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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萧疏寒林写胸臆（第1页）

（六）萧疏寒林写胸臆

中国的宋朝，与唐朝不同，是一个不讲武功、不追求开拓疆土的朝代，但在文化方面却多有追求。比如它发明出了一种伦理思想，叫理学，主要是限制人的欲望。虽然这种理论带给中国人的是灾难多于好处，但却是宋人带给中国的礼物。

宋代文人不仅写诗，还创造了一种抒情诗的形式，这就是词。大家可能都喜欢读宋词，喜欢它们的韵调，喜欢它们的敏锐的意象，喜欢它们那脆弱、敏感的情绪。大家读晏殊、苏轼、李清照、柳永等人的词，就会觉得它们非常美，尤其是一种情感体验的美。

宋代的绘画更是在多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宋开国不久，因为统一了中国，原来分散在各小朝廷的画家们，被聚集在了一起，于是宋朝即开皇室画院，前后聚集于画院者达三千多人。在宋徽宗时，更在科举中开画士一科，绘画成了晋升之阶。宋朝画院从太祖时开设，一直延续到被北方少数民族赶到杭州、建立偏安一隅的南宋时期，还未中断。

宋朝的画院对绘画有不少贡献，虽然它的作用主要是御用的、粉饰的，到南宋后尤其如此，但它还是发展出了讲究技法、偏于写实时“院体画”。“院体画”不仅在造型、构图方面多有探索，且画类众多，在诸如花鸟、走兽、山水、鞍马、人物等方面，均有高手。宋朝有好几个皇帝虽然管理不了国家，却于绘画方面有造诣。

譬如徽宗赵佶，政治上昏庸不堪，但却在绘画方面多有创造，还写得一手自创的书体——“瘦金体”。

在宫廷画院之外，则是大家纷起，群星灿烂。

宋代的时候，中国中原一带的工商业非常发达，唐代的大都市只有长安，宋代却有了开封、南京和江南一些中等城市，带给它令人惊讶的繁荣。这在著名的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以得到见证。它不仅是中国现实主义绘画的杰作，也体现了北宋绘画创作鸿篇巨制的非凡气派。据统计，《清明上河图》中共有人物五百多个，且个个神态不同。这幅长卷中的人物、房舍、舟、桥等，全是用工稳干练的线条勾勒而出，布局、构图整体感非常强，是中国无透视绘画在经营平面空间上的伟大作品。

图3-25《山鹧荆雀图》轴（绢本设色）

宋代绘画在两个方面超越前代，后无可匹敌者，一是花鸟画，一是山水画。

宋代的花鸟画，色彩绚烂，雍容华贵，它在中国画中类似一种静物或写生画。宋代理学讲究“格物”，“格物”就是对单个的事物进行仔细观察、分析，发现它的构成与它之为它的“理”。这是一种相当求实的态度。宋代花鸟画注重“以形写神”，不是弃形见神，所以它在形式、在表达事物的形体方面，很讲究，也很成功。

宋代花鸟画，延续了五代的这类画的纯粹审美遗风，是纯粹为了怡情悦性而画的，不关教化人。

宋朝的花鸟画，有许多大家，黄居寀、徐崇嗣各继承父业。黄居寀是黄筌的第七子，徐崇嗣是徐熙的儿子，他们都是宫廷画院里的高手，但各自风格不同。黄居寀的花鸟画多富丽精致，他的画法被画院定为标准；徐崇嗣也是画院中画家，但他的画风继承了他父亲轻淡野逸的风格，主要用丹砂叠色渍染，画面看上去无笔墨骨气，所以被称作“没骨体”。黄、徐就分成了花鸟画的两派，黄派在画院里居统治地位，徐派则多有响应于院外者。他们两派都有许多的追随者。

