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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女性写作（第1页）

第九节女性写作

内容提要

女性写作是以女性性别经验为写作立场，贯穿于新启蒙文学始终的一支小说创作潮流，可以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将女性性别经验与社会人文思潮融为一体的小说创作，其代表作是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无字》，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纪实与虚构》《叔叔的故事》《长恨歌》，铁凝的《棉花垛》《玫瑰门》《大浴女》等；第二种，更多地受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侧重于通过女性躯体经验体现女性生命意识的作品，代表作是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徐小斌的《羽蛇》重新书写女性历史，徐坤的小说如《游行》等，以调侃、反讽来解构父权话语，也均是女性写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教学建议

1。在张洁、王安忆、铁凝这三位作家中选择她们其中的一两部作品，参阅摘要中的相关评论，进行文本细读式的讲解，体会这一类女性小说的特点。

2。选择陈染和林白的某一部作品，参阅摘要的相关评论，体会这一类小说之特征。

3。比较这两种女性小说的创作异同，并进行评价。

4。在拓展练习中选择一个问题作为主题进行小组讨论。

精读作品

张洁：《方舟》《无字》

王安忆：《叔叔的故事》《长恨歌》

铁凝：《玫瑰门》

陈染：《私人生活》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

评论摘要

1。《方舟》在新时期女性小说发展进程中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方舟》直面女性生存的现实，把女性问题从社会政治的主流话语中剥离出来。虽然从荆华和柳泉失败的婚姻，梁倩被耽搁的导演生涯里，那场大劫难留下的阴影时有所见，但小说尽力渲染的是三位女性从事业到生活的现实境况：艰难、困窘、无处不在的掣肘，把质询的锋芒直指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而不再局限于社会政治层面上追根溯源。第二，《方舟》**出来的女性生存现实，把“男女平等”的神话轻而易举地捅了一个大窟窿。她们有体面的职业，有固定的收入，经济上不依附他人。她们受过高等教育，事业有成，知情明理，具有自尊自爱的意识和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能力。然而，她们却陷入焦头烂额的泥泞中，难以自拔。正如《方舟》在题记中点明的那样：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荆华她们的悲剧，就是中国女性的悲剧。男尊女卑，这个延续千年的社会格局和传统观念，并没有随着社会发展和政权更迭而消失，它有形无形地危及女性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要害在于：女性平等的天赋权力，变为需要后天努力才能得到的东西，并为男人恩赐才能拥有的东西。而事实上，女性在不断追求、不断男性化的过程中，丢失了性别身份，丢失了自我，到头来她又凭什么与男人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一句话，在男权话语体系中，找不到女人的位置，找不到平等意义上的女人的概念，自然也根本找不到女性的解放之路。这就是张洁的《方舟》在女性小说崛起之初所具有的先驱意义和启蒙价值，因为后来，这个难题成为新时期女性小说不断探索的内容与主题。

梁旭东：《新时期女性小说的崛起与张洁的〈方舟〉》，载《宁波大学学报》，2001（3）。

2。若是把《玫瑰门》看做是女性残酷人生的一段演绎，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则是一份忧伤欲绝的“母性女儿真实书写”。这是一次惨痛的追忆凭吊，是失掉母爱之后的一份彻底的伤心无助和迷惘，也是基于无法获救的女性人生的一次最终了悟。它是用眼泪和心血砌成的文字，亦是一次母爱的毫无遮掩的反复咏沓和追忆。在“宣告了男性拯救之虚妄”后，张洁在母亲的怀抱里划出的最后一块栖息地，一片没有橄榄枝与和平鸽的方舟。它满载着两代女人的伤疤和痛楚，奋斗与挣扎，颠簸不定，飘摇无着，拖着沉重的翅膀，向着负载她们的大地悲伤地坠落。

张洁在本文中也并没有试图去表明什么，她的喑哑恸哭已经遮蔽了理性思索。在已过知天命年纪的女性真情的哭诉中，任何一个女性读者的心里都会跟着隐隐作痛进而涕泪长流！那是有别于男女情爱的妇女跟妇女、女性与女性之间的血缘之爱。母亲之于女儿的爱，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伟大无私”，她是世间另一种血缘的相续相接，是“我们”身体的源泉，亦是“我们”身体未来归处的指向。母亲的去世，是方舟倾覆了的感觉，世界又将张洁投入一片汪洋的颠簸之中，投入“已然没有了妈的空巢”，她无处着陆，无处系锚，从此无岸。……我们惊奇地发现，自此张洁的写作风格与以往疏离了，她所关注的以往那些男女情事、那些性政治问题逐步驱离出她的视野，对女性自身生命的关注成为她重新要考虑的问题，正如其后她所创作的《梦当好处成乌有》等篇章一样，对妇女的主体性认识已上升到她的观念形态上来。

