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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新启蒙文学（第1页）

第五编新启蒙文学

总论

内容提要

新启蒙文学是指1976年“**”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中国文学。之所以将其命名为新启蒙文学，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处于从政治革命、计划经济到经济建设、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从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宏观视野考察，其“转型”的“结构性”与五四时代“转型”的“结构性”，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因之，与社会结构相对应相一致的“文学结构”，也就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社会转型虽然基本完成，但转型期所积累的文学能量，在20世纪90年代仍通过长篇小说的形式，得以全面的释放与体现，并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因之，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仍然可以用新启蒙文学来加以概括。

新启蒙文学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结束后的1976—1984年。

这一阶段的文学，其主要特征，是在社会、时代的层面，从人，特别是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视角，关注、干预并重新理解现实与历史，从中可以见出其思想资源，更多地来自于“五四”左翼文学，对新出现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却仍然将其作为文学创作的本体构成，从中可以见出其主要受工农兵文学创作观念的影响。现实主义则是这一阶段主要的文学创作范式。这一阶段主要的文学创作力量是被称之为“五七族”的中年作家群与被称之为“知青作家”的青年作家群，前者如王蒙、高晓声、张贤亮、张弦、陆文夫、邓友梅、李国文、丛维熙、张洁、刘心武等；后者如王安忆、张承志、史铁生、郑义、韩少功、梁晓声、张抗抗、张辛欣等。其主要的文学潮流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近距离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学”或称“改革文学”“朦胧诗”“新启蒙散文”等。其代表作有“伤痕文学”中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巴金的《怀念萧珊》、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等；“反思文学”中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蝴蝶》、张贤亮的《绿化树》、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一大批重在从思想、精神、情感上，对现实及历史所造成的愚昧、蒙蔽进行启蒙、去弊的作品，虽无以明确归之于哪一种文学潮流，却也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代表性作品，如巴金的《随想录》、艾青的《光的赞歌》、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戴厚英的《人啊人》、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等。“近距离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学”的代表作则有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谌容的《人到中年》、柯云路的《新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等。“朦胧诗”的代表作主要有北岛的《回答》、舒婷的《神女峰》《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远和近》等。

第二阶段，从1985—1989年。

这一阶段的文学，其主要特征是从人的生命存在、文化、时代、社会等多层面多角度多方位，对人的生存、存在状况进行勘探与关注。其思想资源也相对丰富，举其大要者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中国“五四”、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但工农兵文学的影响依然存在。文学流派众多是这一阶段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诸如“现代派小说”“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女性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后朦胧诗”“学者散文”“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探索话剧”等。

第三阶段，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

这一阶段的文学，其主要特征有二：一是延续前两个阶段文学创作的发展轨迹，是前两个阶段文学创作积累达到相对成熟的展示，这就是一大批分量比较厚重的长篇小说的出现。二是对应于市场经济所形成的新的社会格局的作为精神表征的无力。这就是小说界的“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主旋律小说”“晚生代小说”及王朔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凸显，这就是女性都市散文的被误读，这就是诗歌界“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疲弱。

新启蒙文学最根本的美学特质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将“人”视为文学的写作中心，强调文学对人的生存、存在的勘探功用，强调文学对人的精神的提升作用。这不同于工农兵文学站在社会、历史的立场上，将社会、历史视为文学的写作中心，强调文学对社会、历史进步的功用，强调文学对人的教化作用；这也不同于新世纪文学较多地受到市场的影响与制约，较多地强调文学的精神消费作用。正因此，新启蒙文学，作为相对独立的一种文学形态，构成了相对独立的一段文学发展流程。

教学建议

1。查找新时期文学、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主体性、纯文学、文学性、向内转、多元化、大众文学、精英文学、主流文学、人文精神大讨论、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等等关键词，要求对这些词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做好下一阶段学习的准备。

2。阅读评论摘要，并在下阶段学习中体会作者把此一时期的文学史描述为“宏大主题与不和谐的美学感觉”两条轨迹不同曲线的重合、交叉、分离与相斥的观点，初步培养进入这一时期文学审美意识的自觉姿态。

3。讨论拓展练习题，了解研究这一时期文学所具备的基本的“了解之同情”的文学史观念。

精读作品

贺桂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年代的发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2）

评论摘要

文学史是一种历史性的清理。这时，人们将退出参与者的角色，换取一个历史观察者的立场。的确，时间的间距为人们的观察提供了更为宏大的背景，一系列的衡量与定位拥有了更多的参照坐标。另一方面，文学史的论断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事实上，这样的文学史意味着，人们试图选择哪些文学个案——哪些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文学事件——充任文学知识的范例，维持文学学科的框架与规模，并且解释这个历史时期文学话语的功能。

如果让我撰写这样的文学史，那么，一个无可回避的首要问题是：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是否从属于某个宏大主题?按照我的想象，这种宏大主题将是文学史的中轴线。当然，并非任何时期的文学都将指向某一个共同的归宿。事实上，一种强大的号召通常出现于重大的历史转折之后。一种新的文化空间出现，一种新的历史语境形成，文学肯定会作出必要的呼应。这时，文学不仅作为某种文化成份参与历史语境的建构；另一方面，文学又将进入这种历史语境指定的位置。二者之间的循环致使文学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历史特征。很大程度上，这种历史特征同时可以在另一些话语类型——诸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哲学——之间得到相互的验证。

这样的宏大主题将为文化批评提供一系列运作的机会。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女权主义，种种文化概念得到频频征引，成为阐释文学的重要代码。然而，文化批评的大行其道终将导致某些疑虑：这些概念同样是双刃之剑——这些概念引申出文学某些含义的同时，是否可能产生另一些遮蔽?具体地说，文学的“文学性”是否可能在“启蒙主义”或者“后殖民”这样的文化视域之中隐身而去?韦勒克与沃伦曾经对于这样的文学史非议颇多：“大多数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

但是，如果全面地考察文学感觉到的内容，那么，人们将惊奇地发现，某些部分的文学可能游离于历史语境之中的宏大主题。文学史之中的些许片断、局部如同除不尽的“余数”，无法化约。一系列风格独异的文学作品散落在宏大主题的周围，仿佛一种光晕；它们可能成为这种主题的补充、延伸、开拓，也可能成为这种主题的抵制甚至颠覆。人们可以说，某些美学感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产生了不和谐的声音。这时，文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或者历史学之间将会出现明显的或者微妙的疏离。例如，一些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家业已察觉历史的必然指向，可是，他们还是忍不住为那些落伍的心爱人物吟唱一曲悲怆的挽歌。这种不和谐的美学感觉可能来自一种矛盾和犹豫，或者来自一种保守意识，一种弱者的苍凉；也可能来自某些远见卓识，来自杰出的直观能力。许多时候，这样的美学感觉将会在文化秩序的空隙与裂缝之间发现理性的盲点，最终引申出新的冲动。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将文学史之中的宏大主题与不和谐的美学感觉形容为两条轨迹不同的曲线。解读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时候，两条曲线之间的重合、交叉、分离与相斥同样是这个时期文学史之中最为有趣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