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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从改革小说到主旋律小说（第2页）

金狗走出乡村进城当了报社的记者，他也真的用笔杆子实现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他关注农民的疾苦，深入调查利用内参的形式扳倒了弄虚作假坑害老百姓的东阳县委书记。他用自己的文章对“州深有限公司”背后的官权腐败做了大胆的揭露，甚至为此身陷囹圄，并差一点丢命。一种为民请命的职责和义务闪现在作为记者的金狗身上。他不屈于权势，利用自己记者的身份顽强的抗衡着田巩两大官僚势力。一股知识分子刚正不阿的气概在他的身上清晰展现。似乎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传统文化中文人清官的影子。

但是中国乡土知识分子特殊的身份在金狗身上依然得到了体现。金狗进城当了报社的记者，在回答别人自己从前的职业时，坚定地说是“农民”。连情人石华也在相处久了之后说他还像一个农民。甚至他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最无能的农民的儿子”。身为州城报社记者的金狗在都市岗位上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和文人价值，确证自己知识分子角色的时候，却对自己所拥有的乡土身份有着如此清醒的体认和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一体认更夹杂着对自我不乡村不都市又乡村又都市的尴尬身份的难以言说的酸楚。这其中更隐含着对自己无法摆脱乡村故土影子完全蜕变为都市知识分子的无奈和痛苦。

陈国恩、王俊：《中国乡土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浮躁〉〈废都〉〈高老庄〉的精神症候分析》，载《文艺研究》，2004（5）。

8。从《法撼汾西》《天网》《抉择》《十面埋伏》，一直到今天的《国家干部》，这些描写党群关系和各级政府官员作品的创作几乎都曾有过大量的采访。所以我常常说，我的小说是采访出来的，这在文学界引起很多争议。一般来说，更多的人都认为文学写作应该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才符合文学的创作规律。但我觉得作家可以有不同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方式，采访对我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对我这一类作品争议最多的问题，大概就是作品的“艺术性”，这好像成了我这一类作品的软肋。我觉得，现实题材的写作，如果要谈艺术性，关键要看他写的是什么。如果写的是个人的人生阅历和感受，写的是个人的生死爱恨、喜怒哀乐，那你在作品中尽可去展现你的这种艺术性。但也有另一类的作品，它面对的是广阔的现实，描写的是宏大场面，进行的是宏大叙事，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直面政治，直面改革，关注的是国计民生，忧患的是广大民众，这种作品与生俱来的就是一种粗粝而硬朗的风格，这种粗粝而硬朗的风格当然也是一种艺术风格，如果把这种作品换成刻意精雕细刻的艺术风格，很可能就会失去它的震撼力和穿透力。

张平：《狂犬吠日与杞人忧天——对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些思考》，载《时代文学》，2005（5）。

9。《抉择》是一部热切关注时代和社会的警世之作，是一部弘扬时代主旋律的优秀长篇小说。

市长李高成是作家在全书中着力刻画的人物。这个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是张平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独特发现，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突出贡献。李高成无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一个称得上时代脊梁的大写的人。他凭着自己的实干精神，在中阳纺织厂创造过历史上最发达、最繁荣、最兴盛、发展最快的时期；他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度过了中阳纺织厂因中美关系紧张而造成的困难阶段；他以自己的清正廉明，让老百姓感到亲切、给人一种信任感。

张平是一个情感型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直面社会现实生活，但绝非只是客观地冷漠地“零度创作”。作家以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独特感受和把握，将自己饱满的**灌注到具体生活事件和人物的描写之中，呈现出强烈而鲜明的思辨的理性色彩。

刘定恒：《一部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力作——评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2）。

10。读张平的小说，人们往往感到有一股驱动力推着你一口气读下去，拿起来就放不下，放下了还要再拿起来继续读完。这和作者善于写情节有很大的关系。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历史。有人说：“故事好编，细节难觅。”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细节很重要，情节也很重要。情节要靠细节来支撑，细节要靠情节来带动。没有生动的细节，情节就成了干巴巴的绳索；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细节就成了散落在盘子上的珠子。有人喜欢戏剧性很强的情节，有人喜欢比较散淡的情节。可以百花齐放，不能强求作家遵循哪一种。张平属于前者。他的风格是：开门见山，奇峰迭起，九曲回肠，大开大阖，善于在紧锣密鼓中把故事推向**。

作家、尤其是现代作家写人物，不仅要写他“做什么”“怎么做”，还要写他“想什么”“怎么想”。只有写出人物行为和思想的独特方式，揭示行为背后的社会动因、思想动因和心理活动，人物个性才能真正地凸现出来、丰满起来。张平作品和一般“情节小说”的区别，恰恰在于细节的丰满和人物心理描写的生动。

郑伯农：《论张平》，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5）。

11。自从“新现实主义冲击波”泛起之后，一批又一批以关注社会现实矛盾为叙事目标的长篇小说大量涌现，且不断地赢得社会短暂而巨大的反响。其代表性作品是：张平的《十面埋伏》《抉择》，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尽管这些小说的叙事重点各有不同，有的强调对社会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生存困境的揭示，包括底层平民因体制和观念的变更而引起的内心迷惘与欲望本能的挣扎，有的极力披露官场体系中各种丑陋不堪的游戏规则，展示权力结构中的相互倾轧与腐败。但是，它们体现出来的主体意识都是一致的，即作家们都试图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自己的叙事建立在一些社会生存的焦点现象之中，自觉地充当社会代言人的角色，从公众关注的现实命题中果断地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以直面现实的姿态来体现自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他们无疑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禀赋和艺术良知，至少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整个社会生存秩序与历史命运的真切关注。我却感到，无论是作家的叙事姿态，还是作品本身的艺术质量，就其知识分子的立场而言，都让人十分怀疑。

