北边没有掠夺性的邻居,东边和西边又有鱼的国家。”“美国的地理位置如此独特,这导致了一种充满矛盾而且常常不现实的世界观。”诸如,“常常使美国人按自己的方式而不是按实际情况看待世界”,充满着“美式傲慢”和自以为是。[34]法国政治思想家夏尔·托克维尔于1831—1832年在美国游历9个多月回到法国之后,在其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福的地理环境”,使“美国人生而有幸和生得其所——美国地广人稀”。这种“地理环境”极大地帮助了“美国民主共和国制度”,而“英裔美国人占有新大陆上的荒野的贪欲又对美国人的政治观点产生了影响”。[35]

值得肯定的是,美国并非消极地依靠地理条件的优势,而是积极地利用这种优势。美国人自己说:“我们虽然认真看待本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但兴趣所在并不是地形、气候、土壤或植被,而是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印记。”[36]

在实践上,美国人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历时大约一个世纪的西进运动,是美利坚民族形成过程中对美国优越自然地理条件的一次空前的开拓和利用。从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到西部的太平洋沿岸,在大约相当于美国国土34的广大地区,通过艰苦的劳动和创业,变荒原和丛林为沃土,使一系列城市拔地而起,交通运输业得到迅速发展,而交通运输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西进运动。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完成了工业化,并在世界各国中,最早实现农业机械化。正是西进运动成为美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成为了解美国迅速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美国在利用自然资源优势方面,充分发挥了科学技术的作用。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八成能源得以实现自给这一事实。美国是世界上能源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也是能源消耗大国,长期依靠进口石油。但是,自21世纪初特别是2008年以来,主要依靠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使得地下页岩气得以大规模开发,引发了一场被称为“天然气革命”的能源产业变革。2010年美国已成为世界天然气第一大资源国和生产国。一些专家预计,美国将在2020年成为世界头号能源生产国。

当然,不可否认,美国对自然资源和地理优势的运用上,始终存在两重性特点:既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又剥夺了弱小民族的生存条件并成为对外扩张的一种手段。在西进运动中,西部原有土地的主人——印第安人遭到残暴的掠夺和杀戮,成了美国历史上一大污点。

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美国就掀起了一股向太平洋拓进的浪潮。那些“海洋边疆”的鼓吹者,把海洋扩张视为大陆扩张的必然延伸,他们在成功地推进到大陆边疆之时,立即主张建立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性商业帝国。19世纪90年代,艾尔弗雷·马汉,一个海洋扩张的理论家,提出了“海上实力论”。主张利用美国的两洋优势,大规模建立现代海军,以加强对外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着敏锐海洋观念的美国加快了利用海洋的步伐。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政府出资组织近千名科学家对海洋问题进行研究,把能否充分地利用海洋,提升到“将会深刻地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地位”的高度。

2004年11月,美国提出了21世纪海洋战略。核心内容有4点:加强对海洋和沿岸环境的保护;维护海洋经济利益;确立海洋探查国家战略;提高海洋研究和教育水平。美国上述战略措施显然是具有前瞻性眼光的。然而,美国实际的海洋发展战略远不止于此。它们在追求一种全球海洋战略。美国过去曾试图把大西洋作为自己的“内海”,试图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大西洋严加控制。如今,又把重点转向西太平洋。美国正把越来越多的战舰开进南海并与南海周边国家频频进行有明显针对中国内容的联合军演,企图借此构筑军事联盟,作为它实施“重返亚洲”战略的第一步。

2。变动性、创新性特点及其内在矛盾

“变动性是我们的生命”,美国人常常这样讲。不少美国学者则用“流动、变化”和“活力”等作为美利坚民族的特性加以颂扬。[37]一位长期从事美国历史研究的俄罗斯学者指出,“美国思想体系的传统任何时候都不会转变为僵死的教条,而是在每一新的历史阶段为回答时代的呼唤而获得新生”[38]。这段话大体反映了美国历史的实际。这里所指的“变动性”,不仅指人口的流动性[39],更主要涉及美利坚民族的创新精神和自我调整能力,包括革命、革新、改良和务实的精神等。在教育与科学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我们分别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说明。

