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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以悲悼散文为主体的老一代作家的散文创作（第2页）

6。和梅志、韦君宜等一样，杨绛这类散文（指写于90年代的以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的各项政治运动为背景的回忆散文，如按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有《控诉大会》《第一次观礼》《第一次下乡》《丙午丁未年纪事》《干校六记》等）面对的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语境的压力，即50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和80至90年代这两个语境的制约，第二个语境相对第一个语境隔着二三十年的时间差，其中有的成分改变了而有的成分并未改变，或者说有的成分消失了而有的成分只是改变了存在的方式，由公开而变得隐蔽，这就迫使写作者们不得不在两个语境的综合比较中权衡利弊作出选择，迫使她认真思量说什么和怎么说。杨绛选择反讽作为自己散文写作的基本修辞方式，既是时间的积累沉淀对她的话语启示，也是她对自己文化素质审美心智优长的一种发挥……从根本上说，反讽修辞是在语境压力下通过调整语言而实现的一种机智的审美置换，一种语言的和生存的智慧。

杨绛为自己这一组散文找到了一个贴切和便利的视角：“陪斗者”。“陪斗者”既是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一种现实的政治身份，又是杨绛作为叙述人的一种观察和言说的角度。……杨绛把“陪斗者”身份置换为一种修辞学上的观察、体悟和言说的视角，就能够使自己稍稍拉开一些距离，保持一种伸展自如张弛有度的话语优势。因为作为一种言说视角的“陪斗者”，是既在其中又在其外，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既保持了主观介入的热情又保持了客观上的冷静清醒。这样的视角在行文的语调上，便是一种经过时间锤炼和淘洗的从容和隽永。她那反讽的语言的刺，便深埋在这样的语调里。

刘思谦：《反命名和戏谑式命名——杨绛散文的反讽修辞》，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7。杨绛新时期创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回顾往事时的豁达和宁静。这一点在她记述文革时期“干校”生活的散文作品《干校六记》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与一般经历过这段痛苦生活着的“伤痕式”记述不同，作品虽然所写的也是惨痛的生活经历，其中融杂着难言的辛酸和苦涩，但作品却并未将之渲染，而是尽量将它平淡化，力避感情的外露和宣泄，为此，作品甚至有意回避了对悲惨场面的直接再现。……深深的文字底下，所有的悲痛和愤怒都被压抑，却透出一种通达和平和，蕴涵着作者对人生悲剧的彻悟与淡然。当然，杨绛的淡然不是畏惧，不是逃避，而是建立在充分的自我信心之上，其中既表现出胜利者对于卑劣者的鄙视和讥笑，也表现出高傲者对于卑微者的俯察和嘲讽——这，构成了新时期杨绛创作的第二个特点。

贺仲明：《智者的写作——杨绛文化心态论》，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6）。

泛读作品

杨绛：《隐身衣》

巴金：《怀念胡风》

评论文献索引

张放。关于《随想录》评价的思考。文学自由谈，1988（6）。

陈丹晨。对张放对巴金的批评的批评。文艺报，1989-02-11。

范伦。关于《随想录》的反批评。文学自由谈，1989（2）。

陈思和。巴金的意义。上海社会科学学术季刊，2000（4）。

曾绍义。巴金与现代人学——《随想录》新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胡景敏。巴金的自我叙述与《随想录》的经典化。中国比较文学，2006（2）。

刘俐俐。杨绛散文的独特视角。文论月刊，1991（3）。

张晓东。“缘情”与“反讽”：重评《干校六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

林筱芳。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文学评论，1995（5）。

黄科安。喜剧精神与杨绛的散文。文艺争鸣，1999（2）。

拓展练习

1。巴金的《随想录》在问世之初，就有论者做了如下的价值判断“《随想录》在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主要有三，即，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结束了夸饰时代，进入了说真话的时代；标志着文学自我审判和忏悔时代的开始；也标志着文学进入了关心人、尊重人的时代”，因此“它的影响和价值，也已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和文学范畴”，[23]二十多年间，围绕着《随想录》，评说各异，有人誉之为“全民族道德与良知楷模”[24]被称为“世纪的良心”；然而，批评者则认为“太浅薄了，从开始就不深刻，不光不深刻还很世故”（朱学勤：《巴金为什么不讲真话？》），“我们应当肯定《随想录》中批判的态度，肯定书中表达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的部分。但是从总体上，巴金的《随想录》中的检讨和批判，是不深入的，更谈不上深刻。巴金对于‘文革’悲剧发生的体制根源，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因此也就没有更深的开掘”[25]。更有论者指出，“读《随想录》，觉得巴金就是那个始终长不大的觉慧。那个不断犯错，不断忏悔然后又继续犯错的觉慧。从《灭亡》到《随想录》，跨度长达半个世纪，而巴金的思维方式，却始终没有多少改变”，从而认为，忏悔不过是他解脱的方式。[26]请参阅这些评论文章，联系其创作背景、创作心态等，从思想价值、文学价值的角度，谈谈你对《随想录》以及对此争议的理解和评价。

2杨绛在《将茶饮·隐身衣》中说：“世态人情，比清风明月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也正是这种置身世外的达观、睿智的人生态度，使得杨绛的散文显示了独特的哲学魅力。另外，杨绛的散文通过“常理反出”的写作方式达到了以“正常寓荒诞”，以“幽默见悲剧”的艺术效果。请以《隐身衣》为例，分析这两个方面的特点是如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