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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先欧后亚大战略的确立（第1页）

第三节“先欧后亚”大战略的确立

一、美国强调“先欧后亚”的原因

1941年春天的“ABC”参谋会谈，使美英双方在解决联合作战中的优先次序问题上最终达成了一致，正式确立了“先欧后亚”、“大西洋第一”的战略总原则。然而，双方对这个总战略的具体看法仍然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次重要地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态度上。英国认为，欧洲与大西洋应当放在第一位是不言而喻的，但不能因此而放弃保卫它在远东的帝国，当它自己无力提供这种保护时，它要求美国给以帮助。这个要求一再遭到美国的拒绝。美国认为，它应当在大西洋担任重要角色，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保卫西半球及英国的安全上去，而避免在次重要地区作出代价昂贵的力量转移。

美国决定采取如此坚决的态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正如斯塔克在“D计划”中所强调指出的，在美国面临严重的战争可能性的时候，它应当决定“一种为了与军事方面相互支持的国家政策”，以确保“我们可能从事的任何战争都将最终且最大地增加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64]在美国看来，这种国家利益可以分为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前者意味着美国与西半球的安全，后者则意味着在世界上确立美国的领导地位。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美国必须援助英国首先打败德国。当然，在广泛的战略意义上，法西斯国家无论是统治欧洲大陆还是远东，都将对美国和西半球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到1939年，尽管由于德国和日本各自在欧、亚大陆的扩张侵略和彼此之间的日益勾结，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都已潜伏着这种危险，然而来自欧洲的威胁更成为燃眉之急。

长期以来，美国和西半球的安全有赖于英国和法国的存在，有赖于在大西洋保持强大而友好的英、法海军，这是美国战略思想的一项公认的原则，是1939年7月27日陆海军联合计划委员会在详细制订“陆海军联合基本战争计划”，即“彩虹”计划的第一种设想“彩虹”计划1时所依据的基本思想。1940年法国败降之后，英国作为阻止纳粹德国进一步向西半球扩张的唯一屏障，它的生死安危对美国的安全就更加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正如斯塔克在“D计划”一开始就明确指出的：“如果英国决定性地战胜了德国，我们将在每个地方赢得胜利，但是如果它输了，我们面临的问题将十分严重。尽管我们不会在每个地方失败，但我们可能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赢得胜利。”[65]美国助理国务卿、罗斯福总统的亲密顾问之一阿道夫·伯利在1940年10月15日的日记中曾明确表示，美国援助英国人并不是出于感情，“而是由于我们认识到如果他们失败，我们自己将处于困难之中”[66]。

但是，欧洲大陆抵抗的迅速崩溃，残酷的不列颠之战，1941年初正在艰苦进行的大西洋战役，以及丘吉尔不断要求美国援助的呼声，这一切使美国人感到英国不过是苟延残喘地活着，从而对英国的生存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法国败降后，罗斯福曾认为英国的生存可能性为50∶50。[67]到英美参谋会谈时，美国军方的估计也不比总统的估计好多少。[68]

因此，美国不仅要以“除了参战以外”的一切手段援助英国，保持不列颠之船不致沉没，而且必须使自己的兵力部署达到一旦英国被打败，来自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兵力便能够投入保卫西半球的战斗中去的程度。正如美国参加参谋会谈的代表团在会谈中所强调的，当美、英两个伙伴中无论哪一个“被迫退出战争时，另一个伙伴的部署仍基本保持完好”。这就决定了美国只能把主要舰队部署在大西洋和最东远到珍珠港，而不能同意派它的舰队去新加坡。

必须指出的是，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恰恰在于美国本身的军备力量严重不足，远远达不到既保卫自己又全面援助英国的实力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仍然十分严重，孤立主义者的大喊大叫使美国任何一个军事权威都不敢要求国会为重整军备而拨款，致使“美国的军备在世界上连三等国家都不如”[69]。直到1940年5月，由于德国入侵低地国家以及随后法国的投降，这种局面才得以改观。

