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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人生派写实小说（第1页）

第四节人生派写实小说

内容提要

文学研究会在它的成立宣言中强调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后起的创造社打出“为艺术”的旗帜与文学研究会抗衡，历来人们便将文学研究会称为“人生派”或“为人生”的一派。尽管文学研究会是一个非流派的作家同业公会性质的团体，而“为人生”的概念也远不能作为一个艺术概念指称文学研究会的整体特征；但是，在文学研究会作家中，有比较多的作家的确是带着对人生与社会问题的现实关注进行写作的。将人生写实小说推向深入的主要作家有叶绍钧。他的短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校长》《城中》等，以中小学教员为描写对象的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些小说一方面以不留情面的冷隽剖析处于“温饱”阶层的小知识分子卑琐而无奈的灰色人生；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的黑暗政治和社会混乱是教育处于委琐状态的根本原因。《倪焕之》是他仅有的长篇小说，却是新文学早期最成熟的长篇小说之一。叶绍钧的小说冷峻、朴素、谨严，体现着典型的现实主义特征。另有许地山、王统照等的创作。

教学建议

1。许地山前期作品的宗教氛围相当浓厚，有评论称为“以佛眼看世界”。结合评论摘要及索引文章分组讨论，发表各自的看法。

2。就叶绍钧《潘先生在难中》，写一份一课时的教案。

3。精读作品，掌握本时期短篇小说从结构、人物、叙述角度与技巧等方面向“现代化”转换的表现。

精读作品

叶绍钧：《潘先生在难中》《多收了三五斗》

许地山：《缀网劳蛛》《春桃》

王统照：《山雨》

评论摘要

1。这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刊于1925年1月《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号，是作者打破以往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展示知识分子灰色心理的作法，而在一个动**的时世中淋漓尽致地揭示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灵的力作。小学教员潘先生闻说军阀开战，携妻带子匆惶逃往上海。又担心教育局长斥他临难脱逃、玩忽职守，只身返回故乡。处处风声鹤唳，他便到外国人办的红十字会领取会旗、会徽，挂在家门上、胸襟上。这还觉得不保险，一听战事危急，就慌忙躲进红十字会的红房子里。战事停息后，人们推举他书写欢迎凯旋军阀的彩牌坊条幅，他大书“功高岳牧”“威镇东南”“德隆恩溥”，终觉违心，眼前闪出拉伕、开炮、烧房屋、**妇女和菜色男女、腐烂尸体的残酷镜头。小说固然从一个“小人物”的仓皇逃难中反映江浙军阀战争的荼毒生灵，但这些已退居背景的地位了，它更为重要的成就是极为充分地剖示了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委琐自私的灵魂。潘先生的灵魂内核是利己主义，他逃而复归，归而营窟，甚至他在战争初息便为军阀歌功颂德，无不是为了身家性命，象征地说，是为了他逃难挤火车时排成长蛇阵的一只黑漆皮箱和老少四口的苟且安全。小说把战祸和逃难者的心理浑然一体地交织起来，不是孤立地写逃难，也不是静止地写心理，而是随战讯的张弛，写人物的心波百折，从而深刻地展示了一个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仓皇、犹豫、动摇、**的诸多心理侧面。

杨义：《真诚的人生派作家》，载《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3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评论者多把叶绍钧小说的主要创作对象概括为“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我认为用“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与内心世界”概括更为准确。除了极个别篇目，叶绍钧小说很少写英雄或巨奸，他笔下的人物多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甚至是处于社会最边缘的被人忽视、被人遗忘了的人物。叶绍钧与鲁迅同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但二人的关注焦点不同，创作对象有明显差异：鲁迅往往从普通民众身上看到国民精神的共性，并且以独有的历史意识审视批判民族传统文化（这种历史意识并非茅盾所谓小说要表现“时代性”的意识，茅盾所谓“时代性”强调作品要写出历史发展带来的“变”，鲁迅则侧重表现从表面的“变”中看出的“不变”、循环），而在叶绍钧小说中，“民族”“国民性”“历史”“时代”并非关键词。叶绍钧一般不写像鲁迅笔下的狂人、疯子、孔乙己、阿Q之类精神反常举止怪异的人，他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常态生活。与其他“人生派”作家不同，叶绍钧即使写社会最底层人物，也不着意渲染“血和泪”，而只是通过日常生活展示其生存状态，表现其喜怒哀乐、内心欲求。20年代写童养媳的小说不少，有的作品（例如曹石清的《兰顺之死》）极力描写童养媳所受的令人发指的虐待残害。叶绍钧的《阿凤》写的也是一个童养媳，而且是佣妇家的童养媳，她常受婆婆杨家娘的打骂，但杨家娘骂阿凤时“态度很平易，说过之后便若无其事”，打阿凤时是“很顺手地打到阿凤头上”，在阿凤，“受骂受打同吃喝睡觉一样地平常”，被打后不久脸上便又会现出笑容。作者这样写不是为批判阿凤阿Q似的麻木，而是为肯定卑微人物对于“生趣”“愉快”与“爱”的渴求。作者在与《阿凤》同年写成的论文《文艺谈》中声称：“我每篇小说的作成是受了事实的启示，没有事实我就不想做小说。”我相信这篇小说不是虚幻的产物，而是他实际观察到的一种生存状态的记录。作于1926年的《夏夜》，主人公是一个码头上的搬运夫，他每天像牲口一样干着重体力活，夏夜收工后在粥摊喝完粥便睡在菜市场外的水泥地上。这样的题材，在当时其他作家可能写成“血与泪”，其后的“普罗文学”又会写成阶级斗争。但叶绍钧写的却是他干活时的情状与感觉，写他收工后有意地与卖粥的青年女子搭讪，写他喝完粥后如何去找地方睡觉，又如何在梦中化为船上的茶房，与一个人力车夫争那卖粥女子做老婆。若不是从展示一种生存状态的角度理解，这篇小说的题旨就很难把握。展示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揭示其内心世界，其实也正是为了引起读者对他人的关注，特别是对那些被社会忽略或歧视的人的关注，激发读者的同情心，把一切人当人看，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加深相互理解。这样的作品，即使在今天也不过时，即使是外国读者看了也会产生共鸣。

