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二节 伤痕与反思（第1页）

第二节“伤痕”与“反思”

内容提要

“**”结束伊始，对“**”灾难的控诉，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潮，这就是“伤痕文学”的出现，其代表作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竹林的《生活的路》等，随着对“**”灾难的控诉，很自然地引申到对其之所以如此的历史渊源的反思上，于是有了“反思文学”，其代表作有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蝴蝶》《活动变人形》、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冯骥才《啊！》《铺花的歧路》、古华的《芙蓉镇》、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主干作品，其创作特点有四：第一，多是从社会现象、社会事件这一层面如“**”、大跃进、反右运动等，对“**”及这之前的历史进行控诉、反思，从中可以见出工农兵文学重在对社会、历史进行反映的创作特点。第二，但其控诉、反思的主题，却着眼于以“革命文化”形式出现的封建传统文化，如何在神圣的名义下“吃人”，这种“吃人”，既体现在人的悲惨命运上，更体现在对人的精神、心灵、情感的毒害与对人性的禁锢上，这就与“五四”的启蒙精神遥相呼应，而对权力对人的异化的揭示与反思，则是这一时期启蒙精神超越于“五四”之处。第三，在作这种控诉、反思时，作者们都将主人公所受到的苦难给以政治上道德上的神圣化，都用道德担当替代了历史担当，并因此赋予无意义的苦难以意义，也因此摈弃了在无意义的生命奉献中，生命的破碎感、生命境遇的荒诞感。第四，他们都在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中，对下层民众给予了赞颂与美化。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主干作品的“第一小提琴手”自然非王蒙等“五七族作家”而无人能担纲，但“知青作家群”在这其中的创作轨迹、形态也颇有特色：他们多以自己在农村的插队生活为创作底色，最初是对插队生活的诅咒，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竹林的《生活的路》，继而是对插队生活的辩证的肯定，如叶辛的《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青人》，然后就是试图为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插队生活赋予价值的努力：一个向度是对知青精神的赞扬，如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一个向度是充满温馨的对知青在乡下生活的重新审视，如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孔捷生的《南方的岸》、张承志的《绿夜》等。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戴厚英的《人啊人》、赵振开的《波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等，重在从思想、精神、情感上，对现实及历史所造成的愚昧、蒙蔽进行启蒙、去弊，由于其思想、情感的异端性，所以，在其时，每每引发激烈的争议，但也因此而具备了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大潮过后出现的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等，其反思的层面，完全超越了对社会事件、对人品的评价，而深入到了历史必然规律与人的命运之间的联系的层面，标志着反思的实质性的深入。

教学建议

1。分析《班主任》中张俊石、宋宝琦、谢惠敏这三个人物形象，谈谈你对摘要1的理解。另外，有论者指出小说《伤痕》“被写入史册不仅取决于其意识形态功效，还预示了文学回归自身的艰难起步，体现出文学的‘人学’承担与审美特性”。[8]在当今的语境之下，重读《伤痕》，与《班主任》相比较，你会作何评价？

2。参阅评论摘要2、3，分析《活动变人形》中的主人公倪吾诚这一经典形象的文化意义。

3。在拓展练习中选择两个问题，进行课堂讨论。

4。阅读相关文书，体会评论摘要4、5、6、7的评论观点，拓展文学审美的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的特征。

精读作品

刘心武：《班主任》

卢新华：《伤痕》

冯骥才：《啊！》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王蒙：《活动变人形》

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

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张承志：《绿夜》

评论摘要

1。之所以把《班主任》看作一个“超文学”文本，是因为我觉得它首先是属于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文本，其次才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作品。在思想意义上，《班主任》称得上是一个时代性的大文本，其预言性、革命性的价值无法跨越；在文学史意义上，《班主任》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应时而生的普通文本，其文学价值并未超出“伤痕文学”的其他作品。从思想意义上来考察《班主任》，我们发现对于文化专制主义和封建愚民政策的批判，对于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呼唤，对于个性主义和人的灵魂的关切，对于“左”倾思潮和人性异化的忧患，这些影响和决定中国新时期思想史进程的重要片段几乎都可以在这个文本中找到其线索和痕迹。这也决定了《班主任》在话语模式和艺术模式上显而易见的“思想文本”特征。换句话说，在这个文本中，作家的“思想”和“观念”才是真正的“主体”，其他因素只是为更好的表达其“思想”服务的。小说采取的是典型的“问题小说”模式，故事极其简单，因为小流氓宋宝琦要转校，团支书谢惠敏和其他同学之间产生了一些分歧和矛盾，班主任张俊石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即“四人帮”的流毒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严重内伤。整个故事都是在张老师的主观视角内展开的，自然故事情节的发展也都是为他的“问题”服务、铺垫的。在小说中宋宝琦和谢惠敏是两个不同类型的受害者，他们都是“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的牺牲品。

