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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异质类诗歌（第2页）

2。穆旦诗歌的三个常见主题，分别是“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赞美》）、“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出发》）和“残缺的我”（《我》）。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体现了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历史意识的浮现”的创作特点。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是最具穆旦个性特点的核心主题，是他“最能表现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的经典主题：即在对自我、现实、历史乃至真理的拷问中，“我”不断挣扎，不断探索，思考着生命意义和个体价值，虽然一再遭受挫折、打击、“阴谋”“暗杀”，可从不放弃，一再获得真理又一再失去（不满足于已获得的）。在希望和幻灭的循环中，“我”仍要坚持“活下去”，生命由此而“丰富”，虽然这“丰富”中充满了“丰富的痛苦”。因此，穆旦塑造了一个永在探索的现代心灵，这个探索形象也正是他本人人生态度的外化。

“残缺的我”的主题最能体现穆旦创作的现代意味。穆旦诗歌的基本价值取向表现为对“现代的我”的探索，即通过对现代个体的分裂、矛盾、扭曲的残酷剖析，达到对自我、现实、历史乃至真理的拷问和追寻……

穆旦诗歌的艺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对“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以及“残缺的我”的体验中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张力之美”。通过不同诗体的参差对照，词语和意象的互为悖论，诗境和语言的陌生化并置，诗歌结构的戏剧化处理，从对立的两级中寻找诗意等等手段，在诗歌的简约之美中涵括了无限丰富的思想，于内敛含蓄中体现出智性思辨。

二是“用身体思想”。诗人对历史现实黑暗的批判和对个体生存困惑的体认都以个人化的方式来进行，但又过滤了肤浅的伤感和激愤，将之上升为一种智性思辨，并投注于精心选择的足堪对应的自然意象，个人体验由此达到非个人化的客观认识层面；由此，诗歌境界既血肉丰满，又蕴含深厚哲理，很好地体现了九叶诗派“感性与知性融合”的诗学主张。

三是通过追求“非诗意”的方式来达到对传统诗意的反动的目的。穆旦自觉抛弃中国传统诗学审美主张中陈腐的部分，反对传统的“风花雪月”，反对用“陈旧的意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来写诗，追求诗语的现代化，主张用“非诗意的”现代生活的形象来创作：将大量现代生活用语以及丝毫不具备诗意因素的词汇，引入诗歌创作中。尽管其表达方式及语言的欧化特征较为明显，但由于他诗歌中鲜明的民族情感和态度，整体上说，其仍然具有明显的中国化、民族化特色。

李平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110～1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牛汉诗的才华，因苦难与智慧一旦化之为他的诗，带来的是富有独特魅力的美的闪光。他的生命和灵感创造的诗因苦难的炼狱而磨砺得更为炽热与光彩照人。走近他的诗，没有浅薄的哀怨，没有廉价的诉苦，没有抚摩伤痕的低吟，甚至没有一点引人注目的个人恩怨的诉号。牛汉在寻找一条通向自己的隐秘之路：如何将生命磨砺得拥有变为诗歌创造的财富，将使自己震撼的苦难化成也能震撼别人的美。他的已经走向成熟的灵感，迸发为这样一个方向：诗人自我生命长期里拥有的大苦难大折磨产生的大憎与大爱，经过反复的沉思与升华，凝结为一种超越于个人哀乐之上的普遍性的生命哲学思考，形成一种备受摧残而坚拔挺立的强韧者与沉思者结合的角色所特殊拥有的灵魂歌唱。

