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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钱锺书（第1页）

第二节钱锺书

内容提要

钱锺书是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型作家。他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40年代：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写于抗战初期，1946年结集出版；长篇小说《围城》于1944年动笔创作，1946开始在《文艺复兴》上连载，1947年5月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钱锺书是位智性型的讽刺小说家，文风纵横恣肆、辛辣谐趣。高密度的知识含量、睿智幽默的喜剧笔法、精湛精警的比喻艺术、丰富精妙的意象构建使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卓尔不群。其创作一方面着力揭露抗战存在的黑暗现实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病态，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情怀；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将外向型的阶段性的民族苦难提升到对人类终极价值和生存困境的体察上来，显现出浓郁的现代主义色彩。

繁多精辟的比喻是钱锺书小说语言的重要特色，也是他沟通现实主义创作与现代主义思想的桥梁。《围城》的书题就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隐喻，在婚姻之困的表层意义下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哲理寓旨。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不仅描绘了知识分子在婚姻面前的尴尬，更揭示出人类生存的集体困境和永难克服的人性弱点，“围城”即是人类延存的基本状态。这一认识不仅体现在《围城》中，而且在《人·兽·鬼》中也得到显现。文章中俯拾即是的比喻都是围绕“围城”这一总体性的喻体得以展开，小说在语言狂欢的同时又紧扣文章题旨而不流于油滑，显得错落有致、别有情趣。

对人类身困围城的悲剧性命运的揭示，钱锺书采取的是居高临下笑看芸芸众生的客观态度，始终用理性来节制自我情感的介入。理性的全程监督、比喻的批量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情感感染力，但却摆脱了传统文学悲慨兴怀的感伤哀怨，使作品意象由形而下的生活形象升华为形而上的精神象征，深刻揭示了个体存在的孤独性和荒谬性。

教学建议

1。《围城》基本采用了写实手法，但总体结构又是象征的，结合评论摘要1、2、3，探讨小说主题意蕴的多义性。

2。女性主义理论为《围城》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阅读评论摘要6及相关资料，分析《围城》中的男权意识。

3。就拓展练习3展开讨论。

精读作品

钱锺书：《围城》

评论摘要

1。这部小说基本采用了写实的手法，总体却又是象征的，是很有“现代派”味道的寓意小说。其丰厚的意蕴，须用“剥竹笋”的读法，一层一层深入探究。……第一层，是比较浮面的……具体讲，就是对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的描写……《围城》的第二个意蕴层面，即“文化反省层面”……《围城》试图以对“新式”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群）的心态刻画，来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这正是作品的深刻所在……对人生对现代人命运富于哲理思考的含义，这就是作为作品第三层面的“哲理思考意蕴”……作品象征地暗示于读者：“城”外的人（局外人）总想冲进去，“城”里的人又总想逃出来，冲进逃出，永无止境。超越一点儿看，无论冲进，逃出，都是无谓的，人生终究不可能达到自己原来的意愿，往往是你要的得不到，得到的又终非你所要的。……这部小说已经蕴含着类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出现的那种人生感受或宇宙意识，那种莫名的失望感与孤独感，真有点看破红尘的味道。

温儒敏：《〈围城〉的三层意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1）。

2。在《围城》这部小说中，“围城”并不像卡夫卡小说《城堡》中的城堡那样是一个实在物，“围城”在小说中只是一种隐喻。《围城》这部小说，在叙述方式上是传统写实的，但钱锺书在古典叙述中表达了最“现代”的观念——实际是一种存在的荒诞感受：人生总是处于一种盲目的运动中，人们总是在为一种似乎切实却总归虚无的“理想”而奔波、忙碌。当人处在“当局者”状态时，陷于庸碌的具体的行为而常常不自知，但当人暂离实境，宏观地俯视人生时，一种无意义的虚空感便沉重地袭来。人生原来就是一个看似理智、实际盲目的过程；人生所孜孜以求的，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你要求的总不是你求到了的。在《围城》中，这个意蕴通过方鸿渐盲目的流转与盲目的婚姻体现；同时也通过方鸿渐的视点，在展示“群儒”们孜孜以求追名逐利的盲动状态时，将这个意蕴暗示出来。

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287～288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3。方鸿渐的人生经历不是快乐的历险而是痛苦的历程；不是成功的收获而是失败的总和；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对最起码的人生价值的彻底幻灭；不是自我力量的焕发、而是自我的迷失和发自本性的怯懦；不是有目的的理性凯旋，而是盲目的本能受挫。这种人生历程和生存状况完全与理性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相背反，从而把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作了极为真实、极为深刻的揭示，具有震撼人心发人深省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作者并未赋予方鸿渐的人生旅程以任何可称为崇高的理想追求和伟大的价值目标，而只是具体生动地展现了最起码的人生四种价值和四项内容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例行过程，从而就使方鸿渐这样一个普通的现代人和平凡的生命历程具有了极大的普遍概括性和高度的本体象征性，不但概括了整个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且也象征着整个人类的基本存在状况，《围城》也因此不但成了整个现代人生的反映，并且写成了整个人类状况的写照。

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载《文学评论》，1989（5）。

4。钱锺书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少数出色完成从传统忧患意识到现代忧患意识、从非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的双重文化心理转型的作家之一。但在他身上又有着一般中国现当代作家都能轻易避免的创作心理障碍，这就是我上文说过的情理相厄的“紧”的心理态势。同样完成了两度文化心理转型，为什么在钱锺书身上出现这种障碍而鲁迅身上则没有出现呢?鲁迅身上有着钱锺书未尝体验过的激昂的浪漫情怀，在冷峻之中包孕着炽热的情感，而钱锺书身上缺乏的正是这种炽热。鲁迅的文化心理转型要比钱锺书完成得更彻底，是从广义的反理性主义到现代理性主义的最高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实质是经过了一次“理性（古典理性主义和近代科学主义）——非理性（近代浪漫主义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理性（马克思主义）”螺旋式上升的心理定型。而钱锺书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鲁迅那样彻底，也没有上升到那样的高度，相反，还有某些复古的倾向，以古典理性主义来抑制消解现代非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具有白璧德式新人文主义的特征。

这样看来，钱锺书只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弱小之势的智性型作家群的代表，他不好与鲁迅、茅盾、郭沫若相比。我认为在一部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给钱锺书的位置只能是一节，而不是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