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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苏政策中的阶段性变化与苏联解体（第2页）

苏联在战后以最大精力用于恢复和发展经济，并希望在经济上与美国继续合作。苏联公布的有关1939—1945年苏美关系的文件证实，“苏联十分关切在战后发展与美国的贸易经济关系，在战争结束后收缩经济合作的主要倡议并非来自苏联”[86]。然而这时的美国为了全球霸权主义的需要，已下决心与苏联走向公开对抗。美国当局先是利用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于1946年2月22日向国务院发回的8000字电文，该电文按照美国政府要求提出了对苏联实行全面遏制的主张。但就是这位凯南，在他年迈时反省说，当年占据他脑海的，不是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真实图景，而主要是由奥威尔和卡夫卡之类的小说家创造出来的“虚构和象征性的形象”[87]。接着是于同年3月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邀请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铁幕演说”。美国政府企图借这一反布尔什维克老兵之口，说出他们想说的话，为反对苏联定下调子。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宣读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咨文。咨文再次以意识形态来论证其主张。杜鲁门说，咨文“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88]。美国对苏“冷战”全面展开。接着提出的马歇尔计划和1949年提出的向亚非拉不发达国家渗透扩张的第四点计划，也都服务于这一总方针。

尽管美国以其雄厚的科技、经济实力及与国际资本的紧密联系，而占有明显优势，但当时的苏联并没有被美国挑起的“冷战”吓倒，而是采取了“安全带”政策，主要是想尽力保证本国安全和既得利益，同时保证新解放的人民民主国家不致被帝国主义颠覆。而且，即使在杜鲁门主义发表后，斯大林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彼此合作”的思想。他说，“这两种制度当然能够彼此合作。就它们的合作而论，则彼此之间的差别并无重大的意义”，“关于两种制度合作的思想，是列宁首先提出的”。作为列宁的学生，“我们从来没有违背过而且将来也不会违背列宁的指示”。他还指出，“合作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但合作的愿望却不是始终都有的。如果一方不愿意合作，那结果就会发生冲突、战争”[89]。这实际上是批评美国，也划清了苏美两国在对待不同制度问题上两种不同的态度。

总体而言，苏联当时仍然坚持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当然也包含不少错误，包括仍然坚持一条相对僵化的模式和道路。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这时，美国当权者密切注视着苏联内政外交的变化，并已在考虑对苏策略的转换。只是由于苏联的变化刚刚开始，这种策略的转换并未付诸实行。艾森豪威尔当政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斗争和对抗仍然是美苏关系的总的特征。

第五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教条僵化与逐步西化并存的苏联在美国以“和平演变”为重点的遏制战略面前，日益被动。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党内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斗争，1955年确立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的领导地位。1956年2月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个人迷信和斯大林错误的批判对解放思想、促进苏联内外政策的调整和政治经济体制变革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讲，苏共在一系列问题上正逐步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意识形态上把国家引上错误的道路。从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1961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苏共大张旗鼓地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全民国家”“全民党”等新的理论观点，并提出“2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冒进口号。所有这一切，看似在改革苏联社会，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竞争与争夺，但从根本上讲，在许多方面却是自觉不自觉地迎合了西方资产阶级的需要。例如，全盘否定斯大林，对斯大林以及他所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采取一笔抹杀的态度，这就为西方国家全盘否定苏联和日后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铺平了道路。人们把戈尔巴乔夫称之为“二十二大产儿”，并非偶然。戈尔巴乔夫正是在听取了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后，开始形成其“政治个性”，而在“五年之后，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便把这一个性“固定下来”。赫鲁晓夫时代培养了一批民主社会主义的崇拜者。正是他们后来把一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

从对外关系看，赫鲁晓夫虽然也强调和平共处，然而，他所谓的“和平共处”已经失去了列宁、斯大林的本义，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提出一整套争取与美国平起平坐，实现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战略。他急于得到美国的承认与青睐。据赫鲁晓夫自己的回忆，1959年8月当收到艾森豪威尔邀请他访美的信件时，他激动得“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真以为美国已经把苏联当作平等伙伴了。与此相应的，他又拿美苏合作用以震慑别人。1961年9月，他告诉美国记者，“我们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90]。苏联当时企图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外政策都纳入美苏主宰的战略轨道。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等国的坚决抵制。

