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二节 创业史青春之歌及史诗类长篇小说（第2页）

6。不难看出，林道静始终都在寻找着自己的精神父亲。尽管也曾有人格误认的心理挫折，但从总体上来看，从余永泽到卢嘉川，再到江华，通过对这三个男性的选择、放弃、认同，林道静是一步一步地实现着心灵深处最初的隐秘诉求。当然最终的结果不无苦涩，因为愿望满足的背后是难以掩饰的心灵隐痛。林道静最终嫁给了一个理想化的父亲，而不是梦中情人。在她和江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爱情，林道静在很大程度上是陷进了父权崇拜的文化心理陷阱。值得指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女主人公林道静的人生心路立场可以被看做是现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包括作者杨沫）的人格演变历程的一个缩影或象征。在这个意义上，林道静的“恋父情结”不仅仅是属于她个人的，也不仅仅是属于作者杨沫所独有的，而是属于现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作家）所普遍具有的一种深层文化心理倾向。恋父情结的本质在于父权崇拜。正是对政治权威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面认同才导致了中国革命作家的自我丧失和精神沦陷。对于那些深陷“恋父情结”的革命作家而言，他们已经异化成了父亲精神的衍生物，而与自身的生命本能和自我意志相疏远。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他们在精神上已经被“阉割”了，其人格心理结构也就变得残缺不全，在这个意义上，林道静的女性身份也就具有某种文化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作家）群体的女性身份，这是遭到权威的政治文化父亲的精神阉割的结果。

李遇春：《“十七年”文学中文化“恋父”心理分析——以〈青春之歌〉、〈创业史〉和〈艳阳天〉为中心》，见吴秀明主编：《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300～301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泛读作品

梁斌：《红旗谱》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杜鹏程：《保卫延安》

吴强：《红日》

评论文献索引

朱寨。从对梁三老汉的评价看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实质。文学评论，1964（6）。

江晓天。也谈柳青和《创业史》。文学理论与批评，1990（1）。

刘克宽。超越政治视角的文化审视——重新解读《创业史》中梁三老汉形象。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

邱景华。创业史：新的小说类型。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2）。

鲁太光。被分成两半的农民——对《创业史》的重新解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2）。

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4）。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2）。

杨朴。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由《青春之歌》再评价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局限。上海文论，1989（2）。

钱振文。“难产”的《青春之歌》。南方文坛，2005（5）。

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拓展练习

1。关于《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形象，一直有多种不同的观点，结合评论摘要3，并参阅以下几种观点，谈谈自己对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

①作为一个优秀的基层干部，梁生宝的坚定的阶级立场、鲜明的政策观点和出色的组织才能，集中地表现了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中的先进分子的特点，他的一生，就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壮丽的一生。[3]

②梁生宝形象的艺术塑造也许可以说是“三多三不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三多”未必是弱点（有时还是长处），“三不足”却是艺术上的瑕疵。[4]

③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在这部小说里，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不是因为有了梁生宝，村里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浪潮。是梁生宝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受教育和成长的。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一个巨大的形象——党，批评者为什么始终没有看见它？[5]

④新时期以来，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发生了变化，有的批评家认为《创业史》是左倾政策的产物，没有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农村生活，因为以今天的观点看，梁生宝这位“创业英雄”实际上是个悲剧人物，他的“富必修”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而蛤蟆滩的“三大能人”姚士杰、郭世富、郭振山在今天又可能是“当代英雄”。[6]

2。重读《青春之歌》的人们，讨论的焦点常常不是主角林道静，而是配角余永泽。余永泽属于与整体相疏离的另一种个体生命形态。随着在思想解放大潮中自我的浮出水面，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余永泽固然没有参加革命，但他也没有反对革命啊；他固然没有关注时代风云，但他安心书斋从事整理国故、传承文化发展的历史链条，又何罪之有呢？没有林道静式的人物献身革命，革命不会成功；没有余永泽这样的知识分子献身文化学术，也没有文化学术今日的辉煌，也许我们应当承认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存在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个体的知识分子，则只能有一种选择：是做林道静，还是做余永泽?在当下，这尤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人生命题，请联系社会现实语境谈谈思考这个“选择”的必要性。

3。对于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郭开曾进行过如下评论：（1）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2）没有很好的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书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3）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末，她也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7]

从今天的立场角度看，这段评论的措辞与立场都显得非常“左”倾，但在当时类似这样的意见却对杨沫修改《青春之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后来许多评论者对《青春之歌》的修改本提出意见，认为这些修改是概念化的，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初版本的文学价值大于后来的两个修改本。但杨沫认为，修改后的《青春之歌》更贴近了生活的真实，并坚持不恢复初版本原貌。因此黄子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杨沫写作《青春之歌》绝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文学事件，而更是一个切己的政治事件，尤其是生活政治事件；《青春之歌》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作家向党递交的一份忏悔录、告白书，向党交心、掏心、表忠诚的思想汇报。请参阅评论摘要5，谈谈自己对这种现象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