我们不否认这两个人物某种程度上的典型意义，但实际上它们更是两个具有寓言性的“思想符号”，前者指证的是“四人帮”毒害青少年的“外伤”，后者指证的是“四人帮”毒害青少年的“内伤”，在对他们的刻画中基本上没有“感性”的描写，而是充斥着理性的分析、叙述。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理念和思想化的人物与艺术性人物的根本差别，前者往往是作家“思想”的“工具”，它完全被作家操纵与控制，人物形象不具有任何感性审美内涵，只有借助于作家为之抽象的“思想”才能立足；后者则以人物丰富的感性审美内涵为终极，甚至作家本人也无法决定人物的形态和命运。而在《班主任》中，作家对两个符号性人物的刻画，其实只不过是对他们的一种“思想”和“思考”，通过这种对比性的思考，小说自然而然地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这呼声与鲁迅世纪初“救救孩子”的呐喊遥相呼应，预示着“五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在新时期的重新复活。

而当我们充分确证了《班主任》作为一个思想史文本的价值之后，其作为一个文学史文本的价值其实已经不是很重要了，作为一个小说文本，其急切的话语姿态、粗糙的艺术形态、观念化的叙事风格、思想报告性的文体都决定了其无可讳言的“过渡性”特征。

吴义勤：《〈班主任〉：一个“超文学”的文本》，载《创作评谭》，1998（3）。

2。这部小说的原名是《报应》，后来改成《活动变人形》，这两个名字都泄露了王蒙假托文化历史而追求的当代意义。关于什么是报应，报应是什么，我想应该引进“活动变人形”的概念加以参照。活动变人形是个日本玩具，“它像一本书，全是画，头、上身、下身三部分，都可以独立翻动，这样排列组合，可以组成无数个不同的人形图案”。然而在另一处，作家通过小说里一个人物之口说：每个人都由三部分组成的：他的心灵，他的欲望和愿望，他的幻想、理想、追求、希望，这些是他的头；他的知识，他的本领，他的资本，他的成就，他的行为、行动、做人行事，这些都是他的身；他的环境，他的地位，他站在什么样的一块地面上，这些是他的腿。这三者如能和谐、能大致调和、或者能彼此相容，那人就能活着……“活动变人形”就是三者不和谐、不调和、甚至不相容的象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整整一百年里始终挣扎在这三者分离的痛苦之中……这部小说不但揭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可怕，也反省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激进传统与后来的乌托邦之所以流行中国的精神联系。一面两刃，我以为即使在今天弥漫京华的国学热以及对“五四”知识分子传统的反省的，也不曾有几人能达到小说家王蒙在1986年思考这个问题的深度。

陈思和：《关于乌托邦语言的一点随想》，载《文艺争鸣》，1994（2）。

3。《活动变人形》是王蒙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小说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剖析仍然紧紧围绕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展开。主人公倪吾诚蹉跎一生、一事无成的遭遇，就在于他始终生活在幻想里，而对现实却始终格格不入，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正确的定位。他留学欧美，对西方文明充满向往，对传统陋习厌恶之极。然而他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只是皮毛。他热爱科学，但也仅仅局限于为孩子买鱼肝油和寒暑表，嘱咐孩子刷牙洗澡上。他生活在“应该”里，但却没有行动的能力。他甚至不能改变自己同三个女人的关系。四十多岁的他还认为自己的百分之九十五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七十多岁了仍认为自己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倪吾诚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相当有代表性地表现出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在西方文明与传统文明夹缝中的处境，表现出那些沉湎于幻想而行动无能的知识分子人生，从而对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的空幻性给予必要的反讽。

郭宝亮：《论王蒙的文化心态及其传统认同》，载《文学评论》，2004（2）。

4。在新时期初期，张贤亮在文坛可谓频频亮相，大红大紫……但变来变去也不过一个“问题”——政治与性。80年代中期，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敏感地带，由于各种社会矛盾还没有展开，包括“性”这样的领域仍处在神秘和急于探索的状态，这就为胆大心细的张贤亮准备了长袖独舞的阔大舞台。中篇小说《绿化树》谈的是“吃”的问题，略为吃饱之后即要急不可耐地直奔“性”的主题。刚开始时，是“饥饿”拉动了小说的叙述：章永璘正处在饥饿的人生阶段，马缨花对于他还不是一个女人，她代表的是温饱，是吃的满足，但是，一旦这个人生“问题”暂时得到解决，马缨花便在章永璘眼里顿然凸现出了女人本色和性别特征。也就是说，他要超越“吃”的阶段，超越先前只是提供他吃饭的缨花，而直奔那一个主题了。再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同样是一部颇有争议的作品。它之所以引起巨大的反响，除了作品大胆地（也许首次在当代严肃文学中）探索了性的问题之外，还由于它为读者提供了另一个阅读视角——人只有在不断的创造中才能获得新生。于是，作者用“卢梭式的忏悔”直白地描述了一个精神和肉体都出现“**”的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展现了灵与肉的搏斗，**裸地展现了人的潜意识。的确，张贤亮大胆挑战和颠覆了一个对于当时中国人来说还处于遮蔽和蒙昧状态的文学命题。他当时皱着眉头思考哲理问题的创作姿态，还真为作品包装了一道“严肃”的光晕，唬住了不少读者。然而，作者“思考”的“问题”的确肤浅，他越用心营造就越显示出他的才华仍然不过是停留在“性”的领域。由于他的思考没有根底，没有真正的思想底蕴，因而暴露出他终究还是一个“问题”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