勃列日涅夫1964年取代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对外政策逐渐发展到与美国争霸世界。苏联领导人自认为实力增长、霸权野心日益增大，却又披着进行“国际阶级斗争”和推行“苏联模式”的世界革命外衣，从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在苏联加快向外扩张的步伐中，1979年入侵阿富汗达到了其霸权主义政策的顶峰，而这恰恰成了苏联最终陷入内外交困的标志。

从内政看，赫鲁晓夫的改革以失败告终。他缺少理论素养，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早已动摇。改革的结果除了带来政治、经济上的混乱外，原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虽然在前期做过一些促进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改革，但从总体上看，这是一个停滞时期，是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以后，“改革”一词竟被禁用，取而代之以“完善”（社会主义）一词。在这种情况下，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苏联的社会经济恶化的程度，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也正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些人，他们一方面大言不惭地宣称“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不存在”（赫鲁晓夫1959年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报告），另一方面却在为自己捞取特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终于形成了一个以党政高级干部为主的特权阶层，“其总人数为50万至70万，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占全国人口的1。5%”，“对于新的一代当权者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一种动听的空谈”[91]。这些特权的官僚阶层享受高水平生活，安于现状，不求进取，更害怕改革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在人们心目中逐渐削弱了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性和先进性。而正是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政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已被彻底僵化”。随着国际局势与苏联国内情况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美国当权者也正在进一步转换对苏联的策略。1961年上台执政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提出了“和平战略”，强调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口号下，通过援助、贸易、旅行、科技和文化交流，设法削弱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对俄国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依附状态，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把共产党世界带进我们寻求的多样化的自由世界中来”。而其策略则是强调世界上的问题只能由美、苏两家来定。这恰好迎合了赫鲁晓夫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思想。其手段则更多的是强调“软化”与“和平演变”苏联。肯尼迪的“和平战略”绝不是权宜之计，它对以后美国对苏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是尼克松主义、卡特“人权外交”的源头。

例如，尼克松时期就采取了一套后来被称之为“连环套”的原则。基辛格解释这种做法时称，把苏联利益通过谈判等方式与西方利益联结在一起，就可能使它更多地意识到，如果回到对抗，将遭到何种损失。[92]这就是说，美国企图以一个又一个协议来套住苏联，使苏联被套进一个千丝万缕的“网络”之中而无法自拔。

第六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美国意识形态攻势和戈尔巴乔夫“非意识形态化”的合力导致苏联最终的解体。

1981年上台执政的里根带头发起了对苏联更加猛烈的意识形态攻势。1982年6月，里根总统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称，“我现在要叙述的一项长期计划和希望是，自由和民主的前进，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弃置在历史的灰烬之中”，并提出美国要“举国（包括政府和私人）一致地致力于援助民主的事业”[93]，从而吹响了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政治攻势”的进军号。

从1982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致联手促使苏联向资本主义转化。其特点是力求将意识形态的压力直接转化为苏联当局的政治措施。1990年西方七国参与拟制苏联的改革计划，并监督苏联对西方援助的运用。它们通过裁军谈判，经济援助和人权问题等，沿着一个既定目标不断地向苏联施加压力。在80年代，美国利用苏联的经济困难，不断以经济援助为手段，迫使苏联在国内人权政策方面进行改革。鉴于苏联放宽了移民政策，布什就在1990年12月宣布美国将暂停执行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修正案通过于1974年，它把贸易优惠和苏联移民政策联系起来考虑。1975年又通过了更加严厉的史蒂文森修正案。这两项修正案把最惠国待遇和进出口银行给予美苏贸易以资金融通的便利等贸易优惠，统统与苏联的移民政策联系起来），向苏联提供5亿至10亿美元援助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此外还将向苏联提供医疗用品的技术援助。美国还把人权与军控谈判挂钩。美国政府代表通过1988年3月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发表《常规军控谈判方针》指出：“欧洲安全不仅取决于军事因素，还取决于政治经济尤其是人道因素”，硬是把裁军与保护宗教信仰、人员流通、取消政治犯等内容的人权问题联系起来。到年底，美国认为，苏联在对待政治犯和犹太人离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就暗示这可能为新的军备谈判创造了条件。[94]

1989年1月中旬在维也纳举行的35国人权会议集中讨论了苏东国家人权状况。苏联和华约为了在常规武器谈判上达成协议，就在人权方面做出了“空前的让步”。这些让步包括同意建立监督机制，使欧洲33国和美、加可以在任何时候对自己所进一步怀疑的践踏人权的行为提出疑问。被怀疑的苏东国家必须回答这些要求。各国政府可以要求举行双边会议，直至把问题提出到每年一度的国际人权会议上解决。这样，苏联此后再也不能把西方的指责和干预斥责为“干涉苏联内政”了，从而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局面。

