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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第三个十年文学19371949（第1页）

第三编第三个十年文学（1937—1949）

总论

内容提要

1937年7月，卢沟桥的隆隆炮声宣告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现代文学伴随民族命运的巨大转折进入“第三个十年”（1937—1949），跨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战争不仅成为作家创作的母题，而且直接影响和制约了文学的分布形态和审美趋向，形成几个风貌独特且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学：国统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孤岛文学和解放区文学。

国统区文学主要以重庆及昆明为中心。抗战初期，面向大众、富于宣传鼓动性的通俗作品大量涌现，但公式化、概念化、情节单一化成为创作通病。进入相持阶段后，作家在沉郁苦闷的时代气氛下失却了早期的战斗**，却深化了对民族命运的思索。以反思和批判为指向、苦心经营、精雕细刻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尤其在长篇小说、历史剧和长篇叙事诗、抒情诗上取得较高成就，呈现出“沉郁顿挫”“凝重博大”的美学风貌。其间，一批满怀革命热情的国统区作家，如何其芳、田间、艾青等突破重重封锁，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加入为工农兵新生活放声高歌的合唱队。抗战中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以胡风、艾青为代表的七月派、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在理论创造、诗艺探索、人性挖掘等方面都有较大创获，有力推动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深化综合。而喜剧性的讽刺文学也随着胜利曙光的到来蓬勃兴起。

沦陷区文学是在日寇的高压统治下孕生的。出于逃避现实政治的策略考虑，公开鼓吹抗战的爱国文学并不多，对奴役生活的抗争只能通过曲折隐蔽的方式加以传达。在政治夹缝中，武侠小说和情爱小说迅速发展壮大，表现出较强的通俗化倾向。在此行列中，苏青、张爱玲、梅娘以描写女性个人化生活而大放异彩。

“孤岛文学”是指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租界的文学，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租界，前后历时四年一个月。“孤岛”一方面表现出与国统区同步的一面，不少进步文艺工作者利用“孤岛”的租界环境，积极开展抗战文学运动，并在戏剧和杂文创作上取得突出成绩；另一方面则在不断恶化的时代情境下，很多作家疏离政治，或寄情于古今纵谈、山水描摹之中，或追求娱乐性、迎合市民文化，趋同于沦陷区文学。

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主要以工农兵为表现对象，语言通俗简约，风格明快激越。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更加速了大众化、乡村化、民间化、工农兵化的一体化进程，一大批具有浓郁民间气息、鲜明民族风格、以反映解放区新人新事的作品涌现文坛。除标志性作家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的代表作外，影响较大的还有：秧歌剧《兄妹开荒》，新歌剧《白毛女》，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高干大》《种谷记》，民歌体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赶车传》《王九诉苦》等，其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还与歌剧《白毛女》（贺敬之、丁毅执笔）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解放区丰厚的文学实绩有力推动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在话语主体、叙事方式上的全面转型，并伴随革命理想的日益实现逐渐扩展至全国。但因时代理性与政治功利目的牵制，其单向突进的发展形态与艺术本质规律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

教学建议

1。阅读评论摘要1、2并查阅相关资料，把握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演变、发展进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2。阅读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的评论摘要3，把握胡风文艺理论的主要内容。

3。阅读材料7，并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民族形式”论争的过程。

4。阅读材料6、7、8，分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精读作品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部分

评论摘要

1。抗日战争的爆发，似乎给已入困境的大众化注入新的强大动力。抗日所必需的对全民族的动员成了大众化的终极理由。这时候民众的地位和“五四”时期相比有了微妙的变化，即民众本身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如果说此前的大众化并不成功的话，那是由于根本的路子不对。因此毛泽东提出作家要在深入工农兵的同时改造自己的思想。这时候由于战争原因，中国文学被分割为解放区文学、国统区大后方文学、孤岛文学和沦陷区文学。在前两个地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大众化的号召、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实际上逐渐成为主流文学的指导方针。大众化与民族化、大众化与意识形态化紧密结合，成为产生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代经典的主要语境之一。这一语境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赵树理等第三代经典就诞生于其中。而此时的沦陷区、孤岛文学，相对远离民族斗争的风暴。承续30年代模仿痕迹还很浓厚的海派文学，以现代化都市中的现代男女为自己的读者群，实际上走了另一条都市大众化的路子。这一路子的特点是：远离政治意识形态，不写人性飞扬而写其沉静的一面；适应市民既求新求异，又在变化的大时代下的怀旧心理，将西方小说技巧、现代都市节奏和中国古典文学的色彩意境相结合。张爱玲关于“雅俗交融”的观点以及她在这方面的创作显示，协调大众化与精英化的关系很有价值。

