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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第一个十年文学19171927（第1页）

第一编第一个十年文学（1917—1927）

总论

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文学，以五四文学革命为标志全面进入文学现代化历程。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背景和动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新文化运动直接促成了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的最有实绩的一部分。1917年，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由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首先发难，继而陈独秀应之以《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方面：第一，反对封建旧文学，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学。第二，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第三，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五四文学革命有着深刻、伟大的历史意义。

文学社团流派在此期间不断涌现，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前者追求“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后者侧重“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继之还有语丝社、新月社等社团。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迅猛发展，必然遭到封建复古主义的反扑，在此期间，新文学运动曾先后击退了以林纾为代表的老牌守旧分子、“学衡”和“甲寅”等封建复古派的进攻。

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创作，具有这样的基本特征：第一，理性精神的张扬。第二，感伤的精神标记。第三，个性化的追求。第四，创作方法的多样化探索。

教学建议

1。阅读评论摘要与相关书籍，梳理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关系；文学革命发生的原因、过程、性质以及这场革新运动的意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重要主张；第一个十年的文艺论争。

2。结合评论摘要3与拓展练习1，理解文学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借鉴。

3。对拓展练习第2题展开讨论。

精读作品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周作人：《人的文学》

评论摘要

1。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1917年大张旗鼓的文学革命兴起前的近20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期；有了这个现代化发生期的基础，才有了五四后30年文学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迅速发展。

20世纪初，由于满清王朝的覆灭和民国初年政治上激烈动**，我国没有实现文化的根本革命，但自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后，受到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的激烈撞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震**，中华民族被震惊而奋起，开始了现代化的蜕变。现代文化机制逐步建立，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并由维新走向了革命。……西方文学作品进入了普通人的阅读视野，各种文体的革命使中国文学获得了现代化的出发点，“人”的观念的发现，文学观念的更新，文学创作在传统基础上进行着重大的改良与革新。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拥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尽管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从古老的封建旧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变和发展，早在19世纪中叶即已开始，而文化上的变革是直到“五四”时期，才真正进入了深层文化结构的根本改造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以至民族性格等的变革与再造。……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目标是要创造一种符合世界潮流和社会进步的新文学。在谈到对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即当时对传统文学的重估最热忱的倡导者，如我们一再提到的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人，同时也是现代新文学的主要创造者，这就说明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深刻联系。他们在传统文学中所发现和肯定的价值特点，也正是体现在他们所创造的新文学作品中的基本特征。鲁迅后来曾说：“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同样是鲁迅的话：“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历史已经显示了“五四”一代人的无可置疑的功绩和贡献，它同样也启示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对待传统文化所应采取的态度。

王瑶：《“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3）。

4。五四文学是在西方文学的冲击下诞生的，然而只要深入考察就不难看出，五四文学的深层结构和内在精神依然与西方文学相去甚远。实际上，五四文学是在思想启蒙中确立自身价值的，其追求不在文学自身，而主要是政治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它的独立自主意识并未完全自觉，现代审美意识并未完全觉醒，主流与现代世界文学还是相当隔膜的。五四文学精神所以主要从非文学非审美中获得，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创作主体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主体的期待视野所共同决定的。……同西方作家不同，五四文学家对于“文学为什么”的思考远远超过了对于“文学是什么”的思考。尽管注意到在作品中隐蔽自己的功利目的，努力于以艺术方式表达现代意识，但功利心态不仅影响到表现人性的深度和审美内涵的丰富性，而且也影响到借鉴西方文学的选择性，对易卜生的介绍只注重于前期的社会问题剧而舍弃后期探索人生命运的剧作，就是一个明显的实用性例证。

朱德发、刘开明：《五四文学精神新论》，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2）。

5。“五四”那一代人更热烈地赞美与肯定“人”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呼唤感性形态的“生”的自由与欢乐。陈独秀曾经发表过一个总结性的意见：“知识理性的冲动，我们固然不可看轻，自然情感的冲动，我们更应当看重。”鲁迅也将人的生存权利与保证人的正当欲望——物质的充分满足与精神的充分发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们还听到了如下历史性的呼唤：“世上如果还有其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鲁迅），“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鲁迅）——“五四”时代人的解放，不仅是思想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解放，更是情感意义、审美意义上的解放，人的一切情感——喜、乐、悲、愤、爱、恨……都被引发出来，在空前广阔的审美天地里，作自由的、奔放的、真实的、自然的表现，无所顾忌地追求“天马行空”的心灵世界，“天马行空”的感情世界与艺术世界，实质上就是追求人性的“放恣”状态。这对于习惯于压抑自己情感，心灵不自由的中国人，自然也是破天荒的。

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载《文学评论》，1989（3）。

6。在辛亥革命时期，“政治”是民族生活的中心一环，而“五四”时期的中心议题是“伦理”和“文学”。“道德革命”与“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立着的两面旗帜。“新文学的提倡差不多成为‘五四’的主要口号”（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充当了思想革命的“第一线的冲锋队”（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它比当时的政治生活更深刻地表现了时代的灵魂。任何研究“五四”时期的历史学者，都不能绕过文学。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文学作者，曾经兴高采烈地接受了政治的统辖，他们以巨大的非文学的热情，掀起文学变革的滔滔浪潮，而当“五四”文学作者投入奔腾呼啸的历史洪流，则既挟带着非文学的热情，又保留着对文学本身的热情。与辛亥革命时期进步文学作者相比，“五四”作者的审美心理开放得多。他们具有更细致的艺术感觉、更强烈的艺术反叛心理，也更有悟性。因而，他们的作品蒸腾着较多的人生气息，浸润着较浓的艺术气氛。辛亥革命时期进步文学造成了巨大的煽动性，“五四”文学则表现出深沉的启迪性和温暖的感染力。这些，并非全能用历史的规定性来解释，它包括着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选择和意志。

刘纳：《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的变革》，载《文学评论》，1986（3）。

7。在1918年底到1919年间，周作人先后发表了《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和《平民文学》等文章，为新文学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又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认为，新文学的本质就是对“人”的重新发现，它的根本目标在于能使人性得以健全发展。因此，新文学必须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去观察、记录和研究“人生诸问题”。他反对“兽性的余留”“古代的礼法”及一切“违反人性的不自然的习惯制度”，要求作家以严肃的态度去反映底层社会的“非人生活”，并在对这种不人道、不理想的生活的反映中，寄寓改造社会的愿望，展示“理想的生活”。……此后，周作人又在《平民文学》一文中，对新文学进行了更加具体的界说，他指出，新文学就是“平民的文学”，就是要用普通的文体实写大众生活的真情实状，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写出“真挚的思想与事实”。

程光炜、吴晓东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4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文学研究会活跃的时期的开始是1920年的春天。这时候，《小说月报》，一个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史的文学刊物，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们的支持之下，全部革新了；几乎变成了另一种全新的面目。和《小说月报》相呼应着的有副刊在上海《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这旬刊由郑振铎主编，后来刊行到四百余期方才停刊。这两个刊物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志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他们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文人们，他们是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的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的。他们不仅推翻传统的恶习，也力拯青年们于流俗的陷溺与沉迷之中，而使之走上纯正的文学大道。……他们提倡血与泪的文学，主张文人们必须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写作。文人们不是住在象牙塔里面的，他们仍是人世间的“人物”，更较一般人深切地感到国家社会的苦难与灾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