对于苏联在人权政策上的退让，美国深表“满意”。1989年4月14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在其“永恒的力量：美国新时代的对外政策”的讲话中说：“现在，克里姆林宫出现的一种新的现实精神证明了我们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从此就放弃施压。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东西方关系问题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说：“像苏联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它更自由化一些，也很难逃脱来自美国的指责。无疑，使俄罗斯人和其他苏联人建立起一整套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应该成为美国的一个长期奋斗目标。”[95]

这时苏联的实际又怎样呢？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去世后，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两位老人分别执政14个月和一年左右即先后去世，在改革上自然难有作为。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从而使苏联步入了走向解体的最后阶段。戈尔巴乔夫在执政的初期还没有敢公开否定社会主义，并表示希望通过改革，争取发展生产力。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经济改革难以推动，戈尔巴乔夫便转向政治改革，提出了“更新”社会主义的口号，力求为经济改革扫除障碍。正是在这时，暴露出了这位苏共“二十二大产儿”的真实面貌。他鼓吹“公开性”政策而“开始了难以抑制的、无穷无尽的清谈，受虐狂般的自我揭露，侮辱苏联历史的所有圣物，给苏联现实抹黑。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都遭到嘲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甚至是无疑的真理的捍卫，也被视为反动和落后的特征。简而言之，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几乎像对待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学说一样，同时也开始同样难以抑制地吸收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思想”[96]。这样，戈尔巴乔夫就向人们“发出一个可悲的、对（苏联）整个制度进行诅咒的信息”[97]，而他提出的所谓纠正办法却是非阶级的、非历史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属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民主和人道主义”，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做全面的让步。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新思维”。“新思维”非常有利于美国向苏联的渗透与施压。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于1989年4月发表美国外交政策演讲称，“老实说，我们一直在注意莫斯科方面出现的‘新思维’的迹象”，“我们不希望苏联的改革失败”。他同时声称，“在许多领域里，新思维的口号仍然流于空洞”，需要付诸实践，而美国“可以激发更多新思维，为这个口号充实内容并扩大合作范围”[98]，就是要由美国来深化并加速“新思维”的推行。而这一招儿果然灵验。1991年9月2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布什政府在过去6年里已经在莫斯科有了一支改革工作队，这被认为是美国的巨大成就”[99]。结果是，戈尔巴乔夫不负布什之望，赶在他有生之年、实际上按照美国的意愿使偌大的一个苏联彻底解体。办法是在改革中把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指挥权统统拱手交给西方国家，同时瓦解党的领导。

1990年2月，苏联正式向西方七国首脑提出本国的改革计划。预定在7年内苏联和七国集团共同或分别采取行动，使苏联的改革进程同西方的援助活动协调一致，苏联将扩大私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完成向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转变，使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西方七国则参与拟制苏联的改革计划，并由西方监督苏联对西方援助的利用。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还主动要求西方在政治上也来帮助改革苏联。时任苏联总统安全问题顾问的普里马科夫1991年致西方七国首脑请求援助的信件[100]中专门提到战后西德、日本等在西方“全面援助”下“成功改革”的先例。信中直截了当地说，对苏联，“西方也是在帮助建立一个享有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庞大民主国家”，从而自动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同年“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立刻宣布，“从今以后，苏联已经被看作是民主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101]，苏联的“物质基础是作为世界经济中的一部分的市场经济，政治支柱是作为全人类民主中的一部分的民主，精神源泉是新思维”[102]。这就是说，这时的戈尔巴乔夫已把苏联从经济、政治到价值观都看作是西方世界的一员了。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着手瓦解党的领导。1990年3月他将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的宪法第6条加以废除，使苏共丧失了对国家的领导地位。1991年“8·19”事件后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自行解散。一个具有光荣悠久历史和世界影响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被葬送了。紧接着，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职务。同日，红旗落地。一个成立于1922年12月，曾叱咤国际风云数十年的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消失了。这时的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毫无痛惜之情，他最关心的是他在辞职后的待遇问题：退休金、保镖、秘书、汽车和别墅等。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则在苏联解体当月的一次讲话中对戈尔巴乔夫大加褒奖。他说，瓦解共产主义的“成就可能主要归功于一个人：戈尔巴乔夫。如果没有他，我们目前正在应付的转变便不会发生”，“因为这一点，世界感激他”[103]。