王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3）。

2。30年代的作家，很少有人预见到他们个人的创作意向同他们所崇尚的社会政治目标之间会出现任何不统一。然而，在战争年代，有一些著名作家，尤其是老舍，尽管抱着满腔的爱国热情，还是自愿放弃了他们个人的创作意向。其结果便是，作家们越来越重视读者面的大小，剧本于是成了最有利的文学创作形式。当个人的创作意向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时，文学创作问题便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其一，当个人意向与作家们同样支持的集体意向发生冲突的时候；其二，当现代中国作家不再像五四运动以后那样对自己的同胞具有更多的关心和同情——一种能使其窥破整个社会的情感——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对个人的创造力的责难在中国沦陷区并不存在，在大后方的作家也没有领悟到这一点。直到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所有的知识分子力量和政治力量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为了纠正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改变文学的定义这个特殊目的，才提出了这种责难。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31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3。从七月派的崛起到这个群体的扩大，以及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日趋成熟，实际已经完成了一个新的文化语境的建设。全民族的救亡运动起来了，以农民为主的战争文化统摄文学，要求文学坚持民族化、大众化本无可非议。可是，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并不是由此就抛弃了，世界进步文学也并不因此而割断了联系。胡风的文艺思想和文化语境的形成，一个群体的崛起，恰恰表现为对后者的积极捍卫。胡风的主观（体验）现实主义的理论成为七月派的思想核心，大体从三个层面确立了理论立脚点。第一，以主体、体验的现实主义激活客观、再现、反映的现实主义，反对机械的、教条的庸俗社会学的文学观，胡风首先以理论家的胆识和勇气，继三十年代中期与周扬、茅盾的理论分歧以后，四十年代又在民族形式问题、论主观问题的讨论中，与周扬、何其芳、邵荃麟、林默涵等等延安文艺派的理论认识相左。第二，以主体的社会化、社会的生命化的现实主义反思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坚持处处有生活，生活必须融合“主观战斗”的文学观。因此，胡风不仅仅强调主体、个性又与周作人、林语堂、朱光潜的个性精神、性灵说区分开来了，而且在文学的社会人生联系上，也与茅盾、冯雪峰、张天翼、沙汀、欧阳山等理解的现实主义不同。第三，以理论的鲜明独立性形成自己文学批评的标准和尺度，从而有了自己文学群体的雏形，或者说个性化的思想自觉或不自觉地吸引了一批新的文学力量，胡风对于萧红、路翎、丘东平、端木蕻良的小说创作的推崇，对于艾青、田间、鲁藜、**（阿垅）、贺敬之等诗歌创作个性的肯定，胡风的文艺思想正是以这样的三脚鼎立，奠定了七月派群体思想本源结构的中心位置。

杨洪承：《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235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4。正像鲁迅所分析的，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人们往往“不算一回事”，“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只有经历了这起码的基本生存都将失去的“死亡”的威胁以后，“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才突然变得陌生而新鲜，而被发现一种新的意义。“劫后余生”的沦陷区作家，也在经历了与鲁迅类似的生命体验以后，重新关注被遗忘、忽略的“身边”的东西，发现正是这个人的琐细的日常生活构成了最基本、最稳定，也更持久永恒的生存基础，而个人的生存又构成了整个人类（国家、民族）生存的基础。张爱玲说，在“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的生存大危机、大恐怖里，“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总要）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于是，人“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说的正是这个。可以看出，对于“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尽管对于大多数沦陷区的作家来说，是出自生命的直觉（直接体验），带有很大的不自觉悟性，但对其中的一部分作家（例如张爱玲）却是与对人（个体与人类的人）的基本生存的深刻思考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前述宣言中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与对“永久人性”的关注是有一种内在联系的。而这种关注与思考，对于沦陷区作家来说，绝不是出于抽象的理论，而是对于“战争”下的“人”（个人与人类的）生存困境的一种紧张探寻，它既是超越的，又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现实性。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沦陷区作家的作品，从表面上看，是远离时代与政治的，但因为其对“战争”中人的生存困境的特殊关注，而同样成为一种“时代的艺术”。

钱理群：《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见《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5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5。相对于政治中心话语而言，乡土文学往往取边缘性姿态；相对于男权传统而言，女性文学更被长期放逐于边缘地带；而自“五四”新文学以来，通俗文学一直被视为游离于新文学以外的文学形态。在“日据”时期都出于历史“意料”各有所兴盛，构成了日占区文学的基本格局。这无疑揭示了日占区文学史中存在着中心——边缘这样一种基本框架，在日占区，由国家、民族关系决定的主宰和被主宰的中心——边缘结构，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置于被殖民的边缘状态，不断加深着人们遭主宰、受胁迫、被殖民等边缘体验。正是这种边缘结构、边缘状态、边缘体验的同一指向使乡土文学、通俗文学、女性文学等都成为日占区中国作家的创作和生存方式。

黄万华：《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资料总汇·前言》，见《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资料总汇》，3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