从表面上看，作家们满怀豪情地把叙事焦点对准当下的生存境遇，对准人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生活矛盾，力图以关怀的姿态来展示经济体制变更时期的严峻现实，展示国人在这场社会迁徙过程中的种种喜怒哀乐，揭示改革的阵痛与人们心灵伤痛之间的共振关系，其创作主体的内在立场似乎有着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心声。然而，如果真正地深入到这些文本之中，我们便会发现，这些长篇还只是停留在现实问题的表层状态上，要么只满足于对官场规则和游戏方式的猎奇式描述，要么只满足于对人性欲望的放纵式书写，要么只满足于官场人物在道德良知上的自我挣扎与堕落，既缺乏对权力背后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痼疾的深层挖掘，又缺乏对权力本身在现代社会体制中所造成的巨大历史伤害进行深远的思索，其批判的有效性和尖锐性都非常有限。……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根本看不到作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强烈的抗争姿态，更看不到他们面对如此沉重的现实所引起的内心焦灼与伤痛。

洪治纲：《陷阱中的写作——论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见林建法等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灵魂与灵魂的对话》，403～407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

泛读作品

张洁：《沉重的翅膀》

谌容：《人到中年》

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

路遥：《平凡的世界》

周梅森：《人间正道》

张平：《国家干部》

评论文献索引

杨曾宪。怪圈中的改革文学。当代文坛，1988（2）。

彭子良。改革文学：从**的宣泄走向冷静的审视。文艺评论，1988（5）。

姜静楠。“改革文学”的现状与出路。小说评论，1991（5）。

张达。改革题材文学二十年。山东文学。1999（11）。

时汉人。高晓声和“鲁迅风”。文学评论，1984（1）。

王尧。“陈奂生战术”：高晓声的创造与缺失。小说评论，1996（1）。

段崇轩。在精英、农民与智者之间——高晓声小说创作论。文学评论，2007（5）。

杨立元。至生至世为老百姓而写作——论张平创作的审美趋向。河北学刊，2002（3）。

桑宁霞。文学走出尴尬——张平成功启示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3）。

陈晓明。极端境遇与“新人民性”——论张平小说的艺术与思想特征。时代文学，2005（5）。

阎秋霞。“张平文学”的当代价值。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3）。

拓展练习

1。张平的小说《抉择》在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又被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之后，不仅没有获得学界“精英圈子”的广泛认同，反而招致了一些私底下的议论，说“张平拿了茅盾文学奖真是太勉强了，如若光混个‘人民作家’当当，或许还算说得过去”，不仅如此，在研究领域，“对张平这种公开的或者私地里的讥讽已经代表了一种倾向。”即“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我们的文学和艺术一夜之间就掉进了象牙塔，只有让那些喝着啤酒，嘬着咖啡，神吹海聊貌似学贯中西实则一肚子稻草的侃爷们接受才是阳春白雪，而一沾了人民或者老百姓的边儿就‘咕咚’一声跌进了地沟，就成了下里巴人，就上不了大台面儿了。优秀作品的标准早就溜得无影无踪，一切都那么随心所欲。”[12]事实上，尽管张平的小说屡屡获奖，且发行量大都在二十万册以上，位于“畅销书”之列，他的文学观、创作目的以及他作品的“文学性”，在得到许多读者认可以及市场承认的同时，在文学圈内，特别是评论家笔下却没有受到相应的评价和重视，请选择张平的两部小说进行阅读，并查阅评论文献索引中的相关论文，简单归纳张平小说的特点以及你对作品的评价，思考评论界出现的这种背离现象原因何在。

2。《人到中年》发表之后，其中的主人公陆文婷被作为知识分子“忍辱负重”的楷模而受到了社会一致的好评，然而，吴炫在他的《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中则认为“陆文婷的忍辱负重因为蕴含奴性，因而也就有不健康性”。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评价的差异，你觉得哪一种人格更应该值得我们尊重和赞赏？

3。张炜是对当代社会现实有独特思考的作家，他的强烈的道德关怀精神以及由此出发的对现实的质疑和批判常常引来众多的争议。从1993年以后，张炜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变得更加尖锐触目，他对剧烈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忧虑充斥于这一时期他的所有文字中。《九月寓言》及其后一系列作品当中按捺不住的忧愤，对工业文明的疑虑，对道德理想的高调宣扬，使原本显得低调沉默的张炜一跃成为知识界、文化界的焦点人物。对张炜的这一“转变”，批评界看法不一。誉之者称其对精神理想的坚守浸透着深厚的人文关怀，毁之者则认为张炜的“道德重建”的**以及他对当下现实的质疑和批判，在根本上是“反现代性”的，是站在“守旧”“没落”的农业文化立场上对现代文明发展的“诅咒”，有着民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精神影子。[13]而张炜则在他的小说《芦青河告诉我》的后记中说：“我厌恶嘈杂、肮脏、黑暗，就抒写宁静、美好、光明；我仇恨龌龊、阴险、卑劣，就赞颂纯洁、善良、崇高。我描写着芦青河两岸的那种古朴和宁静，心中却从来没有宁静过。”请你查阅相关评论，谈谈在当下的语境之中，如何重读《古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