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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艺术的文化关系（第2页）

（二）彼此相互影响的方式之比较

作为发生于精神世界的活动，艺术与宗教均以想象为最重要的手段，以符号象征体系为最主要的结构系统，因此，尽管两者在精神特质与价值取向方面有诸多的不同，但彼此向来都保持着对对方的重要影响。

首先说宗教对艺术的影响。一般而言，艺术的感性形式是直接作用于受众的情绪、心理及思想的，这种作用较逻辑推理的理论形式更为直接，容易触发受众的认同。因此，宗教以艺术的方式传教，无疑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迄今可见，无论是基督教、佛教抑或伊斯兰教，都有大量的艺术作品为其张目。我们看中世纪以至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可以深切体会到宗教早已深入艺术的血脉。那么从艺术发展的角度看，宗教对艺术的利用存在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效果。积极方面，宗教首先能够为艺术创作提供大量的主题及原型。例如基督教中“出埃及记”、“十诫”、“七宗罪”等著名内容；又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如果没有经典故事的通俗文学形变，没有大量佛教音乐及绘画的形象表现，仅仅依凭经藏文献，很难想象佛教如何能影响到大量的底层人民。除了提供主题及原型，宗教还影响到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艺术形式。例如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的思想，就直接决定了相关艺术创作更偏重于形式的纹饰效果，而不像以基督教与佛教为中心的创作中有大量的能够被尊崇的具体形象。更为直观的例子是宗教建筑，不同的宗教建筑直接反映了该宗教思想中有关往生来世、此境彼岸以及人间天堂的构想，其通过空间格局的设计能够让亲临其境者立刻发现自身在宇宙中的想象性位置。譬如意大利的圣伊沃教堂，内部圆顶的设计“使一个置身于教堂中的人很难判断空间的真实界限究竟在哪里”[9]。消极方面，则主要表现为宗教依照其教义精神对艺术的各种限制、禁止性要求，这在客观上阻碍了艺术的自由发展。如在各种宗教文化中都有特殊的禁忌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提示着宗教活动的各个禁区，而且也对相关艺术活动提出了限制性要求。因此在宗教世俗化力量十分强大的社会里，这种影响往往会造成两种结果，一是艺术活动与宗教产生强烈的对抗，二是由于宗教的压制，当时的艺术创作陷入一种重复性停滞。

再来看艺术对宗教的影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艺术对宗教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不像宗教对艺术的影响那样明显与直接。世界上各种成熟的宗教，大致都有严格的理想形态与利于最多数人信仰的世俗形态，而能够打通、连接这两种形态恰恰正是艺术。但是，艺术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反思宗教，表达出对于宗教内容以及思想的怀疑。例如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电影《基督的最后**》，其重述了一段不同于《圣经》记载的耶稣受难记，一上映就引发了基督教世界的极大震动。不过，艺术对于宗教的反思多是从“可理解的人”的角度出发，也许会引发宗教信众对于自身信仰的反思，但从根本上来说，宗教、信仰、思想的变迁并不会因为艺术的怀疑而发生，宗教有其为艺术所不可能代替的意义。

四、艺术与哲学

哲学是人的特点。如果我们不是有意抵制体制化的经院哲学，抑或无心地助长当下流俗的反智主义倾向，就必须承认，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爱智慧”（哲学的本义）的情境中。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工作是为了什么，是生活吗，那为什么常常相反？我们生产电话、汽车、房子，为何自己偏偏消受不起？……类似问题，每个人天天都要面对，不管他（她）选择思考还是逃避，因此，人人都是哲学家。

与此同时，敏感的人可能拿起纸拿起画笔，很诗意地诉说这种困惑，于是他（她）就是诗人或者画家了。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仅就绘画而言，中国当代观念艺术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它尤好以反思“异化”、“后殖民”、“生态危机”等时代病为切入点，依托于文字、装置、行为、新媒体等“反架上”的艺术形式，从而形成了一种“以理入画”、理性与感性逆谐、玄学与诗性兼具的“混搭”风格，作品则有如一张张充满反身性和思辨色彩的“画之画”。[10]再举一例。西方后期印象派的代表之一、法国画家保罗·高更，他有一幅作品取名就叫《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哪里去？》（图4-5），光题目就颇有形而上的哲学味。该作品背后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说是1897年3月，也就是画作完成前的9个月，正值画家命运多舛之年的年末。当时高更眼病和梅毒缠身，负债累累，甚至连医疗费都难以支付。