诚如鲁迅在20世纪初在《摩罗诗力说》里所说的那些“摩罗诗人”一样，他不作“顺世和乐之音”。他选择了一个大地苦恋者的“精神界战士”的姿态。他忠诚于时代民族也更忠诚于自己内心的良知。对于横亘于历史绵延中的种种丧尽良心的丑恶，对于暴力、强权与意志给善良人性带来的野蛮摧残与毁灭，对于人的心灵的美丽与善良，对于人的生命所遭到的过多残忍的扭曲与禁锢，对于一切不合理不公道不人道不出以公心的种种丑陋世事，对于在**与折磨、压迫与摧残中美的人格的崛起与闪光，他在20世纪之末的二十年余里，唱出了一曲曲撼动人心的“刚健不扰，抱诚守真”的“挑战伟美之声”。

那首著名的《华南虎》，可以视为这个时期诗人生命的最富光彩的火焰。这是暴烈的雄鹰的自由不屈的意象的衍化和变形。它因集中而形象地唱出自己生命苦难与不屈抗争的悲怆交响，用高度凝练的文字构成了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成为了那个灾难的时代留给历史和将来的最为震撼灵魂的一篇杰作。

孙玉石：《鹰的姿态：牛汉的诗》，载《文艺争鸣》，2003（6）。

4。在中国，新诗的浪漫主义潮流，是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的。如卞之琳所曾指出，一是以郭沫若的《女神》为代表，追求力、宏大、热烈，追求通过自我去表现时代精神，诗风上更多接受惠特曼、雪莱的影响。另一则是“新月”这一派，如徐志摩、朱湘和20年代的冯至等，他们更侧重捕捉个人感情的震颤，表现内心情绪的复杂变化，诗风上相对趋于柔美。在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偏于浪漫风格的诗人，大体上也呈现这样的分野。追求力、宏大和热烈倾向的，发展为郭小川、贺敬之为代表的抒情诗。而倾向柔美、侧重“自我”内心感情揭示的这一分流，则由于一个时期诗歌创作对表现“自我”的否定，而受到极大压抑。这两种倾向，复杂地交错在蔡其矫的创作中。在一些篇幅较长的抒情诗中，他偏重于追求充满力度的时代精神的概括。而在另一部分作品中，则注意对内心感情震颤的表现。从他的发展状况看，后者逐渐成为他的主要倾向，也是他对于当代中国诗歌的主要贡献。

刘登翰：《中国诗坛的“蔡其矫现象”》，载《厦门文学》，2007（1）。

5。《悬崖边的树》以极其浓缩的笔墨，极为典型而鲜明地为曾经受难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画了像。有人将它称作是知识分子灵魂的活的雕塑，实在不算是过誉之词，一棵瘦弱的树，被特殊时代的季候风吹成了弯形，心灵遭到前所未有的扭曲和贱视，而它们只有痛苦地依附在这陡峭的悬崖峭壁上，随时都有可能消失于无情的深渊。然而这首诗并不满足于对知识分子命运的一般性描摹，而是以冷峻和检视历史风云的目光，通过象征的手段，将人们引向了一个更为空阔和深邃的思想、历史的空间，促使他们对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历史进行严肃的思索。这首诗探索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巨大的“旋力”和“回溯力”，不啻是诗人在历尽沧桑之后反省历史的最大思想收获。这位曾经长久挣扎于“悬崖边”的诗人，显然没有听任理想主义的热情去冲淡苦难，更不屑于学着鞭身教派的语调在赞美苦难，他从个人痛苦的心理郁积中走出之后流溢而出的深沉的激愤和忧郁，也已经不再只属于他个人的了，因为他已经将它熔铸在同时代人共有的心灵和情感里。

程光炜：《曾卓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6）。

6。黄翔的诗具有极为深阔的意境、恢宏的视野，当所有的人沉沦于宗教崇拜、暴力和流血的野蛮快感与末日的狂热之中的时候，黄翔是一个冷眼忧患、独居高台的呐喊者、歌哭者，他纵横上下、追索古今，放眼人类，表达了思想者高迈的情怀，标竖起一个光焰四射的启蒙思想者的形象——当然也是与鲁迅笔下的“狂人”相似的形象。在《火炬之歌》的题记中他写道，“我的诗是属于未来的，是属于未来的历史教科书的。”的确，黄翔的诗应视为一个时代为我们留下来的重要的理性与思想财富。他的诗言辞激烈，但思想却沉实、精确，充满历史感与人类情怀。

