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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汉姆 自创唱片公司录制梁祝2004（第2页）

虽然沙汉姆没有提供“金丝雀”的财政资料，但他说，每一次卖出一张唱片，可以赚“几块钱而不是（从前的）几分钱”。福雷唱片的保本销售量是9千张，尽管他尚未得到准确的销售数据，但他告诉我，唱片已卖了起码1万5千张了。“目前我可以胸有成竹地说，我很自豪，我们盈利了，我们会继续制作唱片。”

沙汉姆这样说，未免过分低调了。“金丝雀”即将发行的新唱片，真是雄心勃勃：曲目是柴科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协奏曲，由新加坡交响乐团伴奏。尽管这次录制的柴科夫斯基协奏曲，会被看作故意挑战沙汉姆于1993年与朱塞佩·西诺波里（GiuseppeSinopoli）和爱乐乐团（Philharmora）的录音，但《梁山伯和祝英台》才是唱片的重点。

沙汉姆的夫人阿德莉·安东尼（AdeleAnthony）在新加坡出生，而阿德莉的母亲则在香港长大，精通粤语。在1994年，沙汉姆首次在香港举行独奏会期间，当地环球唱片的推广经理为他播放《梁祝》协奏曲。沙汉姆还记得，被小提琴独奏的主题吸引住了。但是，唱片经理更为感动。“他眼中泛着泪光”，沙汉姆回忆道，“他给音乐打动了，我也要学一学《梁祝》协奏曲”。

沙汉姆学了《梁祝》协奏曲，后来更在亚洲各地巡演这部作品。虽然他明白一位以色列美国籍小提琴家在华人社会演奏这首很中国化的作品有多讽刺，沙汉姆从前在俄罗斯，也有类似的经验。当年，他演奏卡巴列夫斯基（Kabalevsky）协奏曲，把音乐家们激怒了，因为当年苏维埃共青运动，就是使用这首作品。可是，中国音乐家们听到了沙汉姆的《梁祝》之后，却有正面的反应。

沙汉姆在德国唱片公司的最后5年，一直都游说录制《梁祝》。在研究这个项目的时候，他更有一个特别的想法：把沙汉姆的《梁祝》配上郎朗的《黄河》。回想起来，沙汉姆更为坚定：他现在自立门户录制《梁祝》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我知道，现在是唱片行业的关键时期”，他很坦白地说，“但却不是绝望。你看拿索斯（唱片公司）和他们推出了很好的录音。有人给我打了一个比方：今天唱片业就像在恐龙两脚之间奔跑的哺乳类动物。现在当音乐家多好，我们大家都渴望，拥有自己的音乐”。

他停了一会儿，“我有一点儿反叛精神”，他的脸上绽露出小男孩的笑容。“我向你说过吧？我要开一家自己的饭馆。这是一个家庭式饭馆。今天，我想放多少大蒜，我就放多少。”

新加坡——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里排练，从早上的第一分钟开始，已是效率惊人。录音话筒到处都有，吉尔·沙汉姆与新加坡交响乐团的团员都意识到，要充分准备这场双协奏曲音乐会的时间不多。何况，更有现场录音。

午饭之后排练另外一首作品，气氛显著不同。早上乐团试奏柴科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有点像穿上尺码太大的、不称身的衣服而需重新裁剪。下午的曲目则好像度身订造。小提琴独奏还没有开始演奏，乐团的序曲部分已经令他展露幸福的表情。

“作品实在太美了”，《梁祝》的末段还没奏完，他禁不住自己说出来，并不对着任何人。“去年夏天，我跟克里夫兰乐团演奏《梁祝》，我可以肯定，音乐厅里面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曲子。我真的很惊讶：一首在某个地方人人耳熟能详的作品，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竟然是完全陌生的。”

无论是华人或西方人看来最为惊讶的，都是这位以色列裔美国籍的沙汉姆是国际乐坛上最致力于推广《梁祝》的小提琴家。“我在以色列长大，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梁祝》（他故意强调‘祝’这个字，因为听起来很像英文字‘犹太人’［Jew］）。我只知道，趁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犹太人（youngJew），一定要录制《梁祝》。”这种幽默，是美国犹太人的典型风格。

