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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宗教改革与德国农民战争（第1页）

第九章宗教改革与德国农民战争

第一节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

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对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研究，认为这是有关德国革命与农民关系的重大问题。

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刚刚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很注意这个问题。1843年年底，马克思指出，“现在的革命”是“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的，“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他还指出，农民战争是“德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事件”。[1]恩格斯也对路德和闵采尔做出了很高的评价。[2]

1848年的欧洲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把农民吸引到工人阶级这方面来，从而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1850年夏，恩格斯在伦敦写成著名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用历史唯物主义阐明农民战争的背景，各党派的立场和政治宗教理论、起义经过以及战争的后果，同时指出农民中蕴藏着无穷的革命精神，但由于阶级的局限，只有与其他等级联盟才有胜利的机会。所以，《德国农民战争》是第一次用唯物主义史观研究16世纪德国革命和阐述工农联盟思想的光辉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16世纪德国革命史的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讨过的材料”，许多材料是从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书里借用来的。[3]材料有限也会影响到研究本身，这可能就是恩格斯后来一再表示要修改这部书的重要原因。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恩格斯又用很大精力研究德国史和农民问题，先后写出几个重要的手稿和通信。《关于德国的札记》是恩格斯研究德国史的新概括，也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补充和发展。1884年年底，恩格斯为准备修改《德国农民战争》写了两篇文章，即《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关于“农民战争”》。前者是导言，后者可能是提纲。在《关于“农民战争”》中，恩格斯明确指出：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是“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并且指出“在经济方面，德国完全处于当时各国的水平上”。[4]它们与《关于德国的札记》一样，对于研究16世纪德国革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889年，恩格斯指出：“德国在1470—1530年在经济方面处于欧洲的首位。”[5]

19世纪90年代，年事已高的恩格斯仍然很重视研究16世纪德国革命，并念念不忘修改《德国农民战争》。1892年4月，他明确指出：德国的宗教改革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在路德的反教会的号召下，发生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即骑士暴动和伟大的农民战争，但“这两次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不坚决”；从此，“德国在200年中被排除于欧洲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的民族之列”。[6]

1895年8月，恩格斯在伦敦与世长辞了。遗憾的是，他多次表示的修改《德国农民战争》的愿望没有实现。然而，他在许多文章、通信和草稿中表达的光辉思想，将和《德国农民战争》一起，指导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德国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

二、阶级关系与阶级矛盾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德国虽然仍是封建经济占支配地位，但工业、农业和商业进步很快，有些部门达到甚至超过当时西欧先进国家的水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中央政权，分裂割据局面依然如故。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实行帝国改革和强化中央集权的努力，由于遭到诸侯的顽强抵制，最后以失败告终。政治上的分裂割据，以及皇帝、诸侯、骑士和城市之间经常的冲突和战争，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上述情况，在第三章第二节和第七章第二节已有详细的阐述。因此，16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结束分裂割据局面、统一国家，从而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扫清障碍。

在这样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德国宗教改革前夕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显得异常尖锐和复杂。

在封建统治阶级中，诸侯是最有实力的阶层。诸侯，特别是选侯，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收税、铸币、矿山开采、地产买卖和审判权，并且拥有常备军，可以自行宣战、媾和。他们对中央要求分权，对下则实行集权，迫使骑士和城市服从其统治，实际上享有独立国家君主的权力，是德国分裂割据的祸首，也是革命的对象。诸侯由于生活奢侈、宫廷耗费、常备军和政府的巨大支出，迫切需要金钱，于是千方百计地增加赋税和残酷剥削农民。德国的中等贵族几乎绝迹，不是上升为小诸侯，就是下降为骑士。德国的骑士，即低级贵族，与德国的皇权一样日趋没落，大部分靠为诸侯服务维持生活。军事技术的发展、步兵作用的增大、火药武器的改善，使骑士在军事上渐渐变成多余的阶层。骑士生活奢侈，入不敷出，于是拦路抢劫，或巧立名目榨干农民的血汗。一小部分直属帝国的骑士，即帝国骑士，由于其命运与帝国的强弱休戚与共，比较富有民族意识。他们不满诸侯的专权，嫉妒教会的富有，要求驱逐罗马教会势力，结束诸侯的割据，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一国家。骑士的这种主张是积极的，正是16世纪德国革命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然而，骑士主张实行过时的贵族民主制，要求提高骑士地位和保存农奴制度，这些要求又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骑士往往洗劫城市，抢掠商旅，不断与城市发生纠纷。[7]这样，骑士的主张既得不到农民的支持，也不可能得到市民的赞同。骑士只能自己孤军奋战，到头来他们本身也无力把它付诸实施。