在60年代的民间性诗歌写作中，黄翔显然应视为是一个特例。对于更多的诗人而言，一是不可能达到如此的思想与精神高度；二是他们大都是政治的厌倦者——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因为厌倦了政治化、暴力化的社会生活，才走上了个人的精神探寻与漂泊之路，他们对时代的反抗或批判更多的不是直接的面对，而是躲避，他们通过“高度个人化”的思想方式而偏离于时代之外，以此间接地表达了对启蒙思想和精神理性的追寻与实践。事实上，黄翔本人诗中也透露出这种特征，他的更多的诗作实际上不像“火神系列”这样率直猛烈，许多抒情诗甚至还相当细腻、隐晦和婉约。

张清华：《黑夜深处的火光：六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启蒙主题》，载《当代作家评论》，2000（3）。

7。是他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个体性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人的尊严，恢复了诗的尊严……人性在现实中丧失了合法的生存权利，但在诗歌王国里，它却悄然诞生。郭路生的诗歌所反映的，就是这种复苏和觉醒。这种复苏和觉醒是初步的、肤浅的。虽然幻灭的痛苦已经击倒他们，但还固守着旧日的精神家园，编织着已然破碎的梦。大有“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气概，这种矛盾或者这种张力，使这种觉醒的感觉更加敏感。

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载《诗探索》，1994（4）。

8。不过，怀疑并非终极，其目的仍在于确立新的信仰，用以背弃以往的迷信。从小便接受了理想主义教育的那一代人，有着强烈的英雄意识。因此，唯物主义者的他们才能认为：“人死了，精神永远不沉默！”他们真诚地相信未来，因为“未来人们的眼睛”能够“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正是凭藉着这种坚定得近乎固执的信心，郭路生写出了令他名满天下的《相信未来》。

毋庸讳言，这首诗仍然有着50年代一度流行的政治抒情诗的烙印，它依然有着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以及“舍己为人”的思维定式。不过，它毕竟已显露了希望挣脱那种配合时事，图解政策的豪言壮语式的意愿，这可以从《相信未来》一诗中主体意识的加强得到证明，抒情主人公尽管以“未来”的“殉道者”自居，但已流露了较多的个体的感受与体验。正是这种保留了“自我”的作品，打动了那些伤感地舔吮自己布满全身的“创痕”的知识青年，感动和激励他们“在广阔的天地里”作为下去。

汪剑钊：《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148～149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9。他们的诗中，理想主义的影子已非常模糊，而代之以反叛与嘲讽；并且，随着这种信念的缺乏，他们摧毁了建国以来诗歌（包括食指诗歌）的整饬形式，打破了节奏、押韵，甚至语法规范，从而使诗变得晦涩、怪诞，以传达独特的内心感受及生命体验，更多呈现出一种现代主义的诗歌风貌。

中国新诗自发轫便带有一种感情过盛的“感伤情绪”。进入50年代后，感伤得到控制，代之以昂扬激奋，但主流诗学原则仍然推崇诗歌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十七年”诗歌（尤其是风行一时的朗诵诗）却又存在一种自身的悖论。一方面，诗中充满感情，甚至是夸张的**；另一方面，诗歌又被强加了某种意识形态化的理念。也就是说，这种感情并非“自然”流露，而是受控制、有预谋的设计。白洋淀诗歌抛弃了理念对感情的人为控制，同时，也不同于西方现代诗歌全然的“反理性主义”，而是在诗歌中融入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与感情抒发相融合，创作出更合乎中国知识者心态的诗歌样式。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对“十七年”诗歌规范的另一种阐释，一种反叛式的接纳。

李宪瑜：《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白洋淀诗群”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