阎浩岗：《重新认识叶绍钧小说的文学史地位》，载《文学评论》，2003（4）。

3。许地山的作品从《命命鸟》到《枯杨生花》，在“人生观”这一点上来说，是那时候独树一帜的。他的题材也是独树一帜的。他不像冰心、叶绍钧、王统照他们似的憧憬着“美”和“爱”的理想的和谐的天国，更不像庐隐那样苦闷彷徨焦灼，他是脚踏实地的。他在他每一篇作品里，都试要放进一个他所认为合理的人生观。他并不建造什么理想的象牙塔。他有点怀疑人生的终极意义，然而他不悲观，他也不赞成空想；他在《缀网劳蛛》里写了一个“不相信自己这样的命运不甚好，也不相信史夫人用命定论的解释来安慰她，就可以使她满足”的女子尚洁，然而这尚洁并不是麻木的，她有她的人生观，她说：“我就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

这便是落华生的人生观。他这人生观是二重性的。一方面是积极的昂扬意识的表征（这是“五四”初期的）；另一方面却又是消极的退隐的意识（这是他创作当时普遍于知识界的）。他这形式上的二重性，也可以跟他“思想上的二重性”一同来解答。浪漫主义的成分是昂扬的积极的“五四”初期的市民意识的产物，而写实主义的成分则是“五四”的风暴过后觉得依然满眼是平凡灰色的迷惘心理的产物。

吴福辉：《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1928—1937），3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再回到《缀网劳蛛》。尚洁不爱财产，不求闻达，不怕别人讥讽嘲弄，也不求人理解怜恤。丈夫抛弃她，她平静地搬走；丈夫忏悔，她平静地搬回来。一切都顺其自然，不喜不怒。表面看来是逆来顺受的弱者，实际上却是达天知命的强者。人生就如入海采珠一样，能得什么，不得而知，但每天都得入海一遭。人生又如蜘蛛结网一样，难得网不破，但照结不误，破了再补。有一股前路茫茫的怅惘和无法排遣的悲哀，但主调是积极入世的。对照同时期的散文《海》，不难明白这一点。借用佛家思想，没有导向现实人生的否定，而是通过平衡心灵，净化情感，进一步强化生存的意志和行动的欲望，这是许地山小说奉献的带宗教色彩的生活哲理。

哲理小说以融合哲学和诗学为目标，这就必然产生一个矛盾：论形象性、情感性它不如纯文学，论思辨性、精确性它不如纯哲学。它的长处不在于哲学的通俗化或文学的抽象化，而在于借助诗的语言和情感的潮汐，表达人类对世界的永恒探索和对知识的不懈追求的决心和热望。很难设想，哲理小说能为当代人或后代人提供多少值得奉为圭臬的新的生活哲理。很多人对于哲理小说的偏爱，并非想从中获得什么立身处世之道，而是惊叹作家居然能把如此熟悉的哲理表达得如此生动！同样的，许地山的哲理小说长处不在于思辨的精确，而在于情感的真诚。用诗的语言来描述诗的意境，从中透出一点朦胧的哲理，便于读者去感受，去领味，去再创造。因此，显得空泛深邃。可惜，长期的书斋生活，严重限制了许地山的视野。他对自我情感体验深，对人生体验浅。当他刻画淳朴热情的人物性格时，他是成功的；可当他描绘纷纭复杂的社会人生时，则显得十分笨拙。而小说宣扬的有所为的“无为”、有所争的“不争”，作为保持心理平衡的个人修养，不无可取之处；但作为处世之道，则十分危险，很容易成为懦夫、奴才的遁词，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激化的历史时期。

陈平原：《许地山：饮过恒河圣水的奇人》，见曾小逸编：《面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作家》，10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5。许地山虽信奉“生本不乐”，主张对世间一切采取“避”和“顺”的态度，但他始终没有把笔下的悲剧人物写得颓废消沉，更多的是写出笔下人物在认同命运之后的旷达与坚韧，写出他们是怎样以坚韧的态度来对待现实人生的。许地山在作品中所宣喻的对社会人生的宗教式透悟，能使人们从种种生的重压中解脱出来，始终保持住精神上的平衡，是在人面对生之悲剧时，给人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通过从另一视角对现实境遇的重新阐释，使原本可能产生的痛楚与压力在不知不觉中走向消解，使不幸的人生反而多出了一份诗意与潇洒。

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在一定程度上也给许地山的小说带来了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教情结导致许地山的小说作品只可远望，不可近观。许地山小说取宗教视角体察社会人生，一定程度上远离了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心话语，成为一种边缘文学，特别是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时代，这样的文学作品是难以惹人注目的，只有在远离了刀光剑影的太平盛世，这样的文学作品因满蕴着对人生的某种透悟才颇能拨动人心，获得读者的喜爱。这就是许地山的小说在当年何以不能走向中心而在当今却颇获好评的奥妙之所在；二是许地山的小说一味强调“避”和“顺”，反复宣喻乐天知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思想，泯灭了是非荣辱的界限和区别，是一剂精神鸦片，极易消沉人的意志，使人不敢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短期而言能有助于人的精神平衡，但从长远而言，则无疑是贻害无穷。

朱庆华：《许地山小说宗教情结综论》，载《广西社会科学》，2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