徐坤：《双调夜行船——90年代的女性写作》，载《小说界》，1999（4）。

3。《无字》描述了四个完全不同的女性，她们分别象征了女性从沉默的奴隶，到寻求自我解放，树立独立人格，建立自尊、自立、自强、自主、自我保护的意识的全过程，可谓是一部浓缩的女性史，一部女性为自己浮出历史地表而撰写的“无字”的历史。四个女性中有三个孤独无助的母亲，她们没有故乡、没有根，她们是漂泊的家族。女儿吴为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缺少父爱与他人的关怀。她受过高等教育，童年的经历使她确立了十分独立的人格意识，她对女性的境遇以及两性关系有自己的观点。她向自己的爱情理想不断努力，摆脱了一次不美满的婚姻，与她欣赏的一个有着共同马克思主义信念，既有浪漫气息又给人安全感的革命老干部结合。可是，她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她以为自己生活在难得的幸福之中，十几年过去后才发现这精心建造的所谓真爱并非事实，而是自己心中的幻想。即使她争取到了社会的价值认同，但在两性关系中，她依然没有得到男性对其独立人格的尊重，没有得到平等、真挚、和谐的爱情。在丈夫的眼里，她仍是处于奴隶地位，是欲望的化身。这是吴为遭受到的最大的惨败，也是张洁爱情理想终于惨败到“无字”。小说是以吴为疯狂为结束的，其中浸透着张洁对真挚爱情难以自制的热切，也释放着张洁对现实、对理想破灭的疯狂的情绪。

周晔：《爱到无字——张洁真爱理想的建构与解构》，载《文学评论》，2000（6）。

4。王安忆不仅是一个理性色彩很强的作家，也是一个情悟极高的作家。理性与情悟仿佛是她能够成为优秀小说家的双翼，折了任何一翼，她都飞翔不起来。注意一下王安忆90年代的都市小说，就会发现，她非但不像有些作家，特别是女作家，越来越趋向于有意把关涉政治的社会大背景淡化或隐去，反而喜欢调制浓重的色彩将政治嵌入现代都市人的生活，使人们在她所出示的故事里，看到政治的巨大动力作用。……王安忆一旦把都市人的命运与特定时代或时期的政治的更大背景衔接起来时，她的写作目的显然不是落在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控诉、批判及鞭挞上，而是指向时代政治背景之下人存在的渺小与脆弱。……她从都市与政治中悟到的并不是政治自身，也就是说，王安忆之“讲政治”讲的也不是政治本身，而是透过政治审视人的自身，讲“人学”意义上普遍而永恒的东西。

王绯：《王安忆：理性与情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1）。

5。《叔叔的故事》是从反省开始的，用王安忆的话说，是“对一个时代的总结与检讨”，其反省对象是以作家“叔叔”为类型的知识分子叙事传统。王安忆之所以不以典型化的方式来塑造“叔叔”，正是为了对这样一种不确定性作出反省：我们的历史从何而来?它在自身的发展中存在着什么问题?它给以90年代的我们留下的教训又在哪里?这些探索是不可能寻到确定性答案的，作家匠心独运地利用后设小说的手法，公然拼凑出一部“叔叔”的历史，“叔叔”没有具体的名字和社会关系，甚至也不妨把他看作一个时代的人格化。他唯一拥有的作家身份，只是表明了一种历史叙事的性质，“叔叔”所有的历史内涵，可能都是通过“叔叔”及下一代的“我”的叙事来体现和完成的。所以说，“叔叔”不是一个艺术典型，而是某种类型的符号，涵盖了某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小说所提供的“叔叔”的精神特征，正是从揭穿原历史叙事的不可靠性着手，展示其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苦难神圣化，二是泛政治化，三是精神上的自我放纵。我们从“叔叔”的故事中仿佛看到某种概括性很强的历史缩影：巨大的灾难和奇迹般的胜利，迅速的膨胀而造成自欺欺人、华而不实的英雄形象，以及同样迅速的自我放纵与腐化，危机终于爆发。这时“叔叔”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不该忘记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消失，赫然在目的仍然是本质的丑陋。

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载《文学评论》，1998（6）。

6。翻开王安忆的大部分小说，最为精彩的“小说意识”，也许正是大多数男性作家天然缺乏的细致、密集的女性感觉。她小说“言语”里外的信息量之大，可能恰恰证明了写作者丰富而细腻的“性别身份”。然而，王安忆的女性经验处理又是有底色的，那底色即是生命的大无常、大苍凉。即使是在流言四起的女性王国中，有爱来托底，或以抛弃为结局，那大苍凉也是彻心彻骨，不可挽救的。王安忆这种超乎寻常的心理体验是那么的持久而绵长，是那么的固执而沉痛，以至于使她获得了连张爱玲也少有的那种女人与时代相夹杂、个性与共性浑然一体的叙述的深度。她善于从历史的边边角角中搜集人生的困局，擅长在人事关系中发现现实的荒谬，更超出一般作家能以小见大地呈现时代风云。

