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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异质中短篇小说（第1页）

第四节“异质”中短篇小说

内容提要

在工农兵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由文学外在、内在矛盾及发展规律所决定，工农兵文学中不断地出现一些与工农兵文学主潮美学品格相异的作品，这些作品的问世，显示了对工农兵文学外在、内在矛盾进行调节的努力，对其的批判或冷遇，则表明了对这种调节的拒绝。其代表作如下：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写出了中国革命在最初进入现代化经济建设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之间的二律悖反关系中人的价值困惑及试图解决二者矛盾的天真愿望。

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初雪》延续了“七月派”重在写人的内心精神世界的传统，写出了战争时代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与美好，人性与战争之间的复杂关系。

20世纪60年代初的历史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的作者几乎全都是“五四”、30年代的作家，代表作有冯至的《白发生黑丝》、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师陀的《西门豹的遭遇》、徐懋庸的《鸡肋》等。这些作品大多写的是知识分子在政治历史中的命运，其作者的价值观念来源于“五四”时代的思想资源，来自于他们的人生经历人生经验，因之，这些作品体现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17年中的人生境遇和思想境遇。

1956年百花时代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写在新的社会形态、社会矛盾中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人生、生命价值选择的困惑，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等；一类是写情爱形态的丰富性，情爱与社会历史的相互纠缠，如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丰村的《美丽》等。

茹志鹃的《百合花》则站在个体生命的价值立场上，对社会、历史消损个体生命的合理性提出了充满内在力度的质询，刘真的《长长的流水》《英雄的故事》着重以战争为背景，叙写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人性的美好，韦君宜的《月夜清歌》写了生命的社会价值与生命的个体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并倾向于后者。

方纪的《来访者》、刘澍德的《回家》、康濯的《水滴石穿》也是颇为值得重视的作品。

总的说来，在将社会、历史价值看得高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工农兵文学主潮中，上述作品的特点都在于，他们对社会、历史中的个体生命，给予了根本性的或者是较多的关注，因此有了与工农兵文学主潮迥然不同的异质性。

教学建议

1。选择两到三篇精读作品，结合相关评论，进行文本分析，说明这些作品至今的文学魅力来自何处？作品本身的时代局限性体现在何处？

2。在拓展练习中选择一个问题，在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组讨论。

精读作品

路翎：《洼地上的“战役”》

宗璞：《红豆》

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陈翔鹤：《陶渊明写挽歌》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

茹志鹃：《百合花》

评论摘要

1。《洼地上的“战役”》展示出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战争破坏了和平，而让人陷入破灭、绝望、颓废的深渊之中。相反，英雄和人民那乐观、坚定、必胜的情绪给人希望、给人信心。这里也写到了牺牲、死亡，但没有渲染恐怖和血腥，给人的是崇高、豪迈、力量和必胜的信心。应该说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处理是适当的。纪律与爱情的矛盾也是这样。路翎并没有把纪律对立起来，而是让二者合理地发生冲突。这种交叉混沌状态作者如实写来，极大地尊重了艺术的现实主义原则，提高了作品的艺术含量和审美品位。

