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二节 钱锺书（第2页）

钱锺书的文学创作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停止了，他带给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示还是非常深刻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为什么只有鲁迅这么一个理性的高峰——它如阳光下孤独的雪峰一直在傲视我们。原因在于情性的不断高涨，而且越近世纪末，越有反理性的趋势。本身就呈微弱之势的智性在作家非学者化相对更加明显的新时期文学中，似乎进一步弱化。近半个世纪前，当钱锺书完成《围城》之后，着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可惜没有完成。从作者本人提供的创作意图来说，作品会有更强的哲理品格。这种理智感对于钱锺书自身的创作来说，可能过强了，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又是太缺乏了。他们能轻易地避开了钱锺书“紧”的心理障碍，恰恰说明他们的创作心理结构上有严重的缺陷。没有经历过这种心理障碍如果是由学识贫瘠和智性弱化直接引起的，那么，这也是种心理障碍，一种没有障碍的障碍——它阻碍了中国文学向更高层次发展。在下个世纪或更长时期内，中国文学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或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集体体验钱锺书的心理障碍。这种体验当然是令人不快的，因为它会遏制宣泄的快感；甚至是痛苦的，如本世纪王国维“抑”于哲学与诗歌中，如本世纪40年代钱锺书艺术创造力在“紧”的态势中严重失常。但正如钱锺书在一篇散文中所说的“人生虽然痛苦，却并不悲观”。中国文学必须向痛苦微笑，那样在理性的殿堂里，鲁迅才不再寂寞身单，中国文学才再会有一次辉煌。

舒建华：《论钱锺书的文学创作》，载《文学评论》，1997（6）。

5。《围城》之中，始终贯穿着钱锺书极其冷峻严酷的理性主义精神。小说中的老学问家方遁翁遇到媳妇生孩子，便占个周易神卦以问吉凶，结果是毫无幽默感地失灵了。这个细节似乎颇有暗示意味，象征着这部小说是并不存在任何神灵或先知的。如果和前面已提到过的《红楼梦》作个比较的话，就更能看出《围城》的这种特点。由于曹雪芹怀着对人生神秘性的深刻感受，所以他的小说始终带着一种梦幻的色调，人物的命运犹如星空般地深邃难测，但说到钱锺书的《围城》，诚如该书之调侃鲍小姐之喜欢赤身露体：“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真理是**裸的’，”书中的一切都表现出作者全知全能式的智慧，似乎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秘密了，作者把什么都看透了。钱锺书小说中的世界正是因为剥去了一切有神秘嫌疑的外壳，便也真的有些近乎一家老字号“熟肉铺子”的味道。

《围城》中的确也有不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奇警透辟的议论，非《红楼梦》作者所能想及，因着钱锺书先生的高超智慧，他的“熟肉铺子”的风味也美妙非凡：但就整体气势而言，则《红楼梦》终不失为一部如大泽有蛟龙藏，能知往鉴来、极深研几的神明之作，而钱锺书的《围城》却始终跳不出寓意相对贫弱的学院派小说之格局。本来，“围城”也者，如该书中的人物所云：“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是力图从象征境界上展开题旨的。虽然钱氏“围城”之喻主要指向婚姻，但正如《红楼梦》之爱情悲剧具有多重象征含义，“围城”本也完全可以承担更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寓意的。然而预言的美丽的歌声似乎非要在神灵附体的迷川上才能响起，钱锺书的世界太明晰了，太清醒了，结果他的“围城”终于也没有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座大象征物。

胡河清：《真精神与旧途径——钱锺书的文学世界》，12～1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6。方鸿渐既在欲望层面上等待鲍小姐的**，又在道德人格层面上批评鲍小姐，正是延续了中国传统男性文化既要消费女性欲望又要否定有欲望的女性这一思路。塑造妲己、潘金莲，就是这一类男性文化立场的典型体现。现代男作家老舍塑造虎妞的形象（《骆驼祥子》）、当代男作家曲波塑造蝴蝶迷（《林海雪原》）、古华塑造李国香（《芙蓉镇》）的形象，和钱锺书塑造鲍小姐的形象一样，延续的都是这一类思路。现代作家茅盾在《蚀》三部曲中则完全转换立场，用仰视的态度来膜拜这类性感女郎，延续的则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赞美**主动的女性的思路，但是这种赞美仍然是从男性利益出发而对用**奖励穷书生的女性狐仙表示感谢的思路，并不包含对女性生命逻辑的理解。曹禺的《雷雨》、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才真正从女性生命逻辑出发塑造了蘩漪、蔡大嫂等正面而又主动的女性形象。

《围城》因为悟到人生的一切追求不过是“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悟到生命无意义、生命琐屑平庸的一面，而显得特别深刻，独具现代主义思想特质，但是这种深刻的人生智慧却是与文本中对女性的偏见、与作品中的男性中心意识交织在一起。作者在塑造鲍小姐的形象时延续的是传统男权文化消费女性欲望又鄙视女性欲望的思路；在塑造苏文纨、孙柔嘉等形象时，隐含作者又放任笔下的人物，主要是一些男性人物，对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提出种种不公平的指控，并运用作者和叙述者的权威剥夺这些女性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这使得《围城》文本成为妇女解放时代中仍然饱含男性偏见的文本。而这种男性偏见由于与作品的现代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尤其富有遮蔽性。

李玲：《〈围城〉的男性偏见》，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5）。

泛读作品

钱锺书：《人·兽·鬼》

评论文献索引

解志熙。病态文明的病态产儿——论“围城人”方鸿渐。钱锺书研究。第1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田建民。钱锺书比喻的特点。钱锺书研究。第3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胡河清。钱锺书论。当代作家评论，1994（4）。

王卫平。《围城》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联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2）。

胡尹强。方鸿渐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4）。

倪文尖。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围城》拆解一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拓展练习

1。钱锺书努力将“围城”的隐喻对象从现实社会层面提升到哲学层面，由对“个”的关注扩展至对“类”的思考。在《围城》序言里，他就谈到：“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部分人类。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结合评论摘要3、4、5，思考他的这一意图有没有实现，是如何实现的？

2。《围城》被学界普遍赞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新的《儒林外史》”，但也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围城》“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了那个时代的主潮”，“有意无意地避开了那个时代对文学的迫切要求”，因而在表现时代本质特征上要逊于《儒林外史》。[2]对此说法，你持什么看法？试从主题意蕴上、艺术手法方面对这两部作品做一比较。

3。鲁迅与钱锺书都深受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浸染，都清醒认识到了宇宙本体的虚幻性、人生命运如烟花谢幕般的悲剧性，生命个体对既定角色无可奈何的荒诞性。不同的是，鲁迅对于剧中人、“铁屋中的人”并非冷眼旁观、高高在上，而是以炽热而博大的人间情怀去批判他们、去拥抱他们、去拯救他们，是智者与仁者的结合；钱锺书则以“上帝”的姿态，以洞若观火的睿智毫不留情地对芸芸众生丑陋凡俗的一面加以嘲讽，却缺少相应的拯救努力，智者的一面远甚于仁者。这种超远的、“傍观见审”的人生姿态，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围城》偏离于时代主潮，并在艺术上情理相厄的重要原因。沿此思路，结合评论摘要4、5、6，评析鲁迅与钱锺书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