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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诗 歌（第2页）

谢冕：《论新诗潮》，载《中山大学学报》，2002（5）。

2。90年代的诗歌是一种转型的、反省的，无主流、无典范诗歌，它最大的意义不是产生了多少具有社会一致公论、众望所归的诗人和诗作，而是在被迫承受的边缘处境中开始了诗歌与世界关系的重新检讨。这种检讨，直接面对的虽然是80年代的诗歌问题，但更深刻的意义却在动摇了新诗运动中诗歌观念的狭隘性。

尽管在评价上存在不同甚至对立的意见，但批评界普遍认为90年代的中国诗歌呈现出一种“个人化”的倾向。在语言的版图内，如果“个人化”指的是彻底的自我关注，同时又必须以尊重他人的自我关注为前提，是否成为可能？这是一个无法在理论上彻底探讨的问题。换句话说，90年代中国诗歌的“个人化”是语境性的，非常驳杂，既有历史的相对性又有时代的具体性，既是当代诗歌运动某种合情合理的结果，又是一种矛盾重重的探索。一方面，它是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性主题的一部分。在20世纪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个人、自我曾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指标，所谓的“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但当时的这种“发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更多是一种个性的发现，而不是个人权利价值的强调，诉求更多是弱小民族国家的解放，而不是个人的自由和展望，以及个人与社会亲和与疏离关系的辩证。社会存在中个人生活和精神风景，并没有真正支配中国诗人的想象力。因此，在90年代把“个人化”重新提上写作的议事日程，既有历史的承续性，又不能不同时带有历史主题的反省性。另一方面，既然交织着历史的承续性与反省性，又处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市场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直接面对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思潮，“个人化”就不能不在经验与趣味、知识背景和想象方式上显出非常复杂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化”不过是拒绝普遍性定义的写作实践，是相对于国家化、集体化、思潮化的更重视个体感受力和想象力的话语实践。它在某种程度上标志了对意识形态化的“重大题材”和时代共同主题的疏离，突出了诗歌艺术的具体承担方式。

实际上，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个人化”倾向，在文化与诗歌的意义上，也是“常谈”（最基本的因而也是更持久的生活与文化主题）与“中心”的对话。而人们对这种倾向的诸多不满与误解，也多半来自“中心”价值的长期影响，尽管它经过了80年代的“反思”，同时在90年代被置于经济橡皮擦的“擦拭”之下，但其“中心”仍然在继续其中心性的功能，仍然习惯性地以“中心”价值来评判与规范诗歌，仍然过于重视诗歌的社会承诺而不重视诗歌写作中个人感受力和想象方式的变化。然而，从个人出发无论如何是多样化诗歌的前提，解放诗歌生产力的前提，尽管“个人化”的诗并不等于好诗，尽管不是每一个诗人都能深刻把握“个人化”在诗歌中的可能与限度，不乏误读与滥用自由、想象的现象。但问题仍然是，我们是否锲入了人类贴骨贴肉的具体生存境况和精神生活？

90年代的诗歌是不能以“朦胧诗”的标准来衡量的，更不能以当代抒情诗的标准来阅读。因为“朦胧诗”主要是一种抗衡性的英雄主义（也包含其感伤主义的另一面）的诗歌，而当代政治抒情诗则是国家化的意识形态诗歌，尽管性质与价值不同，但诗的写作与阅读都是公共性的。而接纳90年代的“个人化”诗歌，则需要跳出“五四”以来新诗社会化批判抒情的狭隘视野，从美学的立场肯定其感受、意识、趣味和想象力的解放。在此方面，如果说题材领域拓宽尚属表象；趣味的丰富既因人而异，又受时风的牵引，此外一些从私人经验和情色话语出发的文化批判与美学想象，未见得能够获得普遍理解与认同；那么，精神放松和感情放假所带来语言意识和感受力的解放，不能不说是“个人化”写作最具有诗歌意义的贡献：它有效偏离了主流诗歌的承诺，将社会道德移向了美学道德和语言的活力。

王光明：《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论90年代的中国诗歌》，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2）。

泛读作品

王光明，刘登翰，等：《九十年代：诗歌的作者与读者》，《作家》，1999（11）。

评论文献索引

周政保。新边塞诗的审美特色与当代性——杨牧、周涛、章德益诗歌创作评断。文学评论，1985（5）。

臧棣。当代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诗探索，1999（4）。

罗振亚。90年代先锋诗歌的“叙事诗学”。文学评论，2003（2）。

伍明春。边缘的作为——论——“归来诗人”的诗艺探索。诗探索，2001（Z1）。

郑敏。我们的新诗遇到了什么问题。诗探索，1994（1）。

斐人。世纪末的回眸——论新时期诗歌与文学整体运动。江苏社会科学，1995（3）。

王小妮。重新做一个诗人。作家，1996（6）。

唐晓渡。重新做一个读者。天涯，1997（3）。

谢冕。丰富又贫乏的年代——关于当前诗歌的随想。文学评论，1998（1）。

于坚。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当代作家评论，2001（4）。

拓展练习

直至80年代，20世纪中国诗歌的主题可以说一直是比较单纯和明确的，读者的阅读期待也比较集中，但到了90年代，它变得复杂多了，现实已不只是外部侵略和本土暴政中的焦虑与绝望，而是后威权社会无处不在的压迫力量；诗歌在财经挂帅的市场社会，也已被放逐到边缘的边缘，许多人对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不只是诗的语境变了，也是诗人和读者对诗的意识发生了变化，对语言与存在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诗是一种行动的语言，一种改造社会的工具，还是个人与存在的一种对话，一种思维与想象的言说？诗人是文化英雄、社会斗士，甚或先知和预言家，还是一个像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说的既非信仰的骑士又非超人，只能在寄寓权势的语言中游戏的凡夫俗子？写诗是根据“社会订货”的需要，还是要表达内心的感动与领悟，出于交流和分享的愿望等等。这不仅是进入90年代后诗人们所思考的问题，也是读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对长期以来的阅读心理定势的挑战，请查阅索引中的相关文章，谈谈自己的诗歌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