路翎的艺术笔触是细腻老到的，尤其表现在对爱情的描写上。首先是准确地给人物定位，其身份地位、思想气质、意识境界已经决定了他必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金圣姬是可爱的年轻姑娘、无拘无束，又正值谈婚论嫁的年龄，心灵自由开放，又不懂军队的纪律，所以才会那么一往情深地追求王应洪。在她那里的理由非常简单，爱一个好小伙是天经地义的，只要她愿意。所以，她才会为自己找到爱而陶醉，才会为王应洪的不接受而痛苦，而且对王应洪为什么不接受也搞不懂，也才会沉浸在自己的感情追求中义无反顾。王应洪是军营中的战士，又极其淳朴和单纯。因为其单纯，才会对爱情那么懵懂、迟钝。因为是战士才会为纪律去拒绝爱情。但毕竟是血肉男儿，才会拒绝之后又痛苦和不安，才会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愁丝和矛盾。至于最后的牺牲，是可能的，也是合乎情理的。王顺是过来人，有人生阅历，又是富有人情味的军队基层领导。他的角色决定了会对金圣姬的感情动向那么警觉，对自己的战士王应洪陷入感情的麻烦中时，又是阻止又是帮忙，那种两难的情状也入情入理。合适的人物定位为情节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王应洪和金圣姬的爱情由于“不可能实现”，所以，作者写得十分克制又势不可挡，显得十分有张力，紧紧扣动读者的心弦。这得力于作者的叙事技巧。全文取第三人称叙述，但王、金爱情不是通过作者直接讲给我们读者。路翎巧妙地借了一只眼睛，通过这只眼睛的看，来告诉我们读者，这只眼睛就是王顺的眼睛。借作品中人物的眼睛，避免了传统的全知视角，增加了限制，也增加了合理性，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现实主义的充分性。除了王顺这只眼睛，小说还设置了一个隐在的讲述者，以描写的方式，从人物细腻的心理、行为、动作、生活细节等处入手，生动地再现了故事主人公微妙的情绪及其变化。作品表现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和可贵的艺术探索精神。

《洼地上的“战役”》并没有背离符合时代趣味的“宏大叙事”。写了“抗美援朝”，写了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取材、主题都是“宏大”的，是符合当时官方主流意识的需要的。但是它和那些机械地配合“政策”、图解政治、为了政治而伤害艺术的浅薄之作不同，它达到了政治与艺术完美的统一。

刘景荣：《〈洼地上的“战役”〉给我们什么启示》，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2。百花时代，知识分子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自我意识开始复苏，“百花文学”作品中的许多作品，像《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悬崖上》《西苑草》《红豆》《爱情》等都以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探讨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情感世界。这些作品叙事态度的变化还突出表现在双重视角的运用方面。《在悬崖上》除了作品中的主人公（“我”）外还有一个听者。“我”讲述的是自己浪子回头的情感经历，听者在暗自评判着这段婚外情，提出自己的疑问。主人公“我”讲到自己去追妻子便结束了故事。作为一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它是接近了尾声：妻子和“我”的团圆是显而易见了。但听者却不禁问道：“回来以后又怎么样?”“我”的讲述确实存在着漏洞：“我”回到妻子身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对妻子有着内疚、有着感激，但“我”对妻子的爱情到底在哪儿呢?就像老作家张天翼所说的，“假如加丽亚不拒绝呢?假如她答允他的求婚，那以后会怎么样呢?”“我”的叙述在这方面确实是一个空白，这造成了文本的裂缝，而听者（或者说是作者）对他们未来的幸福显然是不信任的，作者并没有迷失在“我”的叙述中。这是作者主体意识的一次张扬，作者穿过文本的缝隙透露了他对人物命运的思考：“我”在外界环境的一次次挤压下逐渐丧失了自我，“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下，我清醒了过来，看到前边已是机关的大门了。看到这个大门，我更加清楚的明白了今天发生的一切。”“大门”这一隐喻性修辞诉说了“我”对被关在了集体大门外的恐慌。“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时，他便觉得孑然孤立而面对着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这时，便产生了想要放弃其个人独立的冲动，想把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藉以克服孤独及无权力的感受。”更何况这曾是一个视个性、自我为资产阶级的洪水猛兽而坚决不容的高度政治一体化的社会，长期生活在这种氛围中的人们已有了依附的惯性，他们不可能拥有真正属于个人的快乐。对他们来说个体的幸福只是一种虚妄。

王文胜：《突不出的重围——在与“解冻文学”比较中反思“百花文学”》，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

3。与注重情节和传奇性的小说不同，《陶渊明写〈挽歌〉》重视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作家对其中所包含的复杂的哲学与文化因素的探求。作品没具体写陶渊明如何与官场的丑陋与黑暗抗争，也没渲染其中可能出现的曲折而复杂的情节，就小说而言，可以说作者并不强调小说的故事性，而更看重的是，以一种清晰的现代逻辑，将诗人思绪中朴素而深邃的哲理内涵展示出来。小说不仅要再现一个正直的古代文人的为人之道，还将展示其中的文化哲学基础……