僧侣分成两个极不相同的集团。僧侣上层组成贵族集团，包括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及其他高级僧侣。他们是大地主，有的同时也是诸侯。他们除了像贵族和诸侯一样用政治经济手段压迫和剥削人民外，还利用宗教迷信压榨人民，如驱逐出教、朝拜圣徒圣物和贩卖赎罪券等；除剥削一般的地租贡赋外，还抽取什一税。他们奢侈腐朽的生活与满口的仁义道德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是德国各阶级和阶层强烈痛恨的对象。僧侣下层组成平民集团，包括城乡传道士。他们收入微薄，生活困苦，不能分享教会的特权和财产，而与下层群众接触多，许多人还是平民、农民出身，得到群众的同情。许多传道士为农民、平民讲话，参加他们的反封建斗争，有的甚至成为农民运动的宣传家和领袖，为他们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

城市内的阶级关系有很大变化。城市贵族是城市的名门望族和最富有的人家，包括大商人、高利贷者和房产主。他们把持城市政权，控制城市收入，使城市公社的权利不起作用，用各种方法剥削城市劳动人民和属于城市的农民。一旦发生人民起义，他们总是站在诸侯一边，共同镇压起义。市民阶级人数较多，包括富裕的手工业者、商人和新兴的手工工场主，并且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是体现生产和社会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阶级。然而，德国的市民阶级还不够成熟，多数只关心地方利益，强烈反对高级僧侣，要求惩处高级僧侣的**行为、废止其审判权和免税权；只有少数激进分子要求成立“廉俭教会”，实行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唤醒了德国，把市民阶级的地方性反封建斗争推进到民族的规模，并在德国农民战争中进一步提出市民统一国家的明确纲领。正如恩格斯所说：“正如在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从15世纪起，中间阶级的社会和政治作用增长起来了。”[8]因为在德国，城市平民的成分复杂，有破产的师傅和帮工，也有日工、奴仆和无业的流浪者。他们没有财产，没有任何特权，是不属于任何公认等级的下层民众，也是封建行会的没落成分和未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成分的混合物。他们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农民战争爆发前往往追随市民反对派，为几桶葡萄酒就供人驱使，农民战争爆发以后他们积极支持或参加农民战争。在闵采尔直接影响的图林根，平民集团中萌芽的无产阶级成分暂居上风，形成整个农民战争的顶点，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失败了。

农民是人数最多和受苦最深的阶级。诸侯、官吏、贵族、高级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等，整个社会（除平民外）的金字塔都压在农民的头上。本来13、14世纪，德国的农奴制度几乎全部消失，农民事实上成了只缴纳货币地租的自由人。但从15世纪起，羡慕城市贵族豪华生活的西南德意志封建主，开始了对农民新的压迫。他们除向农民勒索货币地租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外，还竭力增加徭役，力图将自由农重新变为依附农，将依附农变成农奴，把公有的马尔克土地变成自己的土地。封建主可以任意**农民及其妻女，施以种种酷刑，如割耳、割鼻、挖眼、斩首、车裂、火焚、四马分尸等。告状是没有用的，法庭上坐的都是贵族、僧侣的人，他们深知拿了钱就该办什么事。15世纪时，德国流行一首名叫《魔网》的民歌，形象地描述了农民的这种惨状：

上帝高居九重天，可怜农民苦无边。

若非地主剥净皮，苦干许能混人间。

耕田、播种、收割忙，惊看来了地方官。

宣布老爷一道令，一切工作扔一边。

立即套马上堡寨，那里有活要你干，

运柴运草运粪便，一车接着一车装。

农活未停犁在田，这和老爷何相干？

农民如果有怨言，皮鞭猛抽脊骨断。[9]

在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中，教会封建主首先是大家痛恨的对象。罗马天主教会是最有势力的大地主，是西欧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又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在这种情况下，“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0]。一切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总是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天主教会，以剥去它那神圣的外衣。德国的特殊之处是：由于政治分裂，罗马天主教会的势力特别大，经济上的搜刮花样翻新，每年从德国劫走大量财富。人称德国是“教皇的奶牛”。马克思说：“宗教改革以前，官方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隶。”[11]在德国，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斗争激发了民族意识，连诸侯也在一定程度上卷入反罗马的斗争中来，使革命时机较早成熟，终于爆发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即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和1524—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