从戈尔巴乔夫开始政治改革到苏联解体的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不是别的，正是所谓“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和“全人类民主中的一部分的民主”这样一类“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这在演变与瓦解苏联上起到了其他力量难以起到的恶劣作用。

其实，苏联解体前夕，在苏联工人群众中和苏共党内仍有一支头脑比较清醒的力量看出了苏联所处的巨大危险。1991年春，阿斯特拉罕一个工人小组给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写信说：“我们通过读报、看电视了解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工作。我们非常吃惊、愤怒、甚至发狂。你们是文化人，是聪明人，怎么能够不明白，再不能忍受这样领导国家了！我们的国家正陷入深渊！为什么我们这些普通人都明白，也看得见，而你们却视而不见！？……戈尔巴乔夫既没有聪明才智，也没有工作经验，他没有良心，没有人格，没有内在的文化、学识、诚信和公民责任。戈尔巴乔夫的个性是灰色的，5年之中一直都在浅薄地瞎扯，他就像石头之间的蜥蜴一样蠕动，国家让他给搞垮了，遭受掠夺，被人肢解，成了世界的笑料。”当时俄罗斯的一些权威报纸则提出“戈尔巴乔夫辞职不可避免”的问题。[104]在苏共内部，不断有基层党委严厉谴责戈尔巴乔夫。苏联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耶夫1991年11月就指出，“存在着一种同革新社会主义主张完全不同的方针并且这一方针越来越明显，这是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意识的堕落发展到了极点。拼命污蔑苏联的历史，焚烧国旗，粗暴地毁坏和亵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伟大卫国战争中牺牲的苏联军人的纪念碑，这还不是席卷全国的历史蒙昧主义的全部野蛮行为。”“社会和人民所需要的对过去的罪恶、错误、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无道德和停滞状况进行批评，这是一回事；而对我们国家制度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诋毁，这又是一回事。”他强调指出：“我们社会发展的两个趋势——社会主义趋势和资本主义趋势的斗争，集中反映在俄罗斯联邦宪法制定的问题上，所谓的宪法‘非意识形态化’是以公开地、直至厚颜无耻地赞赏私有制和私人经营为背景进行的……当前阻止我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首先是苏联共产党。因此有人才如此疯狂地要把苏共赶出政治舞台。”[105]一些人也对苏联外交上的危险倾向提出警告：“在苏联滑入深重危机的时刻，过分积极的对外政策举动，使苏联较多地依赖于外部世界，较少地独立自主……苏联领导把本国的‘改革’变成了世界各国的大业，自我置身于这样一种局面：每走一步都担心外国会对我们搞经济制裁，担心布什不来访，担心外国舆论对我们不理解。这就不得不唯美国和西方马首是瞻。”[106]但是，这种声音显得过于微弱而根本不被听取。更有甚者，一些不同意见者遭到压制和打击。例如，一位大学教师安得列耶娃主张对党的历史做实事求是分析的文章刚一发表，苏共中央就组织文章反击，甚至要追查背景，揪出后台。正像有的文章所说，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所有这些民主、公开、多元，都是‘单行道’，只准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不准有人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只准反共势力毫无阻碍地组织集会、游行、罢工，不准共产党进行反击。在这条方针、路线指引下，敌对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而共产党自己的手脚却被捆住了，只能听任敌对势力的攻击，束手待毙”[107]。这就充分暴露了戈尔巴乔夫这类民主、公开和非意识形态化鼓吹者的反民主、反人民的真面目。

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正是以美国为首的意识形态进攻和苏联领导“非意识形态化”的合力，导致了1991年12月苏联的自动解体。而“所有这些是在西方未放一枪的情况下发生的”[108]。

苏联解体后的“新俄国”的情境又怎样呢？一位美国学者指出，“在新俄国，自由导致了失望。如果说1991年的胜利似乎是一种不知羞耻的庆贺市场经济、人权和西方价值观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胜利，那么，叶利钦在1996年的胜利则是以一批新的寡头政治支持者的上升而著称的。选举之后，银行家、传媒大王、实业家，这些曾给予财政援助和参与竞选的人们希望获得报酬，包括在克里姆林宫的职位，广播和商业上的特许证，以及获得国家资源财富的通道”。其结果是，“克里姆林宫内外新的寡头政治支持者把他们自己看作是无可争辩的幸运儿，是当之无愧的”[109]。而广大劳动者、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却急剧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