与历史上诗人晚年的境遇相比，小说家赋予心爱的人物以较好的归宿。历史人物与现实理想也便在这里相遇了。鲁迅说他当年写《故事新编》是因为“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对历史生发的“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因此，作品的现实诱因与历史掌故只一步之遥：先是激发了小说家对历史的回想，而由他叙述的历史中，又倒映着自我的现实感触。虽不能简单地说《陶渊明写〈挽歌〉》就是对“大跃进”时代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的“影射”，但作品描写诗人对大法师专喜欢“装腔作势”，拿“大道理来唬人”的憎恶，对官场中“侍宴啦，陪乘啦，应诏赋诗，俗务萦心，患得患失”的不屑，对寒门素士在社会遇到的冷遇的不平，从一定角度也可说是作者出于现实生活的刺激而转向对历史的诉求，通过文学和历史来宣泄他对社会上那种“上有好之，下必甚焉”的恶劣风气的不满，对生活境遇的不平之气，因为小说能勾起人们对现实与历史无尽的遐想。

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216～21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我们夫妇之间》鲜明地表现了革命者从农村、山区到达城市之后所面临的生存困惑，对于男主人公而言，他所面对的是既有城市经验的复活，对于女主人公而言，她面对的是如何适应新环境中的日常生活规则，总起来看，则是发源于乡村的革命如何面对现代化的城市问题。

从《我们夫妇之间》所引出的更深一步的话题是，现代性对于日常生活的改造在什么意义上从它合理的出发点走向了荒谬的终点的呢？说现代性对日常生活的改造存在出发的合理性是因为，纵观业已完成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与其思想启蒙运动相对的是无不经历过深刻的日常生活批判性重建。正是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建构过程中，日常生活所经历的这种批判重建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相契合，才深刻地改造着传统生活基因，重新塑造着人的生存方式或生活的样式，实现了人由传统农业文明的自在自发的日常主体向现代化的自由自在的非日常主体的转变。如果没有这种日常生活的批判重塑与传统生活样式的转型，很难想象现代工业社会能够确立其如此发达的现代文明。因此，日常生活的批判是必要的，不管它遭受多大的挫折和困境。

蓝爱国：《解构十七年》之《导言：阅读及其理论：十七年文学的阅读视角与文化视点》，13～1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在知识分子的启蒙视野中，“乡村”所传达给作家的情感价值，要远比“城市”丰富而复杂，但是其积极的文化价值却难以与之相比。很多时候，它默默地担当着积贫积弱的古老中国的象征性形象，成为被批判的“传统”的靶子。与这种文学叙事风俗相对照，革命文学对“乡村”的书写却有着迥然不同的风貌。……作家们的潜意识中，隐含着对“乡土”的无限敬畏和对“乡土革命”浓厚的乌托邦记忆。似乎不写乡土，就是对革命的不敬和对历史的不真诚。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夫妇之间》与时代文学的主流叙事习俗产生了交错。小说中，那个被革命文学视为维系血脉、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乡土”，其意识形态意味被作家大大淡化了。“乡土”不再是密切联系着革命的价值空间，不再是生发血性、斗志和**的诗意的厚土，而是追随夫妻情感变化浮现出的生活和记忆的断片。小说情节推进虽然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穿梭，乡村不断被提及，但是作家所叙述的乡村，都是纯粹的地理学意义上的乡村。尤其是对乡村的价值评价上，小说更是祛除了其寓言色彩和价值神魅，甚至表现出一种冷漠与淡然。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小说在写到“城市”的时候，却表现出精神和情感上的无限眷念。……城市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依恋的“故乡”，还是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的寓言结构。……这种“城市”对“乡土”、“个人”对“历史”的背叛，既是对主导意识形态价值规范的背离，同时也是对革命文学“乡土”这个“起源”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