图4-5高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哪里去？》

然而祸不单行，这天他接到妻子来信，得知自己年仅二十岁的宝贝女儿阿莉努因急症离世。雪上加霜的打击让高更决定自杀，但在死前他打算画一幅巨作。于是他用仅仅一个月的惊人速度，在近四米长的粗麻布上描绘出了这幅**而又充满生命哲思的巨制。在这一个月时间里，他完全不用模特儿、不讲技法，只是不知疲惫、不加任何修改地在粗糙的麻袋布上画着，因此画面笔触草率、粗糙，色彩单纯并富于神秘气息。题材、主题上，右侧的婴儿意指人类诞生，中间亚当摘果暗示人类获得智慧、繁衍发展，最左侧是老人，整个画面象喻着人生从生到死的三部曲，同时也是画家表达一己之艺术与人生感悟的生命遗言。作品完成立后，高更服用砒霜企图自杀，但最后只引起了强烈呕吐。此后，他又活了六年时间。——高更不是专业的经院哲学家，他是艺术家，可是当命运的巨手紧紧扼住他的咽喉，他的诗意爆发、他的作品所表现出的哲学内涵却丝毫不比任何伟大的哲学思想逊色。在这个意义上，高更是艺术家与哲学家的“雌雄同体”，就像中国的观念艺术家们那样。

以“雌”、“雄”论艺术与哲学，事实上恰好可以形象地说明两者关系的亲密性和暧昧性。一般说来，艺术主感性，哲学主理性，但在人性的整体性以及人的总体性实践面前，感性和理性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分家的，因此，同样属人的艺术和哲学难能分得太过清楚。至于具体就经院哲学的分支——形而上学（或叫思辨哲学）、伦理学、美学——来说，它们与艺术都有着非常亲近的关系。

首先，形而上学是思考万物本原的学问，它非常关注通过艺术表现出来的世界和真理。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艺术比现实世界更真实。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甚至认为，除了艺术品之外，世界之真理无处存身。也就是说，艺术超越性的精神内蕴不以客观、具体的给定条件为限制，它是对永恒人性的探寻；艺术创作就是要揭开现实的面纱，去发现隐藏在我们身边但却被我们忽略的秘密。正是在这点上，艺术与形而上学殊途而同归。事实上，海德格尔所生活的20世纪，正是西方现代哲学直接影响艺术创作、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艺术深刻表征着诸哲学思潮的时期，两者在许多时候相互呼应、水乳交融地混合在一起。一方面，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克尔凯郭尔、萨特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直接催生出一系列艺术思潮与流派，例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与荒诞派等，极大地促进了艺术的创造与革新；另一方面，哲学也开始向诗化方向转向，很多哲学家扬弃了传统的理性思辨模式，转而借助艺术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观念，例如尼采、克尔凯郭尔、萨特、加缪、海德格尔、罗兰·巴特等。艺术的哲学化和哲学的艺术化，构成了二者间长达一个世纪的亲密互动。

其次，在伦理学方面，艺术可以作为重要的参照系，引导人们去注意曾经忽视或者刻意回避的问题。“伦理学问题涉及道德，涉及风尚，涉及有道德‘价值’的东西，关涉被视为人的‘准则’和‘规范’的东西。”[11]总之，伦理学关乎“善”，是对善的一种知识探索，它以经验归纳、逻辑演绎等理性的方法寻求有关问题的严格论证。与之相比，艺术求“美”，它虽不放弃善良及理性的内容，但更多是以感性、直观的方式呈现世界某一可能的面向，因此，艺术常常会因某种“伦理”难题（例如同性恋）而与社会产生一种紧张关系。此外，艺术还常以独特的敏感、于社会的成见之外发现伦理变迁的痕迹，进而引起伦理的关注。如印象派大师马奈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其于1863年在落选者沙龙中展出便引起轩然大波。其中的原因不在画法创新，而是那位**贵妇。画中的她和另外两位绅士肢体相互交错，整体呈三角形构图，俨然是男女交乱的象征。本来在库丢尔画室已为人所熟悉的马奈的名字，如此一来，便几乎挂到了每个巴黎人的嘴上了。由此可见，艺术常常是时代精神状况的折射，伦理学也应当将其当做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资源。“一种面向规范的伦理学，要是不能从艺术的洞察力中吸取营养，它就必然是有欠缺的。”[12]

