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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诗 歌（第1页）

第二章诗歌

第一节概述

内容提要

工农兵文学在诗歌领域中的代表性的作家是贺敬之、郭小川、李季、闻捷、李瑛等。工农兵文学内部孕育的根本性的反叛者是白洋淀诗群等。郭沫若、胡风、何其芳、臧克家、艾青等老一辈诗人，虽然他们主观上也极力走向工农兵文学主潮，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这一时期鲜有优秀作品问世，值得关注的作品是郭沫若的《新华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臧克家的《有的人》、艾青的组诗《北美洲的旅行》等，但这些诗歌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其在一个新时代的精神风貌的展示上，体现在其何以如此上。阮章竞的《漳河水》、蔡其矫的《雾中汉水》《川江号子》、张志民的叙事诗、公刘、流沙河、邵燕祥的抒情诗，在工农兵文学的诗歌领域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位置。九叶诗派、七月诗派在工农兵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销声匿迹，大跃进民歌的迷狂及由郭沫若、周扬选编的《红旗歌谣》都是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

教学建议

1。在拓展练习1、2中选择一个问题进行课堂讲述。

2。完成精读作品和泛读作品的篇目阅读，参阅评论摘要，形成对这一时期诗歌特点的初步印象。

精读作品

胡风：《时间开始了》

郭沫若：《新华颂》

评论摘要

1。解放了的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的或文字的创作上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大跃进民歌反映了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反过来又大大地鼓舞了这种干劲和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新民歌成了工人、农民在车间和田头的政治鼓动诗，他们是生产斗争的武器，又是劳动群众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艺术品。社会主义的精神浸透在这些民歌中。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

今天的民歌，是新的农民、工人、士兵的作品，它们已经不完全是口头创作，有的作者是很有文化的，因此新民歌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风格上也与旧民歌有所不同了，它们保持了民歌的格调，同时又更多地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吸取了叙事的长处。他们正像黄河、长江一样，以汹涌澎湃之势，对新诗起着冲击的作用，必将使新诗的面貌为之改观。……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诗人之间的界限将会逐渐消泯。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载《红旗》，1958（1）（创刊号）。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综合教程2。新民歌运动在当代诗歌发展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针对毛泽东新诗发展道路的本土化设计，《红旗歌谣》的编者似乎对诗歌的盛世神话充满信心：“历史将证明，新民歌对新诗发展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这样认为的理由是：“中国文艺发展史告诉我们：历次文学创作的**都和民间文学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楚辞同国风，建安文学同两汉乐府，唐代诗歌同六朝歌谣，元代杂剧同五代以来的词曲，明清小说同两宋以来的说唱，相互之间都存在这种关系。”诚然，对民间文学的合理汲取确实能够再造文学的繁荣之景。就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五四”时期的歌谣收集运动就对新文学发生与发展提供丰富的话语资源。但是，在1958年的政治运作之下，新民歌失去了以往民间文学所具有的“刚健、清新”的特点，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民歌（民间的自发创作）。新民歌对当代新诗的发展也不再仅仅具有资源意义，它已经被推崇为新诗发展的主流，甚至被认为新民歌就是新诗。由于受新民歌运动的影响，1958年以后，当代诗歌进一步放弃了对世界诗歌艺术和“五四”新诗的成功经验的借鉴，更加专注于从民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去寻找当代诗歌的发展道路。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总体上说，创作道路越来越窄，单调的民歌形式也使艺术表现手法及诗体本身日益程式化，同时大跃进民歌所展现的无限膨胀的主观意志和浮夸精神对当时的政治抒情诗也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新民歌运动以后，当代诗歌带着严重的思想和艺术危机进入“**”这个非常时期。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以后，透过发黄的报纸杂志遥望那场民歌运动，仍然可以感到那种特殊的历史氛围。我们无法把它定位为一次大规模的文学运动，也无法把它定位为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大跃进中的民歌，民歌中的大跃进；在这里，政治与诗学，现实与想象，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等融合在一起，让人欢欣鼓舞又让人胆战心惊。

谢保杰：《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历史描述》，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1）。

3。由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无论是诗，还是歌，都是炸弹和旗帜”理论被奉为圭臬，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社会功能的过分标举，“十七年诗歌”本体蜕化为权力和革命话语的被动反映者和承载工具。它不从心灵和生活出发，而以政治运动和口号作取材和主题的厘定依据，配合中心工作和宣传政策；抒情主体的个性空间被完全泯灭或遮蔽。

应该说“十七年诗歌”的写实性选择本是避免感伤和唯我主义，扩展诗与现实、人生联系幅度的最佳途径，事实上的确带来了叙事诗的短暂繁荣，此间仅长篇就达近百部，它们那种简净的构图方式、传奇性结构框架与清朗刚健的民族化特征，弥补了新诗过于西化的不足；可惜它对社会功能、“客观生活”单向追求的偏斜，则使诗向叙事性文学所做的扩张只是粗线条的时代写意，拘泥于热烈生活场景的平面刻写，停浮在人物精神面貌的浮光掠影，远未触及生命本体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化生活的复杂本质。“美是生活”原则使当时工厂、矿山、边疆各建设岗位的劳动写实备受青睐，带来写实色彩的同时，使艺术灵气明显不足，限制了思考品质的提升。而现实主义构思模式的神圣化，又将重个人情思体验的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驱赶到了艺术的边缘，它同闭关自守的拒外时代氛围遇合，理所当然地造成了“十七年诗歌”艺术型范的单调划一。

“十七年诗歌”是解放区文学传统流脉的当代延伸，它的风格资源虽然呈多元态势，百花齐放；但在时代崇尚的情绪流行色影响下，和大家向带有革命味道、同绵软调式截然对立的“阳刚”趋拢，使其仍以崇高刚健为主旋律，这一点在“大跃进”后尤为明显。“十七年诗歌”这种对群体和力的张扬，使诗突破了一己个人化的情思藩篱，达成了诗和时代的合流。放眼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诗坛，正是存在主义灌注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之时，后现代主义空前崛起，在异化的哀叹与抗衡中，荒诞、孤独、虚无、死亡已上升为普遍的精神命题；可远在世界一隅的中国，却以创造新世界热情的**动、对英雄的渴盼与歌颂、对崇高的追索，在某种程度上比附矫正着世界诗坛文学意识的倾斜。因此“十七年诗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罗振亚：《是与非：对立二元的共在——“十七年诗歌”反思》，载《江汉论坛》，2002（3）。

4。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颂歌”是一种新的主题样式，“五四”新文学启蒙传统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显然缺乏相应的语言表达能力。……总的说来，可能是诗人积蓄在心底的感情急于倾诉，语言上往往表现出汪洋恣肆的泛滥风格，散文式口号式甚至语录式的叙述句比比皆是，泥沙俱下，既粉碎了一般抒情诗歌的规律和节奏，以宏大叙事来重新创造诗歌的巨无霸形式；又反映出诗人主观感情的大自由大解放与“颂歌”体的英雄崇拜心理奇妙混合的矛盾，它构成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诗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