农民是这次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他们肩负着阶级的和民族的使命，英勇奋战，为德国和西欧历史谱写了光辉的新篇章。15世纪末以后，德国的农民起义就此起彼伏。1476年，法兰克尼亚数万农民在吹鼓手汉斯·贝海姆领导下准备起义，不幸事泄。1493年，阿尔萨斯出现农民平民的秘密革命组织“鞋会”。“鞋会”成员的旗帜上画有一只农民穿的鞋，有一根长长的皮带。1502年，天灾歉收，饿殍遍野，斯拜伊尔主教辖区的7000农民宣誓加入“鞋会”，并提出有重大意义的要求，即不向诸侯、贵族、僧侣缴纳各种租税，没收教产分给人民，除罗马皇帝外不承认任何其他君主。只承认皇帝的权力，那就必须消灭诸侯割据、统一国家。这是德国农民第一次提出消灭诸侯割据、建立以皇帝为首的德意志君主国的要求。农民以为统一后的德国应当消灭封建剥削，幻想皇帝能够保护农民的利益。可是，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却残酷迫害参加“鞋会”的农民。参加者本人处死，首领四马分尸，财产没收。尽管如此，农民的上述要求还是一再被提出，直到闵采尔把它变成没收教产、实行财产公有和普通人掌权的共和国。1503年春，在士瓦本的雷姆斯河谷出现另一个农民平民的秘密组织“穷康拉德”。这个组织的旗帜上画着一个跪在耶稣面前的农民，四周写有“穷康拉德”字样，其成员除本地农民外还有逃散的“鞋会”成员。1513年、1514年，“鞋会”和“穷康拉德”在巴登、符腾堡密谋发动新的起义，但被诸侯的联军镇压。跟以往农民起义不同的是，15世纪末以来的德国农民起义提出了很多不再囿于“古法”（即习惯法）范畴的要求，开始寻求“上帝的公道”，体现出“神法”意识。经过宗教改革家的大力阐发，“神法”终于成为德国农民战争的光辉旗帜。当农民的密谋一再失败的时候，马丁·路德在维滕堡发出震撼整个帝国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三、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的开始

市民阶级宗教改革的最先发难者是马丁·路德（1483—1546年）。路德生于萨克森的艾斯莱本。他说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当他20多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已是一个资本家了。1501年4月，路德遵父命进入爱尔福特大学学习，准备攻读法律。这是德国最著名的一所大学，唯名论和人文主义思想十分活跃，还不时有人宣传胡斯的思想，这对路德的影响很大。1505年7月，他没有与父亲商量就加入奥古斯丁修会[12]，很快成为一名神甫。路德是一个虔诚的神甫，天天虔诚地念主祷文，求马利亚和圣安娜[13]保佑，履行圣礼，跪拜圣物，实行斋戒和鞭笞自己，有一次竟倒在地上失去知觉。1508年，路德被修会派往维滕堡修道院工作，并在与修会关系十分密切的维滕堡大学讲授哲学。一年后，他对僧侣的修道生活感到失望，觉得那一套“毫无裨益”，他“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日日夜夜只有悲痛和失望”。1510年10月，路德因公去罗马，亲眼看到罗马教廷的腐败，决心从事改革。1512年10月，路德升任神学博士，并兼维滕堡大学神学教授，后又任图林根和迈森教区的副主教。他在讲授《圣经》的过程中，至迟到1515年年底，已从保罗的“因信称义说”中得出“唯信称义”思想，基本完成了向新教观点的转变。[14]路德讲的“信”不仅是一种认识形式，如相信上帝讲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是指完全而充分地信赖上帝，自信能与上帝交往，不再需要中间人了。这样一来，以教皇为首的教阶制和复杂的圣礼一下子变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并且人与上帝之间不再是执法官与罪人的关系，而是拯救与被救的关系。路德把刚刚问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运用到宗教上，发展了市民阶级建立廉俭教会的要求，为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1517年10月，教皇利奥十世派特使去德国兜售“赎罪券”，说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币一敲响钱柜，罪人的灵魂就立刻从炼狱跳上天堂。[15]这种敲诈勒索的伎俩，使本来已十分痛恨罗马教廷的德国人终于怒吼起来了。1517年10月31日中午，路德把他的《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滕堡万圣教堂的大门上，要求公开辩论赎罪券问题，同时把论纲送给美因茨大主教和勃兰登堡、梅泽堡等地的主教。他大胆地指出：当金钱投入钱柜叮当作响时，增加的只是贪婪爱财的欲望，所以出卖赎罪券是“欺骗”“捏造”，“宣传的不是基督教的道理”。路德接着说：信徒得救一不靠教皇，二不靠圣礼，也不靠什么功库，只有靠终生“悔改”（即信仰上帝，与上帝直接交往）才是唯一的正道。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与天主教的传统说法截然相反，是对教皇和天主教会的沉重打击，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九十五条论纲》没有公开反对教皇，佯装教皇不知道发售赎罪券一事，甚至承认如果自愿购买赎罪券还是有用的。论纲不谈社会政治问题，更是重大缺陷。然而，在德国人民普遍不满的情况下，论纲像火花落入火药桶里那样立刻点燃起燎原大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卷入运动里来了。农民和平民把路德的反教会号召看成是起义的信号，认为与一切压迫者算账的时候到了。农民起义连年不断。市民和骑士希望打破罗马教会的统治，结束诸侯的分裂割据，统一国家。一部分诸侯想没收教产、从中渔利。此时此地的马丁·路德是在人民支持下站在时代前列同敌人战斗的巨人，是德国各反对派大团结的核心和代表。《九十五条论纲》实际上是大家的共同纲领。出乎路德的意料，用拉丁文写的论纲竟被译成人人都懂的德文。人们争相传抄，论纲两星期内传遍德国，四星期内飞传基督教世界，好像是天使在传送一样。斯特拉斯堡市民激动得把《九十五条论纲》贴在每座教堂和每户人家的大门上，以资庆祝。