她有文学史的视野，虽非学者但有功夫极深的训练，她知道怎样躲过批评家的无端指责而令其必须重视自己山重水绕的多层文本。在你期待她“犯错误”的时候，她总能不着痕迹地调整慌乱的步伐，而跟上“小说叙事学”前进的脚步。

王安忆其实有着“作家”与“女作家”的两张面孔。她从“女性”立场出发，指出了性别“个人性”、“自我意识”对丰富“新时期文学”的特殊意义，她又能从“作家”的视角，理性探讨、分析“女性文学”思想生活上的明显不足。她巧妙地拥有两张面孔，却能冷静地卸下来，将其中的某一张当做剖析的研究对象。这王安忆，简直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文学生存的魔力，而在我看来，这也是她二十余年立于文坛而不败的文学秘诀之一。

程光炜：《王安忆与文学史》，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3）。

7。女权主义批评已经对一个基本观念取得了共识：所谓“女性的本能”不是天生。这种“本能”毋宁说是训练出来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家”就是历史为女性指定的社会位置。女性丧失了参与主流历史的权力，她们的智慧和精力只能集中地转向持家。“家”是一个狭窄的天地，这是女性的悲哀；“家”又使女性避免了各种场合残酷而凶狠的厮杀，这是女性的幸运。这样，女性的历史从男权社会的主流历史之中分裂出来，她们的悲哀和她们的幸运形成了她们独特的历史，这里所包含的温柔和母性明显地对雄性世界的残酷形成一种拒绝的姿态。

可是，更为深刻地说，女性拥有的宁静一隅本身即是男权的分配。王琦瑶的一生衣食无虞，美貌和一匣子的金条是她的基本依靠。不言而喻，这样的基本依靠建立于男权社会的逻辑之上。选美无疑是男权社会制造出的游戏，金条是女性美貌的战利品——女性之美可以根据一定的比率兑换成赖以生存的物质。因此，即使在李主任死后，王琦瑶并没有遇到像莫泊桑《项链》之中女主人公那样的重大转折。她仍然可以维持自己的生计，抚养私生子，并且在年迈的时候风韵犹存。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独特历史并不是通过反抗而获得；相反，这样的历史同样是男权社会的一个副产品。如果女性无意地踏入雄性世界的角逐场地，那么，她们并不拥有一争长短的资本。王琦瑶那一匣子金条的**超出了她迷人外表的时候，男性之间的残暴就会毫不犹豫地降临到她身上——王琦瑶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结局如同一个象征，虽然女性拒绝了男权社会的主流历史，但是，男权社会却有可能随时掐断女性的独特历史。

这是《长恨歌》的叙述背后存在的一个隐蔽的框架。

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载《小说评论》，1998（1）。

8。或许正是在《玫瑰门》中，铁凝的叙事方式、被叙对象有了极为鲜明的女性写作的特征，因而具有了她作品前所未有的先锋性与颠覆性，它极为深刻地表达了对女性的历史、现实境遇的质疑，表达了对女性“本质”——关于女性本质的话语的质疑。

《玫瑰门》展现了一个女性情境，眉眉对青春玫瑰门的穿越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年代，发生在一个女人的“世界”之中。婆婆司猗纹、舅妈竹西、姑婆“姑爸”成为环绕着眉眉的女性的镜像序列，构成了铁凝对女性的历史境遇、历史与现实可能性的探查。……从某种意义上说，司猗纹和“姑爸”构成了小说中女性的“复调”中的一部。前者是一个顽强得令人作呕又使人心酸地要在时代的巨变中把握自己的命运的女人，一个绝望地试图作为一个“纯粹的女人”进入（挤进）历史的女人；后者则是在生命的起点便撞碎在女性的命运上，于是她试图逃离这一宿命，她以“姑爸”为自己命名，以烟斗、抠胸、分头“消灭”了自己的性别；然而她并没有能成功地将自己造就成一个男人，而只成就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一个被弃于社会之外的寄居者、另一个女人司猗纹的负担和磨难。她甚至“创造”了一种男性权力的模仿物：银的或铜的耳勺，但这仍不能豁免她逃离历史中一个女人的命运。

事实上，从《麦秸垛》和《棉花垛》开始，铁凝已在一个特定的主题变奏中呈现历史情境中的女人，呈现试图进入或逃离历史的女人。“姑爸”可以装扮男人，可历史中的暴力将以插入她身体的一根通条再次“确认”她的性别。无论她（们）在历史的语境中试图逃离还是改变自身作为一个女人的命运，历史、历史中的暴力都将把她还原为一个“女人”，并钉死在一个女人的宿命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