(1)求实创新的民族精神

美国历来被称为多民族国家。目前被美国公民列为自己出生地的国家和地区有156个之多。

北美殖民地居民在独立战争前基本上由三部分人构成:印第安人、来自欧洲的白人和从非洲贩来的黑人。美国学者指出,是美洲印第安人、欧洲人和非洲人,“三个旧世界创造了一个新世界”(ThreeOldWorldsew)。

由于历史的原因,欧洲移民特别是英格兰移民成为美利坚民族的主体,并在它成长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许多特点。当年来自欧洲的移民中,绝大部分是受生活逼迫和宗教迫害的劳动者。他们历尽艰辛漂洋过海来到美洲,在这片广袤而陌生的土地上,为了争取生存和发展而披荆斩棘,从而养成了自强图存、艰苦奋斗,不断进取的精神和民主自治的意识。例如,1620年,清教徒们在新英格兰上岸前在“五月花号”上达成的契约中就宣称,他们“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将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法律、法规、条令和宪章”,并“全体保证遵守和服从”之。这是前所未有的民主自觉意识。[40]由于要和陌生的土地和人打交道,对移民而言,任何现成的公式和理论都变得黯然失色。由此而培养了求实精神,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邻里间相互照顾,彼此携手战胜困难的习惯。而且,移居北美的居民在18世纪与英王室和封建主争夺西部土地的斗争,以及在美国建国后百余年内从东向西、横跨北美大陆的拓殖运动,这两次西进运动,不仅体现了北美殖民者的反抗精神,同时,也造就了他们习惯于不断变动的民族性格。由于美国没有封建传统的束缚,由于美国是由世界各地移民在一块新大陆上创建起来的,所以美国人最富于创新精神。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我没有看错美国人”,那么,他们“在实践上走在所有人的前面,在理论上还在襁褓之中,情况就是这样,而且不能不是这样。此外,这是一个没有传统的(宗教传统除外)、从民主共和国开始的国家,是一个比任何别的民族都要精力充沛的民族”[41]。恩格斯还说:“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他们这个前进最快的民族(themostgoaheadnation),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差不多在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行。”[42]

以欧洲白人为主体的美利坚民族,其性格的形成与在殖民地土壤上滋长起来的商业资本主义及为之辩护的“新教伦理”直接有关。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于1904年到美国考察后,写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他在书中指出,美国之所以能够产生出充满活力、发展迅速的市场经济,是和美国新教徒的伦理道德、职业精神分不开的。许多新教徒崇奉的清教教义想方设法证明,努力工作就能取悦于上帝,发奋经商就会得到升华,从而使这种精神与资产阶级经济观融为一体。清教注重教育,宣传“无知是异教之母”,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当时这种商业精神和“清教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崇尚理性、精打细算、开拓欲望、发奋经商、竞争意识和藐视封建传统、主张平等的精神,也都成为美利坚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念的一部分,并成为当时北美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些积极方面,至今对其他国家和民族仍具借鉴意义。

当然,以商业精神立国的美国,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曾担任美国总统的胡佛1922年声称,三个世纪来个人主义是美国文明的基本动力,它在所有这些年代里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提供了动力。应当说,当时以个人独立性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对封建束缚和依附性是个否定。但是,这种个人主义在当时就表现出两重性特点。一方面,它充分发挥作为个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但是,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维护个人一己私利的特点。20世纪初,普通美国人指责那种对社会漠不关心而只想聚敛财富的个人或行为为“冷酷的个人主义”“猖獗的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早期表现在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态度上则是无情的杀戮和残酷奴役。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点对美国社会的腐蚀作用也变得日益明显。

(2)奴役与自由平等的悖论

在美利坚民族中有一个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即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奴役与自由的悖论。一方面,跟英格兰、法兰西和其他许多欧洲民族不同,美利坚民族从一开始就受到外国的压迫,因而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受压迫的民族,他自己又在压迫内部的黑人和印第安人。并且,美国政权正是在相当程度上靠着这种压迫来发展经济,建立与推进以白人为主体的社会政治制度。这样,就在美国历史上形成了奴役与自由相依相存的一大悖论。马克思曾经指出:美国历史上的“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马克思甚至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国。”[43]

