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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第三个十年文学19371949（第2页）

6。延安文学是一种历史性存在物，是一种经历了较大自我嬗变的文学形态，以1942年夏季开始的延安文艺整风为界，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期。1949年7月，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这表明，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方向最终被规定为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的新方向，延安文学也终于由党的文学或党派文学转换为一种新的民族—国家型文学。显然，这里的延安文学并非是指前期延安文学，而是指文艺整风后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后期延安文学。在当代文学的一元化过程中，成为其直接理论来源和文学资源的乃是后期延安文学，这在50年代经历对丁玲、萧军等人的“再批判”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在这里想探讨的其实就是这个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如上所述，后期延安文学是在文艺整风的语境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学形态，它的实践形态及其后所产生的文本内在地决定于它所依附的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这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话语。因而，探讨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首先应该明了延安文学观念的性质。而从文学观念的发展嬗变来说，延安文学的历史无疑呈现了它的复杂性，这主要体现在它的艺术观念和审美形态的形成均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动态过程。我认为，在延安文学观念的演变过程中。民族主义是一个贯穿其发展始终的重要因素，但它在前期更多地倾向于一种为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较为普泛的民族主义，这在延安文化界倡导的“民族形式”论争中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一种较为开放的以民族—现代性为内涵的现代性形式。但发展至后期，民族主义由于阶级论观念的切入而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嬗变为阶级—民族主义，延安文学观念随之走向了“党的文学”阶段，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也就由“民族形式”论争时期的民族—现代性转换为阶级—民族—现代性，进而言之为党的—民族—现代性。这个“党的文学”在我看来乃正构成了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延安文学因之不仅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而且真正成为一种党派文学或党的文学。党的文学不仅凸现为一种文学观念，而且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文学样态。人们以往总是依凭《讲话》中的字面含义把后期延安文学的发展方向称之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并因之把延安文学称之为“工农兵文学”，倘若单从题材着眼，这种命名或许还有几分真实性，但从其意识形态本性看，则此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延安文学之本真的，是不确切的。因为延安文学的本质是由文艺服从政治这一根本原则所决定，再后来“政治”实际转化为党的政策和个别领袖人物的指示，在此种状况下，工农兵怎能会有自己的话语呢?怎能会有自己的文学呢?关于这点，只要我们真正深入理解了整风期间所发生的文学事件、延安文学形成的历史及其意义形态化品格，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

袁盛勇：《重新理解延安文学》，见《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97～398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7。40年代解放区文学在主流权力话语的强制规范下，尤其延安文艺整风后不少作家心惊胆战地压抑或藏匿了主体化的情感意识与个性化的审美追求，以人格的政治化与思维的一体化推进模式化的写作，在文学大众化或民族化、现代化或世界化的道路上树起一座“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作风、新的文化”的里程碑；然而若是以“两化”（现代化与民族化）视角重新审视这座里程碑便会发现它上面已粉饰并涂盖了解放区文学的潜在危机，即以“人民”（即工农兵）为本位的“人的文学”向以“救世主”为本位的“神的文学”转化，出现了以传统的民族意识取代现代人学意识的趋向。……而这种“神化”文学是与以现代文学意识、审美意识为精神支柱的世界化与民族化互融互补的“人的文学”相悖反的。越是到了40年代后期，文学表现以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为中心主题的方向中越是现代知识分子作家对“救亡”与“建国”重大课题的独立思考，统帅一切、指挥一切、缔造一切的“救世主”意识在革命文学的主题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相比之下，40年代国统区甚至上海“孤岛”的文学在“两化”互动规律制导下，不管理论上的探索或创作上的实践都要松散得多、开放得多，既没有权力机构的强制性举措迫使作家就范，又没有权威性的理论话语规约或控制其创作方向，可以放开手脚对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进行多样性的追求。所以国统区文学并没有因为抗战爆发而中断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已形成的世界化和民族化相互变奏的制导性传统，反倒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从文化到文学出现了大碰撞大融会大整合的繁荣景象，将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美学层次。

朱德发：《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264～265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8。如果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考察《讲话》对于新文学现实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就不会轻率地把《讲话》的意义缩小为“策略性”或单纯“政治性”的范围。《讲话》实际上是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这次运动的矛头所向，是“洋八股”与“党八股”，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了“五四”所倡导过的科学、民主的精神，使新文学作家从文学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20年代末以来，新文学现实主义就一直在艰难地选择既不受教条主义以及其他左的思潮束缚、又能充分适应与满足革命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讲话》为此指出新的方向。对于新文学现实主义来说，《讲话》指引下的解放区文艺创作确实已经显示出一种“质变”。这种“质变”表现为：“五四”以来长期处于狭小读者范围的新文学终于开始了与广大中国农民的历史性的“对话”，无论是中国农民还是新文学（包括现实主义作家）都各自从对方吸收了思想与文学的新的因子，从而引起自身部分的质变。农民从新文学中得到现代文明、民主、科学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新的审美趣味的启蒙和影响，促成了他们新的觉醒；农民的觉醒带来了解放区群众性文艺创作的热潮，以及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艺的复兴；而民族传统与民间传统又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与影响着新文学的发展。正因为此，我们可以从“寻根”的意义上去理解处在我国民族文化的摇篮——黄河流域北方文化中心的解放区的作家，与生活在这块“黄土地”上的农民的“对话”。