最后，在美学的层面上，哲学与艺术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作为一门古老且在发展中的学科，美学探讨的是人的审美活动及其关系要素，既包括审美客体（美），又包括审美主体（美感），既包括审美主、客体的关系，也包括审美关系的物化形态——艺术。迄今为止，虽然美学的研究范围从自然、社会、艺术不断向审美心理、审美文化（包括亚文化）扩张，但艺术始终都是美学的最主要研究对象。无论是“美学之父”鲍姆加登还是德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他们都极为看重用理性的方法来研究感性的艺术，并且充分肯定艺术美是比现实美更为高级的美的形态。至于在中国先秦老庄的朴学视野里，艺术就是“道”、“大音”“天籁”，艺术的精神就是“道法自然”、“发天贵真”、“得意而忘言”。老庄所言，实则哲学与艺术的融合和统一，《道德经》《南华经》洋洋数千言，国人也一直是将其同时作为“子学”（哲学）和“散文”（文学）的双重经典来看待的。总之，在所有的文化关系中，美学与艺术的关系最为密切，本书对艺术的理论“导引”及全部探讨，无疑都可以纳入到“美学”这个范畴中来。

五、艺术与科技

在艺术的当代视域中，科学技术无疑是最重要的坐标系。现代科技为艺术提供了新的物质媒介手段，促进了艺术形式门类的产生，并且革命性地拓延着人类的审美思维和时空观念——关于这点，前面在“高新科技时代的数字技术与电影艺术”及《阿凡达》的个案分析中早有详细的展开。下面我们再从另外的角度补充说明。

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C。P。斯诺在剑桥大学做了一个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演讲的基本观点认为，目下知识界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即“科学文化”（StificCulture）和“文学文化”（LiteraryCulture），持有这两种文化的阵营人士因为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基本素养以及所使用的方法与工具等多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上经常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不仅相互鄙视，甚至于就不屑于去理解对方在说什么。“他们在说什么我根本不要听，完全是rubbish！”这一现象就是著名的“斯诺命题”。产生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峙除了近代化、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分工日趋细密化等现实原因，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两者最基本的质的分野。具体就科学与艺术来说：科学是具有普遍性的认识论的总和，艺术则是具有自由性的审美创造；科学求真、以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目标，而艺术求美、以满足人的情感与精神需求为指归；科学偏重于抽象思维、强调理性逻辑的推导，艺术则以形象思维主导，偏好于非理性的自由表达。总之，科学的领域在客观物质世界，艺术关注的焦点则在主观精神世界，这注定了两者一个是外向性的而另一个是内源性的，自身规定性的差异使其难免经常性地磕磕碰碰。

然而，在同属于人的总体性实践面前，艺术与科学的分裂远不及二者之间关系的亲密。对此，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曾有精辟的论述：“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艺术，例如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等，用创新的手法去唤起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着的已经存在的情感。情感越珍贵，唤起越强烈，反响越普遍，艺术就越优秀。……科学家追求的普遍性是一类特定的抽象和总结，适用于所有的自然现象，它的真理性植根于科学家之外的外部世界。艺术家追求的普遍真理也是外在的，它植根于整个人类，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界限。”[13]李政道先生本人也很喜欢艺术，他曾先后三次请画家李可染将科学上的发现画出来：第一次是为核爆散发赤白芒角光芒的超新星“客星”，李可染**挥就的作品名为《晓阳辐射新学光》；第二次是“场超弦与量子引力”，画家对应的抽象水墨画为《超弦生万象》；第三次是“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水墨作品则名为《对撞生新态》。对于这三件作品，“二李”均甚为满意，就连旁观的艺术家、工作人员也是大发感慨，大家都为艺术与科学如此迷人的契合和各自的相得益彰感到震惊。

