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三章 散 文（第2页）

黄昌勇：《〈野百合花〉的前前后后》，载《新文学史料》，2000（3）。

6。王实味事件之由文学论争上升为政治批判，最根本的原因是战争时代政治的制约。王实味所代表的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与战争一体化的要求是相矛盾的，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共两党矛盾凸显的情境下，这种思想与战争时代的政治需要构成了尖锐对立，是绝对不合时宜的。战争政治的需要，促使着延安的政治首脑毛泽东对王实味采取强硬措施，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扭转延安的思想文化气氛。

贺仲明：《真实的尺度》，114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7。一个人对人生的看法，多半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张爱玲的文章基本上得自她那些琐琐碎碎的日常记忆。她不能算是个多愁的女性，倒也称得上非常的善感。她的童年生活是不愉快的，我们从《私语》中读到：当她得知父亲要娶后母时，伏在夏夜的阳台上，哭了……然而，张爱玲的独特之处偏偏在于：正是在这样一种境遇之下，依然以她的智慧和达观，发现人生的许许多多的哲趣。当然，她并不同于那种以思想见长而直抵彼岸世界的作家，她的兴趣和关注，似乎全都投诸人生此岸。哪怕是些许小事，有时也能唤起她那一份独有的想象力。在她眼中，电车回厂也是一幅富于诗意的画面，“一辆接着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涮洗他们。”（《公寓生活记趣》）这本来只是都市生活平淡的一瞥，让她这么一说，平淡之中也便出现了跃动的意趣。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她正滞留香港，其间的艰辛困苦自不必说，而战乱给她留下的记忆亦颇独特——“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烬馀录》）在经历忧患之后，对死亡的恐惧，终于不及对冰淇淋的印象深刻。这究竟是一份天真，还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某种自适己意的从容呢?反正这般实实在在又心怀憧憬地投视此岸人生的笔触，使得她的散文作品，在众多现代大家面前，自有一番风韵和气度。它们是随意与执著，调侃与诚挚，出世与入世的融合。而且差不多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融合。一方面，她相当讲究文章的世俗情趣；另一方面，她又喜欢把观照的距离拉开，“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如何如何（《中国的日夜》），又是她文章里常有的调子。她似乎漫步在人生的边缘上，一边是小菜场、杂货店、街谈巷语和留声机里放出的悲凉的剧曲，一边是远处的万家灯火，历史俯瞰之下的蜉蝣人生。实际上，她每一步都踩得很准；她知道历史就像翻过去的书页，眼前的这一页也总要被翻过去。旧时的记忆渐渐淡褪，而今拾起的新鲜感受仍能使人唏嘘不已，“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李庆西：《人间书话》，133～134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8。苍凉、悲哀、无奈与卑琐成为张爱玲关于人生的思想背景，她的散文虽然流露但抑制住了这一背景之中的体验与情绪，最充分的表达是作为“整体艺术”的小说。散文与小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张爱玲。她未厌恶人生也未拒绝，却愿意“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这是彻悟之后的达观。如果把散文的状态分成“此岸性”与“彼岸性”两种类型，那么，张爱玲的散文当属前者。“此岸性”是她和其他散文作家相区别的“本体性”。她毫不犹豫接纳世俗人生，在这一接纳中她不仅没有“同流合污”，反而以特有的方式显示出她的高蹈。确立张爱玲散文的“此岸性”不仅是对一个作家风格的确立，它还将启发我们用什么方式（多种而非一种）去关怀不满的甚至是鄙夷的“此在”人生状态。也许正是由于她对“此岸性”的坚持，她的散文没有宗教感，也未用宗教性的道德规范或教训世俗，但是，她没有放弃对世俗人生的“关怀”。

从世俗中寻找出诗情，这是张爱玲的魅力，这魅力很特别，可以赏析，但却难以模仿。张爱玲的散文使许多“小女人”的散文相形见绌而成“东施”。

无疑，张爱玲也有所拒绝和规避，她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边缘”意识最强的作家之一。这个边缘既指传统与现代的交接，也指张爱玲对现实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动疏远与冷漠。在张爱玲看来，“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在解释“自己的文章”时，张爱玲坦率而又平静地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她注重的是人生安稳、和谐的一面，而非人生飞扬的一面：“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这是我们理解张爱玲散文的一把钥匙，是其魅力所在。所谓“永恒的意味”等等，也正是张爱玲散文被遗忘而最终又被记起的原因。张爱玲在偏狭中完成了一次普遍意义的超越。这样说并非作非此即彼的裁定。我们只有超越两极思维的模式，才能看到文字所抒写的安稳的人生在时代背景中的位置和它对飞扬人生所作的必要补充。

王尧：《文字的灵魂》，134～135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7。

9。如果说30年代的“独语”体散文作者还有一个虚拟的“梦中的国土”（何其芳语），在遥远的彼岸世界构成着一颗颗飘泊的灵魂的心理慰藉，那么，在张爱玲这里，则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浓重的幻灭感。“孤岛”文化固然已是“新旧文化种种畸型产物的交流”，而世界范围的战争更使她感到人类“去掉了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她置疑的是：“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烬馀录》）在张爱玲的《流言》中，我们几乎找不到30年代“独语”语境中所蕴涵的理想色彩与浪漫气质，她力图还原的，是战争背景中人的固有本性。理想主义文学传统中关于人的神性的童话在张爱玲笔下彻底消解了。

张爱玲所展示的，是包括她自己在内的芸芸众生在战争环境中真实的人生形态，在对人性的自私的求生本能的自省中又隐藏着对人性的深深地理解和宽悯。其实，真正构成战争的广大而深厚的背景的，正是众生的挣扎与死灭，是战争中个体的孤独与渺小，这是个体生命的真实的原生态。

吴晓东：《漫读经典》，170～17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泛读作品

张爱玲：《天才梦》

丁玲：《“三八节”有感》

钱锺书：《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

评论文献索引

尹鸿禄。赏心悦目的“美文”——大后方散文探美。社会科学研究，1990（4）。

吕若涵。试论上海沦陷区女性散文的审美取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3）。

罗华。世俗闪耀出智慧——张爱玲散文品格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2）。

周芬伶。浮世嘉绘在艳异的空气中——张爱玲的散文魅力。刘琅，桂苓编。女性的张爱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

刘绍铭。张爱玲的散文。陈子善，罗岗主编。丽娃河畔论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郭力。历史批判的启示：性别与政治的话语变奏——以《“三八”节有感》和《丽萍的烦恼》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4）。

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捎带说点《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读后感。新文学史料，1995（4）。

黄昌勇。宿命中的沉浮：丁玲与王实味。文艺争鸣，2002（3）。

孔刘辉。天有病，人知否?——《野百合花》事件从解放区到国统区。抗日战争研究，2009（3）。

拓展练习

1。王实味的悲剧命运宣告了“杂文时代”在解放区的迅速终结，也意味着文学特别是杂文这种独特文体干预现实的功能受到严格限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延安讲话”所确立的文艺方针有何内在联系？

2。与其小说相比，张爱玲的散文更为轻松、洒脱，更多些世俗的情怀、日常的情致，有着更强的“此岸性”。结合相关评论文献，对张爱玲散文的“此岸性”特征进行分析。

3。战争文化环境下，沦陷区散文的主导文体仍是一些审美性、趣味性较高的小品随笔，与时代风云的变幻存有较大距离。然而，这种“边缘写作”却又使沦陷区散文有效避免了“抗战八股”的出现，在现代散文的传承和创造上取得了较大成绩。结合相关评论文献，对沦陷区散文这一趋向的成因及独特意义做出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