现在距离沙汉姆第一次接触《梁祝》的日子，刚好10个年头。对这位小提琴家来说，协奏曲的音乐当然有吸引力，而女扮男装、求学相遇的爱情故事，也是引人入胜的。“正是《罗密欧与朱丽叶》遇上《尹图》（Yentl）[1]。”他利用两个经典故事——一个是英国名著，另外一个来自欧洲犹太传统——说明《梁祝》跨越国界的号召力。“协奏曲写得很好，你不但可以听得到整个故事的发展，还可以听得到主角们与社会（由管弦乐队代表）的冲突。作品在音乐上很细腻，而小提琴技巧上也很合适，相得益彰。”

当沙汉姆尝试说服西方乐团，把这曲目纳入音乐会里，并极力说服中国乐团邀请他担任《梁祝》独奏之后，才深深地领悟到这个作品背后的包袱。这部作品曾经受到国家的高度赞许（1959年首演后，掀起热潮）、经受污蔑（“**”时期），后来又获得平反。作品到现在为止还是广受观众爱戴——有一些中国乐团，每一年起码演奏《梁祝》一次——当然也受到批评，就像西方乐评挑剔柴科夫斯基协奏曲的演奏一样。

在中国观众面前推广《梁祝》，沙汉姆或者觉得有一点儿不自在，但是当他看到观众的反应时，还是觉得安慰的。他首次公开演奏《梁祝》是在台湾。在那里，乐团从来没有演奏过这首作品。“在排练的时候，很多人都抱着怀疑的心态，但是到了音乐会时，连最挑剔的人都改变初衷。”

“我是那些再也不想听这首曲子的中国小提琴家之一”，新加坡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水蓝这么说，他正是沙汉姆在台湾演出时的指挥，也是这一次录音的指挥。“在中国多年来，《梁祝》是我们唯一可以演奏的曲目。但自从我听到吉尔的演奏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分析这部作品。吉尔是我遇上的小提琴家之中，唯一以充分技巧把《梁祝》乐谱的一切内蕴演绎出来的人。”

其实问题在于记谱以外的演奏风格——尤其是揉弦、传统越剧的旋律色彩、模仿二胡演奏方法（需要独特处理，就像演绎巴赫需要巴洛克装饰音）。新加坡交响乐团助理团长孔朝晖对沙汉姆演绎的评价，有所保留。孔朝晖自己经常演奏这部作品，不久以前更与澳门乐团合作，录制《梁祝》。“这部作品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演绎方式”，排练之后他冷淡地说。新加坡音乐会后，有一位不太宽容的观众更说：“太像犹太甜鱼饼（gefiltefish），不似蒸鱼。”可是，沙汉姆却有属于自己的一套见解。“我喜欢这部作品的特征，是因为它是一种结合：一个中国故事，包含中国音乐元素，利用西方语言表达出来。所以，我的‘文化杂质’也是情有可原的。”

沙汉姆虽然对自己的音乐造诣十分谦虚，可是他当年花了很多力气，争取把《梁祝》录制出来。他多年来希望德国唱片公司答应录音。当唱片公司不再跟他续约之后，这个录音计划才得以实现。沙汉姆成立“金丝雀”之后，头两张唱片赚回来的钱，让他可以与新加坡交响乐团直接商洽录音计划。

“乐团很友善，同意跟我公司平分版权费，而不要求我们先付一大笔钱”，沙汉姆说。而小提琴家也答应了，参与新加坡交响乐团25周年的欧美巡演，而演出的协奏曲目，正是《梁祝》与柴科夫斯基。

“对我来讲，这部作品变成了我发掘中国文化的途径。当你聆听一位中国小提琴家——尤其是真正拉过二胡的人——的演奏风格，对一个局外人来说，是绝对的挑战。就像一个演员参与话剧制作，要学外国语言的对白一样”，他说。

沙汉姆是一位热情的学生。2001年他在香港演完《梁祝》之后，粉丝们在后台等了20多分钟，因为他在休息室里，跟他一位本地的小提琴家前辈研究乐曲的演奏技巧。

“无论其他人如何批评我的演绎，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梁祝》”，沙汉姆自豪地说，“我指的是，当年为了犹太成人礼（barmitzvah），我都没有这么用功去学希伯来文。最重要的是，我爱演奏这部作品，我发现观众们也有很大的反响。作品就是这么感人：还有谁会坚持他的怀疑态度呢”？

[1]1983年由芭芭拉·史翠珊主演的电影。在故事中，女扮男装的史翠珊为了追求理想，混入犹太人只给男孩子念书的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