1940年6月22日，国会通过国防税法案，每年计征99430万美元，并将国债限额从450亿美元增至490亿美元，以备国防之用。[70]从1940年5月16日到6月23日，国会为增加陆海空三军实力而通过的防务拨款达50亿美元以上；7月10日，国会批准《两洋海军法案》，计划在5年内拨款40亿美元，将美国的海军力量再增加70%；9月9日，国会又通过了罗斯福要求的再拨款约50亿美元，以适应修订后的陆军和空军计划的需要，并执行上述扩充海军的计划。[71]9月16日，国会又通过选征兵役法和军事训练法，这是美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第一次通过大规模征兵和军训的法令，它将为美国提供150万人的兵力。

但是到1941年初，这些重整军备的方案尚处于蓝图阶段，要完成这些计划，使美国达到与德日同时较量所需要的实力还需要近2年的时间，到了当年春末，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仅仅为了支撑英国人的抵抗所需要的飞机、坦克和大炮就比上一年所估计的还要多。[72]

在太平洋，美国的海军力量也还无法与日本一决雌雄。据统计，1941年5月1日，在太平洋上的美国海军力量（包括亚洲舰队）是：

战列舰9艘，航空母舰3艘，重巡洋舰13艘，轻巡洋舰11艘，驱逐舰80艘，潜水艇55艘。如果除去5月份调往大西洋的约14的兵力，数量还要少得多。

而日本1941年12月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为：

战列舰10艘，航空母舰10艘，重巡洋舰18艘，轻巡洋舰17艘，驱逐舰111艘，潜水艇64艘。[73]

因此，当美国人打算认真对待处于两洋的敌人时，他们发现他们的“大棒”还不足以降伏决心在欧洲和亚洲实现“新秩序”的法西斯国家。罗斯福总统对此直言不讳：“我确实没有足够的海军到处使用——在太平洋上发生的每一个小插曲都意味着减少大西洋上的军舰。”[74]所以，尽管他愿意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但还是希望防止太平洋的紧张局势升级，于是他默认了斯塔克的“D计划”，也实际赞同《ABC—1协定》，并支持以后为延缓军事冲突爆发进行的美日谈判。

从美国长远的国家利益考虑，就意味着美国要在一场全球性的动**与浩劫之后填补资本主义世界领导地位的真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尔逊总统曾对此跃跃欲试，但没有成功。20年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了美国又一次机会。因为它昔日的争霸对手英国正在遭受严重创伤，重新确立过去的领导地位将是十分困难的。英国之所以要求美国帮助保卫它的远东领土和利益，从而保持大英帝国的完整，真正的目的就在于此。然而美国决不肯这样做。美国对英国的援助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就是既要保持英国的生存，又要保持英帝国处于被削弱的状态。

伯利在上述的同一篇日记中写道：“我有一个清楚的感觉，尽管我们希望给英国每一种援助，但我们一定不要犯1917年我们犯过的错误并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助手。”[75]罗斯福在大西洋会晤之前对他的儿子说得更清楚：“我们应该从最初的开头起就跟英国讲得明明白白，我们是不愿意做一个老好人，在大英帝国危急的时候可以被它利用来帮它脱出危机，而在事后又永远地把我们忘了”；“我想我可以以美国的大总统的资格来说：美国决不愿在这次战争中帮助英国，使它能够在战后再继续那么专横地统治它殖民地的人民”。[76]

为了这个目的，美国既不能过早地被英国拉入战争，也不能在一个次重要地区发挥主要作用，而需要按照它自己的条件去准备战争计划，并在制定美英联合战略中扮演主要角色，最终在一个决定美国国家命运和持久影响的重要地区确立自己的地位。这便是美国同意与英国进行参谋会谈并坚持要求英国接受自己的战略思想的根本动机。

1940年美国陆海空三军重整军备的庞大计划保证了美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军事强国，单是它的“两洋海军”计划，便可以使它到1946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足以对付任何潜在的敌人在各个海洋上可能结成的任何联盟，这便是美国与英国进行讨价还价的雄厚资本。在会谈中，特纳将军在2月13日的一份备忘录中的一段话值得我们重新提起。他明确指出，时至今日，英美之间的力量均势显然已经发生变化，美国现在有更大的责任和更多的机会，英国人已经形成的任何错误的印象都必须让位于新的现实。

因此可以说，1941年春天的英美参谋会谈是美国作为一个二流军事强国的最后一次行动，也是它作为西方世界的第一流强国的第一个行动。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真正确立了它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时，我们就完全看清了1941年的“ABC”参谋会谈所作出的“先欧后亚”大战略方针的持久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