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埃德蒙·S。摩根教授指出,“把美国历史中自由平等的兴起斥为彻头彻尾的骗局,不仅与铁的事实相悖,而且也是对这类史实所提出的问题的回避。在我国,自由和平等是伴随着奴隶制的兴起而兴起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两种彼此矛盾的发展过程并驾齐驱,从17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主要悖论”。摩根进一步指出,“我们美国不仅在1776年,而且在此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依靠奴隶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说,美国人是靠奴隶劳动才赢得独立的”。而且许多美国历史学家也承认,受奴役的南方黑人对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迅速发展付出了最大代价。正是依靠了黑奴的劳动导致南方“棉花王国”的兴起并支撑了美国经济的繁荣。而且“这种奴隶带来的社会效益要大于经济效益,……奴隶输入量的增加,相应地减少了契约工的输入量,从而减少了危险的新的自由民的人数,因为自由民每年都在社会上寻求难以得到的位置”。“如果当时没有非洲人作为劳动力,那么事实很可能已经证明要想找到一个使不断增加的英国移民安分守己的方法是不可能的。如果英国移民的自由受到限制,不仅会导致反抗,而且会引起英国国内的抗议,……若将美国的劳工变成奴隶,引起的骚乱比清除的骚乱还要多。”由于奴隶制的存在,自由民有了盼头。“他们不再是令人担忧害怕的人了。这个事实加之不断增长的大批异国奴隶,促使白人移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削弱了自由民同大种植园主之间的阶级差别的重要性。”“奴役和自由的悖论就这样开始了,两者互相纠结,互相依存。”[44]当时美国社会中产生的代议制政府,美国人喊出的扩大自由民权利的政治口号等,无不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美国早期的发展就是建立在这种畸形的社会基础之上的。

(3)两次革命与多次改革为经济和综合国力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775年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英国殖民统治,并在1812—1814年第二次反英独立战争中进一步巩固了独立地位。

尽管美国独立战争具有不彻底性,但是,这一革命的最大功绩是克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高涨。其中突出的一点是,那种不顾一切地努力追逐利益的力量空前地迸发出来。美国学者戈登·伍德在描述独立战争后的美国社会时说,“一个繁荣、充满竞争和创业精神的社会在美国异军突起”,“美国人似乎变成了一个人人都不遗余力地追求金钱的民族。‘创业’‘改善’‘干劲’等词在书报宣传中随处可见,被广为赞美”。“长久以来,商业一直被欧洲游手好闲的贵族和特权阶层污蔑中伤。但是美国人改变了这一切。”[45]

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是北部与南部两种社会制度——自由雇佣劳动制度与奴隶制度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美国广大人民在以林肯为首的共和党领导下,经过4年艰苦英勇的斗争,赢得了军事胜利,摧毁了南部奴隶制度,进一步扫除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内战结束前,美国还是个农业国。内战结束到19世纪末,美国工业迅速增长。1881—1885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已超过英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到190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最大的工业国家。由此,一般美国学者认定,19世纪末,美国已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而“崛起”。

除两次革命外,美国从建国伊始还经历了各种社会运动和改革,大到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变革和政府改革,小到禁酒运动和现代流行的摇滚乐的兴起,几乎无所不包。在各种改革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当推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当时的情况是,30年代初的美国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社会混乱,人心惶惶,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很大一部人对现有制度丧失了信心。就在这种形势下,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了医治由于严重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和挽救处于风雨飘摇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实行了“新政”改革,在资本主义大国中率先放弃自由放任政策,由国家积极地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迅速而大规模地将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走“福利国家”道路。“新政”不仅挽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且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许多做法和特点,都深深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4)有一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定的宪法

宪法是保证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美国宪法制定的过程及其权威性和相对稳定性特点,对美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且使得美国成为被马克思看来是“最完善的”现代国家。[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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