事实上，在西方艺术与科学三次亲密联姻的黄金时期，同样不乏类似的典例。例如第一次，古希腊时期，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很注重“数”与“和谐之美”的关系。这些身兼哲学家和数学家身份的智者主张把数与和谐的原则当做世界的始基和根源，提出“黄金分割”学说，并将这些原则与学说应用到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各门艺术中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二次，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佛罗伦萨三杰”之一的达·芬奇了。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艺术家，并且是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解剖学、植物学、光学、力学、工程机械等学科均有建树，并以科学研究的成果指导自己的艺术创作。例如，他曾设计过纺织机，兴修过水利工程和军事工程，甚至还设计过飞机和降落伞。他的飞机草图带有现代直升机的外形特征，充溢着“巨人时代”丰富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造力。他还将几何学、透视学的原理运用到绘画中，不仅自己为之躬身实践，而且为西方绘画史与绘画理论确立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自然科学方法论。至于第三次，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后现代主义时期，大众传播媒介、新媒体、动漫、数字技术等高新科技在艺术领域广泛而普遍地使用，更是让生活在当下的人们感受真切。有人说，今天的人类居住在幸福的“地球村”里，你的想象力有多大，科技就能实现你的梦想。

以上是对中西史实的经验描述，那么在理论上，艺术与科技的亲密关系可以作这样三方面的概括。首先，两者对世界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说，艺术与科技均在以自己的方式开拓着人类对于“未知世界”的认识向度，艺术像导游，以感性、形象、直观的“画面”告诉你它是什么样子的，而科技则像工程师，通常将它画在图纸上，有时也可能创造出一个物质的“未来世界”，能够使我们真正地生活其中。这就好比马克·夏加尔的《生日》（图4-6）之于科学家所谓的“重力是一种错觉”，或者诸多影视“穿越剧”之于爱因斯坦的时空相对论，如此等等。其二，艺术的现代形式与审美观念受益于科技进步之处良多。譬如前面已经讲到的，没有摄影术或活动摄影机的发明，电影艺术的诞生是不可想象的。而就一些历史悠久的艺术门类比如音乐而言，科技的进步也催生出其新的表现形式，例如电子音乐。与此同时，电子音乐无论在创作内容还是艺术效果等方面，都显示出同传统音乐不同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此外，像DV艺术、新媒体艺术、装置艺术等，无不是以科技的可能为先决条件。第三，科技同样会借重艺术以优化自身功用、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今天，科技产品已经不仅仅以满足实用为唯一目的，更多的源于艺术思想的设计因素注入到了科技产品中，譬如当下最为著名的“苹果”品牌系列产品。技术改变生活，反过来，艺术也在改造着技术，二者的和谐共生不仅使技术的产品不再冰冷，也使清高的艺术就在人间。在一定意义上，这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想显身与实现。

图4-6马克·夏加尔：《生日》

[1]“文化”一词在西方来源于拉丁文culrura，最初同艺术一样与农业种植活动密切相关，至15世纪以降才逐渐具有人文内涵。在中国语境中，“文”指纹饰、文章、文采及礼乐制度等，“化”与教化有关，少有将“文化”当做一个独立概念来使用。有关文化的定义迄今众说纷纭，多达160多种。其中代表观点有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所提的：“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概言之，文化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大板块，核心是经人类历史选择和过滤过的传统价值观念。

[2]胡经之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下册，368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3]《鲁迅全集》，第1卷，161～1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王杰泓、王成国：《中国波普的图像解析》，载《戏剧之家》，2011（7）。

[6]［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7]［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8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8]［俄］E。Г。雅科伏列夫：《艺术与世界宗教》，任光宣、李冬晗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9]［美］马德琳·梅因斯通等：《剑桥艺术史（2）》，钱乘旦译，124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10]参见王杰泓：《中国当代观念艺术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1]［德］莫里茨·石里克：《伦理学问题》，5页，孙美堂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2]［美］F。大卫·马丁、李·A。雅各布斯：《艺术和人文》，包慧怡、黄少婷译，445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13]李政道：《艺术和科学》，载《文艺研究》，19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