解放区的文学“寻根”运动既然是新文学作家与农民的广泛而深入的“对话”，不可避免也接受了农民思想意识的影响。由于当时指导思想是强调作家到农民中去接受改造，往往就对农民思想意识中的狭隘、保守、消极的成分缺乏自觉的抵制，在接受农民以及农民身上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情操与审美意趣的同时，也接受了某些传统文化道德中的封建性因素以及农民的小生产意识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自然也反映到文学观念与审美追求上。如过分强调“生活是怎样，文学就怎样”，把文学真实等同于生活真实，以及由之产生的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过分强调文学的“实用”效果，由之产生的“写中心、演中心，为中心服务”的创作倾向，等等，都是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也曾经有些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正面提出了用现代科学、民主意识改造小生产者意识的问题（例如丁玲的《在医院中》），却遭到不实事求是的批评，这就使得农民小生产意识对解放区文学的影响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解放区文学“寻根”在与现代意识结合上存在某些不足，对新文学发展特别是现实主义发展造成了新的束缚。联系解放区文学“寻根”的成就与缺陷，再返观《讲话》，也许可以有更客观的清醒的分析：无论是解放区文学的成就与缺陷，进展与局限，又都与《讲话》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释直接有关。

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166～16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大后方的“民族形式”问题之争，源于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引发的分歧，“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究竟何在，其实是文艺运动方向何在的问题。这场影响深远的论争，本身并没有多少理论价值。在事先把创造文学的“民族形式”当作必需目标的前提下，论争者围绕着如何创造“民族形式”展开讨论的事实，意味着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已经内化为论争者的理论自觉，成了文学话语的无意识禁区。在此范围之内，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又进一步遮蔽了论争的思想空间，衍生出了寻找并确立排他性的、创造“民族形式”的唯一正确道路的意识形态冲动，左右了“中心源泉”之争。复次，论争者始终未能突破向林冰“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的公式，发现向氏以中国文化本位论立场来割裂唯物主义普适性原则的错误，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文化本位论立场，已经同时硬化为论争者的意识形态教条，限定了他们的思考能力，并随着论争进入思想史，限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话语空间。今天看来，上述这些在论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显然比论争本身更值得反思。

段从学：《“民族形式”论争的起源与话语形态论析》，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5）。

泛读作品

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

评论文献索引

黄修己。四十年代文艺研究散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4）。

朱德发。关于抗战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4）。

蒋星煜。孤岛文学论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1）。

黄万华。沦陷区文学鸟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1）。

刘增杰。一个被遮蔽的文学世界——解放区另类作品考察。2003（6）。

黄万华。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及其研究。文学评论，2004（4）。

李新宇。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学术月刊，1999（10）。

袁盛勇。民族—现代性：“民族形式”论争中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呈现。文艺理论研究，2005（4）。

刘增杰。从左翼文艺到工农兵文艺——对进入解放区左翼文艺家的历史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5）。

石凤珍。“左翼”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文学评论，2007（3）。

拓展练习

1。长期以来，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解放区和国统区两大区域，而沦陷区文学则被整体指认为媚俗文学、投降文学乃至汉奸文学，往往被排斥、忽略。然而，近年来沦陷区文学却备受学界关注，并受到较多正面肯定，张爱玲、苏青、梅娘、徐訏、无名氏、吴兴华等一批作家不仅逐渐浮出地表，甚至成为文学史叙述不可或缺的角色。结合评论摘要4、5及相关文献，思考作为抗战文学三足之一沦陷区文学何以被长期遮蔽，而近半个世纪后的重见天日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

2。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著名论题——“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度成为叙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框架。以此为理论基点，文学史通常将1937年中日民族战争的全面爆发视作为救亡最终压倒启蒙的动因与标志，认为空前的民族危机将工农大众推向了历史前台，并取代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五四”以来，以“自由”“民主”为内核的启蒙进程则被强行中断，直至“**”后才再度重启。但事实上，抗战文学以及抗战后文学非但不是启蒙的最终消亡，相反是“五四”启蒙传统得以拓展和深化的时期，国统区文学以及沦陷区文学仍与五四文学传统保持着或显或隐的血脉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与30年代左翼文学有着某种承传关系的延安文学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某种位移，但也并非完全的断裂和扬弃，而是进行了复杂的加工改造。沿此思路，请结合评论摘要7以及李新宇的《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对立足于个体的启蒙意识、立足于民族的救亡意识、立足于阶级的翻身意识在40年代文学中的勾连互动做一梳理。

3。30年代的左翼文学往往被视作40年代延安文学乃至新中国成立“十七年”的文学的主要精神资源。但作为左翼权威理论家的胡风在40年代后期却频频遭到延安方面的批判，并在50年代与其同人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悲剧的发生，我们可以从胡风“主观战争精神”与“延安讲话精神”的差异中寻找到原因。而这一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统区左翼与解放区左翼在文学观念上的分歧。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学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左翼内部的“差异”最终被视为“异质”而受到批判。结合评论摘要7、8，对胡风《现实主义的路》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差异做出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