从黄居寀的《山鹧荆雀图》轴（图3-25），大家可以看到其中鸟的姿态的多样和生动。

除黄、徐两派外，徽宗赵佶也是花鸟画大家。在宫廷画院之外，也有许多花鸟画名家，如赵昌、李嵩、易元吉、崔白等。其中易元吉是中国绘画中第一个画猴子的画家。他画的猴子非常生动。当时的画家多以专攻某一花、鸟为能事，这是术业有专攻，也是绘画走向类型画的开始。

图3-26《芙蓉锦鸡图》轴（绢本设色）

赵佶的《芙蓉锦鸡图》轴（图3-26）有他的“瘦金体”题诗和签押。画面上是一只色彩妍媸、姿态雍容华贵的锦鸡站在盛开的芙蓉枝条上，右上方是两只翻飞的蝴蝶，左下角是一丛盛开的白菊。整个画面富丽高贵、轻雅妩媚，具有十分显著的皇家气象，是“院体”花鸟画的典范之作。

宋代的山水画，被称作中国山水画的巅峰时期。这主要是宋代的山水画，以诗入画，把文人对笔趣、墨趣的追求融入山水的画法中，形成了独特的、韵致浓烈的、见性、见真的技法和技巧。宋代的山水画家们在贯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上，发展出了一套绘画的语言。他们深入到自然世界之中，细心体会观察，特别是专心于研究自然山水的形势结构，比较各地山水形势的差异，关注山水随四时朝暮、阴晴雨雪的变化。在这样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出不同的笔法墨法，以表现不同的山石、树木、水流，所以形成了系统的、完善的、多种多样的“皴法”。史家把这种方法称为“宋人格法”。

晚唐开始，文人、士大夫参禅的风气大盛。禅是中国文人、士大夫把佛教弃世、色空等思想与老庄的“坐忘”、“心斋”、“虚静守一”等修炼的工夫结合起来，形成的一种修养方法。它是在不落发、不入僧籍、有官做、有家可养的情况下，向内心世界的“隐退”，并在这种“隐退”中获得与自然之道的契合。怎样获得与自然之道的契合呢？这就是要“绝圣去智”，忘掉尘世的**、礼教的束缚，让自然之道在自己的本心中显现，也让自己的真性情率性地表现出来。这种参禅所达到的不单纯是自然的客观之真，而是在做一番**涤心胸的工夫后，以澄明、无欲的静心与自然的率然自成融合为一真性之真。这是一种真正的诗意境界。

这是宋代山水画在画境、画意上的创造，是山水画极高的价值。

文人意趣入画，始于唐代，以王维为开山。但把文人意趣、诗性的情感借助于有效的绘画语言表现于画面中，则是宋代的文人画家。萧疏的寒林、野逸的山水、寂寂无人的渡口、天寒地冻的雪景等，都被用来表达文人精神上的淡远、高远、阔远之境；梅、松、竹作为“岁寒三友”，加上兰、荷、石，成了文人高雅意趣的象征。言荷则是“出污泥而不染”；说梅则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竹则有“节”，松则有“骨”……

把这样的意象与绘画结合起来，主要表现在苏轼、文同、杨无咎，以及僧人惠崇、花光等的绘画中。

苏轼是诗、文、书法、画兼具一身，是中国大文学家中最幽默的人，也是语言大师。他以文坛领袖的身份推崇绘画，对绘画地位的提高作用很大。他自己的画文人趣味极浓，主要是水墨竹石，不重形似，只以传神为务。据说，他有一次与人谈至兴起，便挥笔用批改公文的朱笔画了一幅红色的竹子。他写过许多论画的诗，评过不少名家的画作，提倡绘画要有诗的意境，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文同，字与可，画墨竹极有韵致，主张画竹要成竹在胸。他与苏轼志趣相投，关系非常密切。苏轼评价墨竹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这种“身与竹化”正是文人情趣的表现。

由于苏轼在文坛的地位，加上在他周围有许多一流的文人雅士，他的绘画思想和审美追求，也就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促成了文人画的发展，对山水画的发展影响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