随着论纲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罗马教廷的忧虑与日俱增。御用文人出来反驳了，叫嚷路德是异端，要烧死他。路德对攻击做了回答，并于1518年5月上书教皇表示不能承认错误。接着，教皇传路德来罗马受审，交替使用软硬两种手段强迫路德承认错误。1519年1月，路德再次写信给教皇，表示“决不能有承认错误的闪念”。1519年6月底到7月中旬，教皇代表同路德及其支持者在莱比锡举行辩论会，企图引诱路德上当，承认自己是异端分子。这次辩论使以赎罪券为突破口的争论，深入教皇权这个核心问题上来。路德第一次公开说罗马教皇权是人为的或帝王任命的，不是神授的，不是教皇而是耶稣奠定了教会的基础，人们不服从教皇仍然是好基督教徒。他还不怕孤立，大义凛然地公开为胡斯翻案，说宗教会议和教皇并非一贯正确，也会犯错误，而被视为异端的人则可能手里掌握着真理，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从此，路德被称为“萨克森的胡斯”。这两个问题事关重大，为与教皇分手做好了舆论准备。路德的英勇斗争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热情地称赞他是“天使的化身”“基督教世界之花”和“神学家中的凤凰”。路德著作的销售量猛增，他的思想家喻户晓。

四、五篇宗教改革名著

1520年是路德著述最多的一年。他发表了《论善功》《罗马教皇权》《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5篇名著，用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和犀利的笔锋，痛斥教皇制和罗马教会，无拘无束地阐述自己的主张。

1520年上半年，路德曾设想用暴力反抗罗马教廷。2月，他在给朋友信里说：不能“想象福音事业能够没有骚乱、攻击和暴动而前进。你不能总是把剑铸成笔，也不能总是化干戈为玉帛。上帝之道就是一把剑，就是战争、破坏、攻击、毁灭和毒药”[16]。5月，他号召人们“运用百般武器”讨伐教皇、红衣主教等“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这话说得多好啊！可惜好景不长，到6月初他就改弦易辙，把刚讲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1520年5月，路德出版了《论善功》。他说善功是根据信产生的行动，没有信就没有善功，从而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与天主教划清了界限。他认为，不能认为善功只是祈祷、斋戒、施舍，经商、交往、吃喝、睡觉、喝酒、头上擦油、与爱妻度日也都是善功。寥寥数笔，勾画出一幅适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宗教的轮廓。路德还要求减少宗教节日、增加劳动时间，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的普遍要求。

1520年6月，路德出版《罗马教皇权》。他首先指出：罗马教皇权不是神授的，是人为的；它坏事做尽，却从来没干一点好事；反对它不仅不是异端分子，而且是好基督教徒。他接着说：罗马教皇、红衣主教、教堂都与教会没有必然联系，是否是真正的教会关键在有无真正的信仰，而这个教会的头只能是基督。这些思想对反对教皇权有重大意义。他最后号召诸侯和贵族把罗马来的恶棍驱逐出境，实际上发出了讨伐罗马教廷的战斗檄文。